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上海，兴业路上那座青砖白缝的石库门房子，便是她呱呱坠地的产房。同时，这座光荣之城也是党创建过程的中心，以及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早期指挥中心。

　　遍布全城的丰厚红色资源是最好的历史见证。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市有红色革命旧址220余处、红色革命遗址260余处、红色革命纪念设施110余处，它们已融入上海城市血脉，铸造了上海城市精神的红色之魂。对于身处这座城市的市民游客来说，感悟跨越百年的初心传承，这十大红色地标不得不去，它们对了解、认识党在上海酝酿、创建和早期发展历史十分必要，串联起来堪称一条革命火种薪火相传的朝圣之路。

　　其中，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见证了党酝酿建立的过程。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二大会址、中共四大纪念馆展现了党从诞生到逐渐发展壮大的奋斗历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1928—1931年）体现了上海作为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早期指挥中心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旧址、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力证了许多党的早期领导人、仁人志士都曾在上海工作、战斗过，挥洒热血奉献生命。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见证党酝酿建立的过程

　　南昌路100弄2号，一栋砖木结构旧式石库门住宅看似普通，却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酝酿建立的过程，既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也是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地和一大后中共中央局办公地，还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校对和策划出版之处。

　　1920年春，《新青年》编辑部随同陈独秀来沪迁入老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里先后聚集了一批新文化运动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

　　同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此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当时名为“社会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草拟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8月，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议决定，改名为“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致函各地，建议“组织支部”。1921年6月初，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推动下，经陈独秀、李大钊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7月中共一大后，此地成为中共中央局办公地。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创建中国首个青年团组织

　　有人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比作中国共产党的“胚胎”，它为党的最终诞生奠定了组织基础。史料证明，在其积极指导下，各地建党工作有序开展，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相继建立，有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位于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是有力的证明。1920年8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俞秀松等8名青年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出于创建先进政党、从事革命实践的需要，1920年9月，新渔阳里6号挂出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牌。其实，这是党开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用学外国语掩护革命活动。

　　在如今的新渔阳里6号，仍保留着百年前的场景：一楼厢房排着长凳和课桌，挂着黑板，当年，10多平方米的教室内，最多时要挤进50余人。

　　当时，学员主要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或青年团推荐。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在渔阳里学习生活了八个月之后，他经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介绍启程赴俄，辗转到莫斯科学习，在那里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春天，先后有30多名学员分三批去莫斯科，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国革命的骨干。

　　中共一大会址——翻开中国历史开天辟地一页

　　1921年7月23日，平均年龄28岁的十余位代表从各地来到上海，与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走入望志路上的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翻开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崭新一页。

　　中共一大会址，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住宅。尽管是在法租界，但危险仍然时时存在。7月30日晚，第六次会议正在进行，突然，一个穿灰色竹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朝室内东张西望，代表们问他干什么，他含糊其辞，之后匆忙离去。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机立断：此人一定是“包打听”。于是，众人迅速收拾文件，从前门分散而走，仅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二人。一刻钟不到，法租界巡捕房警车开来，严密搜查两个小时，并对二人详加盘问。此后，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提议下，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宣告党的正式诞生。

　　中共二大会址——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诞生地

　　中共二大为期八天，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共召开了三次全体会议，诞生了多个“第一”，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大法——第一部正式的党章。二大和一大一起，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

　　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会址位于上海市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即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的寓所。附近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平民女校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等党的机关又便于召开小组会议。李达的寓所处于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汇处，军阀当局又不便于公开到租界里行动，所以比较安全。同时，这里也是中共在上海的尚未暴露的联络站。李达曾经在辅德里625号主编《共产党》月刊和出版马列主义丛书，作为中央局宣传处的通讯处，各地组织的文件都寄到这里，各地同志的接洽也先到这里。

　　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时，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抱着孩子在门口放哨，12名党代表热烈地讨论了中国的时局及对策。为了安全，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且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目前的资料显示，第二次全体会议和第三次全体会议的会址仍待考证。

　　中共四大纪念馆——炸不毁的精神丰碑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1月11日在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召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确立了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党的组织、执行使党群众化的组织路线。据记载，当年中共四大是以英文补习班的名义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扮演的是英语老师的角色。

　　中共四大通过了14个文件。这次大会后，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功实现了从宣传小团体到群众性政党的伟大跨越。据统计，至1925年10月短短数月间，党员由中共四大时的900多人发展到3000人。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时，更是发展到57967人。特别是中共四大明确把“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

　　中共四大会址原为砖木结构假三层石库门民居，当年的建筑毁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经多方协调和考虑，上海决定在四川北路和东宝兴路口的四川北路绿地公园建立中共四大纪念馆。2012年9月7日，中共四大纪念馆正式开馆。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摇篮

