卢甫圣著《中国书法史观》已于近期出版。比起专业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来，卢先生作为一位优秀的书画家、美术史论家，我认为他对于中国书法史的阐释，更有新的思考和定位。

　　整本书的字数不过10万字，内容也只是书法纲要，却称得上体大思深。卢甫圣先生整合了多学科的知识，以富有思辨性的文笔，提纲挈领地处理了书法史上一些疑难性的关键问题。书中不少章节，读后都有令人豁然开朗之感。

　　本书的写法也是一奇。每一章的正文都是书法纲要，简洁明了。而对于观点的具体论证，则放在注释里进行，以至于有的注释长达3000余字。这样就形成了注释字数远多于正文的奇特文本。

　　在自序中，作者说：“本书的存在意义，主要为提示视角而非提供视野……”所以，我们看到书中每一章都以专题的形式展开。由于有明确的研究视角，也就容易发现以往书法史写作中的弊端。在第三章谈碑帖时作者指出：“以往人们常为南朝也出现与北朝风格相似的南碑比如《爨宝子碑》《爨龙颜碑》而迷惑不解，其实也正是因为它们同出于未曾掌握‘二王’新体的工匠之手。至于欧、褚、颜、柳等唐人楷书多能从北魏楷书中找到风格渊源，则更说明惯常书史叙事的明显缺失之一，是文人清流书法对庶众书法的遮蔽。”

　　本书不局限于具体书家和作品，而更关注书法作为社会文化生态存在的意义。

　　既然书法自诞生起就以中国文字为依托，决定了它的发展无论如何扩张，都不可能完全自我放飞。作者在第四章的注释中指出：“书法必须生活在用与美的适当张力中，任何越出张力的尝试，只能是书将不书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看待颜真卿的《干禄字书》，看待颜真卿的楷书和行草书，才会稍稍接近真实的书法史。”

　　为什么古代书家很少专门追求为书法而书法？我觉得这段论述，值得所有书法史研究者深长思之。

　　通行书法史著中每采用“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的提法，沿袭已久，习焉不察。对于这一概念化的以论带史的做法，本书在第四、第五章的多处做了清理工作。比如第四章指出其不合乎史实之处：“即便仅以楷书论，也有像颜真卿这样意胜于法的例外情况，至于与唐楷共领风骚的唐代狂草，则更是尚意的典型，宋人无法望其项背。”

　　在第五章的注释1和注释12中，作者对于“意”和“韵”的含义，又有详细的分析和论证，尤以注释12更为深入。作者指出：“由于‘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之说对近现代书法知识结构影响很大，在有利于快餐化普及的同时，也带来诸多偏颇或误读的麻烦，因此就不得不从晋人与宋人的不同语义学背景说起……”

　　这条注释应该是书中最长的注释了。结论是：“正是宋人志与行的错位，在文不失质、华不掩实、无为而为、自然率真的晋书映照下，宋人意识中的‘韵’就被顺理成章地解读为明清人意识中的‘意’，‘宋尚意’‘晋尚韵’的书史观感，因此油然而生。”

　　解决这一问题后，作者忍不住感慨说“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在兹，唯在兹”，一时颇有庖丁解牛之后提刀四顾的踌躇满志之感。

　　美术史、社会史、美学、哲学等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引入，使得本书内容摇曳生姿，精彩的论述随处可见，比如关于画家书法的讨论等。而关于禅学影响书法的一面，尤其值得一说。

　　第四章、第五章都提到唐代后禅宗对艺术发展的影响，这个解释框架的提出，解决了以往除怀素之外无法定位的高闲、亚栖等唐代禅僧草书群体出现的现象。并往下延伸至宋，认为尚意书风的出现或与禅宗美学有关。我认为无论是美术史还是书法史研究，这方面都大有可为。比如书中反复提到的苏轼，其艺术思想中受禅学影响的一面，目前学界的研究挖掘并不够。在南宋雷庵正受《嘉泰普灯录》（卷二十三），以及《五灯会元》（卷十七）等禅宗的灯录里，苏轼都被列入临济宗黄龙派，属于庐山东林寺常总禅师的法嗣。那么他的艺术思想尤其是书学思想里“自出新意，不践古人”之类的观念，是否有临济宗“呵佛骂祖”类宗风的影响，似应有重新检视的必要。

　　书法史应该怎么写？在学术发展日益繁荣的今天，走多学科合作、交叉之路是必然的。比起美术史研究在国内的蓬勃兴起，书法史的研究和书法通史的写作，多年来并无大的突破。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美术史研究在史料考证的基础上，转换研究观念，吸收了社会史、图像学、形式分析甚至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开拓了研究的新局面。而书法史的研究，相比之下显得抱残守缺，乏善可陈。由于古代书法是比绘画成熟更早的艺术形式，应用范围遍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甚至百姓日用而不知。书法作品因而渗透着书家的全部内心生活，研究书法史也可以研究笔迹和文本所承载的人的思想史、情感史。书法史的研究不应只满足于研究风格史、技术史等方面，而是要在更广阔的书法社会史基础上去理解书法。

　　《中国书法史观》以宏阔的文化视野、精辟的文化思辨向我们昭示了，书法史研究者只有走出孤芳自赏的小圈子，投入艺术人文学科甚至更大的文化圈中去，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