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深刻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并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进一步深入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并贯彻落实到上海文艺评论工作的方方面面，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与“上海文联”微信公众号联合推出“文艺评论与五个突出特性”系列笔谈会，上海一批文艺家、评论家将围绕这一主题，从文艺评论的角度出发，聚焦上海的文艺发展，探讨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作用于新时代中国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

　　创新是文艺创作获得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张立行

　　(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文汇报创意策划总监）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其中谈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我对此感受尤深。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新、创造自己的文明；中华文明在继承与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为中国文艺种下创新创造的强大基因。

　　我一直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江南水乡题材的美术创作，认为江南水乡题材的美术创作特别是中国画创作的发展进程，是对“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的充分彰显和鲜明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现实图景发生巨大变化，视觉图形理应与时俱进。本来，江南水乡不仅是传统文人画家表现自我、抒写胸臆的寄托，也是他们表现时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对象。新中国成立后的江南水乡，到处可见的水利建设、农业生产、新人新风等，就成了当时国画家的新的重要题材，“新国画”应运而生。这些作品所进行的现实转换，不仅体现为描绘了传统中国画没有表现的题材上，更体现在中国画家的入世心理与现实情感的表达上。这些作品唤起的境界是崭新的社会风貌，境界的转换无疑引发并促成了笔墨语言的重新整合与新的生机的注入。

　　当时，中国画家中大兴“写生”之风，提倡“画山水必须画真山水”，这对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传统走来的中国画家，把写生当成了创新的试验田，一系列新的课题出现了：写生如何与传统笔墨对接、新的时代风貌如何与程式化的山水画相融合、写生如何改造中国山水画……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来自江南水乡生活的中国画作品没有排斥与传统的联系，恰恰相反，这些作品依靠这样的关系在新与旧之间架构了沟通的桥梁，将现实的感受和传统的笔墨结合起来，呈现出“新”的社会意义。

　　钱松嵒20世纪60年代所作的国画《常熟田》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作品描绘的是传统中国山水画从未表现过的当代江南农村场景，与传统文人画不同的是，没有了萧寒、超脱、不食人间烟火的古意，有的是生机勃勃的新世界。此画是钱松嵒赴常熟虞山写生，亲眼目睹常熟农田当时繁荣新景象后有感而作的。江南农村少山，多的是平畴千里的水田。如何能在画面上让平坦的水田获得一种不凡的气势？钱松嵒采用了鸟瞰式和满构图的方法。他谈起此画的创作时说，自己不仅在常熟西门外虞山有了“下瞰”的真切体验，更联想到了宜兴、无锡等地构成的“江南田”的总印象。钱松嵒在画上题字：“常熟县境，平畴万顷，岁岁丰收，真乃名实相符。”过去有幅对联说，“司空常熟天下荒”。新中国成立后，年年“常熟”，这既是钱松嵒对江南农田繁荣景象的歌颂，也寄寓了他对农业年年丰收的美好祝愿。可以说，他的这幅《常熟田》出色地回应了新的时代对艺术家提出的新课题，在江南水乡题材国画创作上获得了创新性的突破。

　　与此相类的还有陆俨少、唐云、伍蠡甫、张守成等在20世纪50年代深入生活后合作的《新安江》长卷。该作也是当时直接、全景式地反映江南新安江水库建设的风貌和当时集体创作的新成果。

　　当然，时代不同了，艺术家对于同样题材的处理也会发生变化。不久前上海中国画院组织画师重回新安江水库，两位女画家鲍莺、万芾与前辈的艺术呈现就完全不同，进行了创新性的艺术处理。鲍莺画的新安江水库，画面近景主体是簇拥的花草，新安江水库则作为远远的、朦胧的背景，让我们联想到时间年月的更迭。而万芾则在三分之二的画面上，突出描绘了10只竞飞的白鹭，而将山峦环抱中的新安江水库做了虚化的处理，颇具江南特有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