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深刻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并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进一步深入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并贯彻落实到上海文艺评论工作的方方面面，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与“上海文联”微信公众号联合推出“文艺评论与五个突出特性”系列笔谈会，上海一批文艺家、评论家将围绕这一主题，从文艺评论的角度出发，聚焦上海的文艺发展，探讨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作用于新时代中国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

　　富有包容性的文化是最有生命力的

　　关于文化“包容性的”几点浅见

　　毛时安

　　（中国评协原副主席）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6月2日在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后，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讲话内容很丰富。回忆了他当年作为一个下乡知青如饥似渴阅读文学接受传统文化熏陶，作为地方领导关心文化建设的经历。他一口气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重要元素，并特别指出，这些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习近平在谈党史时，也曾引用“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我想结合大家知道的历史，就包容性谈一点个人理解的浅见。

　　所谓包容性，在我看来，就是对不同看法、说法、学说、思想的存在的合理性的认同和接纳。包容的前提是“不同”，没有“不同”，无需包容。只有一种声音，既不需要包容性，也不存在包容性。包容性就是七嘴八舌的“群言堂”，就是文化上必须坚持共产党一贯主张没有改变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文化、学术、思想繁荣的大计方针。以戏曲而言，如果不是袁雪芬发起越剧改革，向话剧和昆曲两个奶娘吸取营养，怎么会有日后《梁山伯与祝英台》《祥林嫂》《西厢记》《红楼梦》和现代越剧的繁荣？海派京剧如果不是吸收现代科技的舞美灯光和现代的表演方式，周信芳如何成为与梅兰芳并驾齐驱的京剧大师，海派京剧怎么成就与京派的双峰并峙呢？

　　以先秦来说，儒家追求积极的“有为”“入世”，道家倾向消极的“无为”“出世”。实际上观点是对立的。儒道互补，是李泽厚从《易经》那里生发出来的后人的理解。但两家并没有争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也没有互相“拉黑朋友圈”。相反，年轻的孔子还不耻问道于年长的老子。我们的先哲则合二为一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包容性，就是孔子向往的社会和文化理想的“和而不同”：既有“不同”个体、声音和见解并存的生动活泼，又有大家相互理解、彼此交流、求同存异的“和”谐。用现代术语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平等”。几年前，习近平去曲阜，高度评价孔子和儒家学说。孔子说得好，“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社会和文化，追求的是个性、想法熙熙攘攘的“不同”而形成的生动活泼“和”谐相处的大的文化生态。相反，“小人”文化，“小人”社会表面和细微末节上完全相“同”，背后却各怀鬼胎，蝇营狗苟，相互倾扎，并不“和”睦“和“谐”，也就是君子大和而小不同，小人小同而大不和。包容性，就是建设君子文化，杜绝小人文化。文化的不同，有内部的异质，也有外来的异己。内部的异质，如戏剧中剧种，绘画各种门类，还有对同一艺术作品的不同看法，不同评价。外来的文化不是本土生长的，大都是他者的、异己的。包容性，就是不简单粗暴的排他，而是宽容的接纳，理性的分析，在做取舍。

　　包容性是建立在真正文化自信基座上的文化气度和胸怀。说到中国历史，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盛世气象，就来自文化的包容性。特别是从长安出发的古丝绸之路，孤独的驼队，漫漫的长路，送给西方多少中国文化，又带来多少西亚、欧洲的文化。今天中国的民族音乐，也称国乐，但我们很难想象，民乐主奏的拉弦乐器二胡、弹拨乐器扬琴、月琴、柳琴、琵琶……绝大部分主奏乐器都是“外来户”。而我们原有的高山流水的古琴、滥竽充数的竽和钟磬，都渐渐变成了非主奏的色彩性乐器。我们的古体诗原来没有严格的音韵格律，因为梵文音律的影响，最终完成了从古体诗向近体诗的转折。东西方文化在大汉大唐长安的交汇，对于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不少我们熟悉的词牌，如《菩萨蛮》等，也带着外来文化的印记。而敦煌石窟和新疆石窟、壁画和经卷，更是保留了大量外来文化以及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融的痕迹，直到今天。可以说，没有文化的包容性，就没有我们今天引以为自豪的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内部，则有汉民族和各兄弟少数民族之间彼此的包容、交流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共同体。

　　包容性，不是简单的对异己的外来文化的生吞活剥，照单全收，更不是盲目崇拜，而是立足本我，吸收、消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变他者的有一定异己成分的文化成为自我文化有益的一部分。如佛教，从两汉由古印度传入中国，又有玄奘西天取经，最终内化为中国佛教，内化为有中国特色的禅宗，而且广泛传播到东瀛。同样，西域传入的是“曲项”琵琶，汉化后成了今天我们常见的直项琵琶。西方最古老的弹拨乐器，没有“品”，但汉化后，琵琶借鉴箜篌设了“品”，音准就更平均（见黄翔鹏《中国古代音乐史》）。现代汉语和古汉语的许多习以为常天天挂在嘴边的常用词汇都来自于翻译后的外来文化，如“觉悟”“干部”等等，渐次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包容性是一个民族文化活力的来源。没有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源源不断融化的冰雪，哪有长江黄河洪流滚滚的一路向东奔向大海的壮观气象？包容性，就是长江黄河源头无数涓涓细流的星宿海，是包容细流赋予了长江黄河“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活力，有容乃大。现代系统论结构主义认为，一个系统（结构）的活力来自它的开放，来自和外界的不断交换。记得年轻时读过一则克雷洛夫寓言《池子与河流》。说的是，池塘安逸舒服地享受自己没有外界干扰的小日子，嘲笑河流载着沉重的大小舟船长长的木筏，每天忙碌不停地流淌。若干年后，河流长流不息，池塘却淤塞、湮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一条生生不息川流在人类文化版图上永载史册的大河。诚如“河流”说的那样，“这就使我受到尊敬，光荣无比。也许，我将永远奔流不息”。

　　包容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规律，事物矛盾的对立统一的体现。包容性的核心是如何对待不同的想法、见解、理念和理论。每一个人，出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文化背景，甚至相关利益，对同一个对象有不同看法、发出相异的声音是完全正常的。有包容，才有文化、思想的丰富、活跃、浩瀚。

　　习近平谈到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我看来，这“五性”不是机械、割裂的单体，是一个相互影响、彼此关联的有机整体。文化的包容需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并且创造新的文化形态、种类、样式。包容需要创新。立足本土、和而不同的包容，特别是“书同文”的文字，确保了文化整体的统一性。也正因为包容性的强大文化活力，是中华文化拥有了几千年未曾中断的连续性。包容性不主张文化上唯我独尊、非此即彼、非友即敌、你死我活的好战，动不动就穷兵黩武，而是共存、互补、双赢。而且自信文化的力量足以感染感化他者，这就是和平性。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盛唐时期来自日本的遣唐使和鉴真和尚对日本文化、宗教、建筑、园林的深刻影响。富于包容性的文化是最有生命力，满怀和平性的文化是最有力的文化。总之，连续性、统一性是中华文化的外在表现，而创新性、包容性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动力，和平性既是外在表现，又是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