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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教育这个“前哨”上——专访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
2021年02月05日 11:07

  2月7日,上戏实验剧院将上演大型原创话剧《前哨》,文学博士黄昌勇首次担任编剧。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也是社会的“前哨”。对于艺术教育,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也不乏思考。

  黄昌勇

  1966年出生,河南潢川人,文学博士,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中国剧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全球城市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上海戏剧学院全球城市(上海)文化观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

  不曾忘却的纪念

  《前哨》被设定在2020年。

  一所艺术大学内,两位导演系研究生正在导师的指导下,排演一部写于30年前却未完成的剧本,力图再现左联五烈士的故事。

  随着师生之间的交流不断推进,两位年轻人更加理解了90年前五位青年作家的人生选择,也解开了30年前剧本为何未能完成这一悬念。

  嵌套式的戏中戏结构,为观众搭建起三个可以互相穿越、互相理解的时空:“90年前,他们不肯顺流而下,用青春和信仰去解时代的镣铐。90年后,我们追踪他们用鲜血拓下的足印,以初心召唤未来的征途。”

  解放周末:您是文学博士,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志业,2010年到上戏工作后,转入城市文化、文化产业、艺术管理等领域的研究。真正作为一名编剧来写剧本,还是头一回吧?您是怎么会想到要写这个剧本的?

  黄昌勇:《前哨》这个话剧的由来说起来复杂,实际上又很简单。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硕士,跟随导师郑择魁先生研究30年代的左翼文学。1991年,我来到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间接到硕士生导师的一个任务:为左联五烈士写一部评传。为此,要把导师郑择魁、师兄彭耀春和我自己关于左联五烈士的研究成果全部汇集起来,由我执笔。

  当时,为了写这部评传,我把五位作家的家乡都跑了一遍,能采访、调查的都采访、调查了,做了很多工作。正是因为这段经历,我对五烈士的生平事迹、文学成就等都非常熟悉。

  2010年我到上戏工作,虽然早年对戏剧的接触更多停留在文本,但到了上戏之后,就不能不关注舞台艺术。我看了很多戏,也陆续看了二十多部中外关于编剧的书,还翻了不少剧本,有了些积累。两年前,我萌生了把五烈士的故事搬上话剧舞台的想法。

  解放周末:据说,听说您准备写剧本后,来劝的朋友挺多?

  黄昌勇:是的。就连最好的朋友都来劝我:别冒这个险,写砸了怎么办?还有人说,你弄个大纲,找专业的编剧来合作。提各种建议的都有。但我还是觉得非得自己写,不写不行。

  去年1月13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夕,我们成立了剧本创意团队,开始讨论大纲,3个月左右时间,前后6稿。等到7月下旬,我一个人到苏州闭关了两周,每天写12个小时,一鼓作气完成了两万多字的第一稿,后来又修改了5稿。

  现在回过头来看,促使我一气呵成地完成剧本的,还是我自己的本心。一方面,我想写,更想写好。另一方面,因为曾经对这段历史、对相关的文本有过深入的研究,我对所有人物、素材已经熟烂于心。这为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解放周末:剧中,您是如何用当代视角呈现90年前那段革命历史的?

  黄昌勇:我想,还是在五位青年在人生道路中一次次选择过程中展现,他们是如何对待友情、爱情、亲情的,又是如何对待家国情的。通过这一次次选择,告诉观众,他们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革命,绝对不是盲目的、冲动的,而是站在对国家、民族、人民负责任的信念上,抱着理想主义,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这个戏有三层结构,分别是20世纪30年代、90年代和2020年,互相交织,观察角度层次更多。2020年的这条当代线,既有叙事的成分,也有评论的成分,它让当代青年和历史人物直接发生对话、直接产生联系,从而扩大红色题材的阐述角度和层次。

  所以,我们的舞台上经常会出现打破时空的场景。比方说,殷夫与大哥告别这场雨中戏。诀别身为国民党军队高官的哥哥,此后“各走前途”的殷夫独自走在雨中。此时,90年后的导演系研究生默默地撑了一把伞过去。没有任何语言,就是一个打破时空的对接。但观众一看就明白,这是一种理解,也是一种召唤。

  专注才能够出好东西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五烈士牺牲90周年之际诞生的《前哨》,显然铭刻着强烈的使命感。

  从成立剧本创意小组、讨论剧本大纲开始,《前哨》工作室中穿梭的师生始终紧张且忙碌。演出日益临近,导演和演员在排练厅内做最后一轮打磨,上戏实验剧院也已开始装台,5.1声道的音响布置就绪……

  编剧黄昌勇、导演马俊丰、艺术顾问田沁鑫、音乐总监许忠、视觉总监郑大圣、领衔主演袁弘、特邀主演王洛勇、海一天……集结了上戏乃至整个上海台前幕后的最强班底。

  黄昌勇希望,这不是一部只演一轮几场的戏——希望经过打磨之后,它可以留下来、一演再演、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解放周末:能把那么多精兵强将集结到一起并不容易。如何确保大家齐心协力、劲往一处使?

