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弹曾经是一门广泛流行于沪苏浙的地方曲艺，最鼎盛的时期，苏州、上海、无锡、常熟等重要的“书码头”，城里几乎每时每刻、无处不闻三弦琵琶，城外的广大乡村，也是隔不上三五里便有一个“桥庙村浜”的小码头。无论是苏州“煲茶馆”的习惯，还是上海的“捧角”热，星罗棋布的书场、闲时听书的雅趣、迎来送往的场方，养活了成千上万的评弹艺人，也造就了传承不绝、流派纷呈的评弹艺术。

　　评弹艺术的传承，既是人的传承，艺的传承，亦是“书”的传承。评弹的“书”是“活”的，是一代一代的艺人在粗糙的脚本、前人的经验基础上慢慢打磨、加工出来的，是在每一场表演、每一次反思中融入自己的生活体验、不断丰富出来的，是艺徒学艺时的“口传心授”“盖帽子”“滚码头”，一点一点学出来的。所以评弹的“书”，即使是同一个故事，但每一个艺人、每一次演出都不相同，时间、空间、受众都会影响书目的细节增减、演出的效果变化，这正是评弹艺术的生命力所在。人的传承与书的传承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评弹艺术的两大载体。评弹艺术，既活在艺人的说噱弹唱、琵琶醒木中，也活在粗糙的脚本、艺人的心中丘壑里。如果把人的传承喻为传“火”，那书就是传火的“薪”，传书如传“薪”，无薪火自熄，无薪火不燃。人与书的共同传承让评弹艺术充满活力，一部传承百年的老书始终能焕发新的生机，不因时光流逝而离去，反而充满了岁月沉淀的魅力。

　　如今的评弹表演与从前差别巨大，评弹虽然还在传承，但从前的长篇“书”渐渐地听不见了。在江南的古镇里，或者讲究江南韵味的饭店，我经常能听到一声声“香莲碧水动风凉……”清脆的琵琶叮咚声或出自女艺人婉转的歌喉，或出自大堂一角的留声机。在专门的戏院、剧场中，看到台上依然有醒木，舞台在灯光的映射下美轮美奂，女艺人的旗袍、妆发越发精致，“书”却渐渐短了、少了。小书场中虽然还有长篇的表演，但当听众三三两两地围坐在四方桌边，放眼望去尽是白发苍苍，就像那些逐渐消失在书台上的老长篇，感觉就要被时代留在过去了一样。

　　评弹传承至今，虽然名列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设有专门的学校、各级职业院团、社区书场，以保障整个评弹生存生态的完整，每年还有各种艺术节、比赛鼓励出人才、出作品，但都不难看出评弹所代表的传统曲艺显现的颓势，最典型的就是“书”的传承有明显的断裂。我在公开场合的评弹演出中看到最多的是开篇、唱篇演唱，然后是中篇和长篇选回，过去艺人登台开说两三个月还说不完一个故事的模式，固然不适合当下的时代节奏，但这些不能代表评弹。评弹的活力必然只存在于长篇之中，长篇决定了评弹之所以是评弹，它是一门说话的、讲故事的艺术。

　　越研究这门曲艺，越觉出它的珍贵，却也只能无奈地看着曾经的“书”只能活在纸上、唱片和电视节目的录像带里。以前我会想，被固定到出版物和音像制品中的评弹长篇是否失去了它的活力？毕竟“长篇”早就不再是一个固定的故事，各家各派都有着自己的风格，它是艺人、听众、市场共同创作出来的特殊作品。我在整理《三国》时便发现，师祖唐耿良的《三国》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基础上增加了非常多的细节和分支情节，在人物、环境、事件等元素上也增加了很多描写，这使得评弹《三国》有了自己独特且细腻的魅力，而且在翻阅过1988年师祖整理出版的《三国群英会》后，也会发现录音版和《三国群英会》是有差别的，可见唐耿良的《三国》也是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在市场中根据听众反映逐渐丰富发展起来的。那么当这样一部“活”的故事被整理出版、录音录像时，这些记录载体都只能留存它一个瞬间的剪影，从这个角度看，不能在书台上时时欣赏，实为缺憾。

　　但对于评弹传承出现断裂、演艺市场日趋低迷的今天，留存演出整理本和录音录像就显得十分重要且紧急了。师祖成名于新中国成立前，曾是蜚声上海的“七煞档”之一，他的《三国》曾是众多评弹迷心目中的经典，惜乎始终未能有传承衣钵的弟子，唯有一女弟子黄鹤英老师后来也改习他业，未能在评弹道路上继续前进，不得不说是一大憾事。他的《三国》在“人”的传承上已然断裂了，此时“书”的传承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一点，许多评弹界人士都有共识，即使一时没有传人，也没有市场，但只要故事留下来了，就留下了评弹传承的“薪”，只要有心人愿意重新捡起来，这些老故事就能重新“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