　　上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的中心，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亦长期驻扎上海。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革命根据地的12年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除三次短暂迁离外，一直都设在上海。据目前掌握的史料，中央早期在上海的各类机关重要旧址有26处。

　　以位于成都北路893弄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为例，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也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摇篮。1921年8月11日，党中央建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设在上海，并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选址颇有讲究。晚清上海开埠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初，申城工人总数已逾51.3万人，其中产业工人超过18万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并形成了五大工业区。那时，上海北成都路、新闸路一带，正位于五大工业区居中位置，是申城缫丝厂分布最密集的地方，而缫丝业则是申城工人数量最多的支柱产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沪出版了《劳动周刊》。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1928—1931年）——中共中央在沪使用最久机关

　　在上海闹市区的云南中路上，有一排坐西朝东钢筋水泥结构的两层沿街楼房。90多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就设在此，这是目前所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机关旧址。

　　1927年4月，因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机关暂移武汉。同年秋，由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

　　当年，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台，每天观众熙熙攘攘。其隔壁即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房子内侧的房门与天蟾舞台的楼梯相通，人员可随时从天蟾舞台撤离。

　　由于保密措施严密，在白色恐怖中，党在这处秘密机关开展了大量工作。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维汉回忆：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达开会的房间。1928年至1931年，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瞿秋白等在此工作，政治局很多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共计发出百余份文件，指导全国革命开展。

　　上海毛泽东旧居——毛泽东在沪时间最长的居所

　　据史料记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多次到上海。位于茂名北路120弄的上海毛泽东旧居是他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居所。1924年，刚刚在党的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毛泽东来到上海，参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其间，他与夫人杨开慧，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及岳母向振熙老人一家5口寓居于此。

　　在甲秀里的这段日子，是毛泽东难得共享天伦之乐的温馨时光。当时，杨开慧带着两岁的岸英、刚出生不久的岸青来到上海。除了料理家务，帮助毛泽东誊写文书外，杨开慧还经常前往小沙渡工人夜校为工人们讲课。

　　陈列馆展出了这个家庭留下的唯一一张“全家福”，它被称为“不完美的完美全家福”。说它“不完美”，是因为其中没有毛泽东的身影，那是因为当时中共中央有严格的纪律要求，禁止重要人物拍照，所以毛泽东最终没有入镜；说它“完美”，是因为这张照片完美诠释了一个共产党人严格遵守党的规章制度，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旧址——打响看不见硝烟的战斗

　　70多年前的思南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在此打响。1946年5月，根据“双十”协定，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谈判。6月，中共代表团决定在上海思南路107号设立办事处，但国民党当局不允许挂“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牌子。董必武当即决定，不让挂牌子，就管它叫“周公馆”。

　　这是一幢建于1921年的欧洲近代独立式花园洋房，一楼为汽车间、厨房、传达室及工勤人员宿舍，二楼是会客室和周恩来的工作室兼卧室，三楼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四楼是集体宿舍和董必武等的工作室兼卧室。

　　自从办事处设立后，周公馆附近突然热闹起来了。周公馆马路对面摆了个从不见有人光顾的皮鞋修理摊。一些拉三轮的，装作候客总停在门口……

　　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和中统局也在周公馆马路对面的思南路98号（今思南路70号）妇孺医院内设立了秘密监视点。

　　周恩来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们在这种非常险恶、个人安全没有保障的环境下，始终泰然处之，把生死置之度外，坚定沉着地坚持斗争，直至1947年3月5日全部安全撤离。

　　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缩影

　　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由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部分遗址组成，主要有看守所和龙华革命烈士就义地两部分。在中国革命早期，龙华监狱（包括枫林桥监狱）关押和牺牲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171名中央委员中有42位牺牲，其中在龙华牺牲的就有7位；10位中央监察委委员中有8位牺牲，4位血洒龙华。由此可见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在中国共产党奋斗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1927年至1937年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期间，这里的看守所遇重要革命时期和重大事件时，常人满为患，不得不转押枫林桥临时监狱和漕河泾监狱。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17日至21日，部分与会成员在东方旅社、中山旅社等10处地点遭巡捕房逮捕，共有我党重要干部、“左联”作家和革命群众30多人。24日，他们被转至司令部看守所。2月7日晚，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24人怒吼着出了牢房，昂扬地走过小桥，被秘密枪杀于龙华刑场。鲁迅为此作了《无题》诗和《为了忘却的记念》，史称“龙华二十四烈士”。

　　可以说，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见证了爱国人士的铮铮铁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