  黄昌勇:我要求大家必须专注,去掉浮躁,真的把这一次的创排当作艺术来做,而不是当作一个“活”来干。

  这一次,我们对创作团队的要求很高。我和导演、舞台设计等主创有言在先,整个创作过程中,不允许接其他创作任务。结果,他们都做到了,不仅“泡”在这个戏里,而且天天加班加点。

  解放周末:您为什么这么强调专注?

  黄昌勇:只有专注才能够出好东西。

  拿我们学校来说,1945年成立之后,上戏为这个时代提供了很多精品力作,经常带作品进京演出,校内的演出也很受社会各界关注。近些年,我们对创作依然非常重视,但是,说真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象级作品还是少了点。

  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心里也很着急。我一直在思考:明明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火热的时代,有着火热的生活,有这么丰富的题材,为什么我们的精品力作反而少了?

  解放周末:您找到原因了吗?

  黄昌勇: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原因,是现在大家都有点浮躁,不能够静下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一部作品的创作中。一个作品从选题、立项到完成,往往就几个月,为长期而做的创作打算很少了。

  第二个原因是,大家可能还是太功利了。很多创作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者纯粹就是为了抢某个具体的时间节点,而不是做充分的准备,从内心出发,做自己真正想做的创作。如果是后者,我相信,当一种积累或者情感在心底积蓄已久,创作的欲望喷薄而出,创作者本人一定能够感受到且十分珍视。通常,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形成的创作,一定不会差。

  我能想到的第三个原因是,舞台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是需要“集团作战”的。“集团作战”,不仅仅指灯、服、道、效、化等多部门的合作,还应该包括方方面面。

  所以,这次创作,我希望追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不管最后能够达到什么层次,“三精”的追求在创作管理上会始终伴随。

  解放周末:这一次,主创团队怎么想到请袁弘来演柔石?

  黄昌勇:这个戏对演员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我们不一定要找明星、找流量,但一定要找适合这个角色的演员。大家一致认为袁弘不错,正好袁弘也有档期。

  从排练来看,袁弘确实很认真、很投入。他家在北京,为了演这部剧,最近一直都住在上海,太太也来了。我还看到,有些演员排练的时候还要看台词,袁弘很早就把剧本扔开、不用看了,说明他是下了功夫的。

  艺术不仅仅是技术

  进入寒假时间的上戏校园比往常更添了一份静谧。但事实上,备受关注的艺考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中。

  近年来,“艺考热”不断升温。报考上戏的考生数量连年上升,从2012年到2017年翻了一倍,到2019年又翻了一倍。

  应对艺考,上戏在招生上也屡有变化,除邀请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校友来当主考官,还更加强调文化课成绩。

  这背后,是教育对艺术的“冷思考”。

  解放周末:对考生的文化课要求为什么越来越高?

  黄昌勇:提高文化课分数线,我们从10年前就开始提倡。到目前为止,艺术管理、戏剧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影视制作,我们已经有5个专业实现了一本招生。这个变化力度很大,上戏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艺术院校的前列。

  我刚来上戏时,一些教师就明确提出一个观点:学艺术似乎跟文化课成绩高低没有关系。这个观念当时在艺术界还相当普遍。

  但我认为,“艺术技术化”其实是不对的。艺术要讲技术,它也确实有一套程式,需要大量的专业训练。但绝不能说艺术跟文化没关系。许多中国传统的戏曲演员,尽管教育层次不高,但一直在学习、吸收,最终依靠文化修养和底蕴,保证了艺术生命常青。而国外很多知名演艺人员都是名校毕业的,学历高、综合素质好。

  学艺术文化成绩就可以低一点,对此我不认同。艺考不应该成为文化课学习成绩不好的考生的一条特殊通道。

  解放周末:会不会因为抬高了分数线,损失了一些有艺术天赋的好苗子?

  黄昌勇:我觉得不会。大规模的招生,总有个别有天赋的学生会被漏掉。既然总是会“漏掉”,不如普遍提高分数线,让学生整体上的成才率更高。从我们的角度,一定会想办法挑选综合素质和学习能力更强的学生。

  解放周末:文化课分数线提高后,教师反馈如何?

  黄昌勇:我们现在有两种声音。绝大部分教师认为这种变化是好的,招来的学生学习能力更强、主动性更强、可塑性更强,更利于教学。但也有老师认为,有些高分学生艺术特点不够。

  应该说,新的招生变化对老师是有挑战的。我们可以通过教学方法、知识结构的调整,去积极适应新的变化。这些都会倒逼着我们前进。

  解放周末:现在能看到这一变化带来的效果了吗?

  黄昌勇:还不能马上看出来,但我相信很快就能看出来。

  学生都有一段成长期。许多演员看上去是一夜成名,但其实是毕业了10年以上才慢慢获得今天的成就。教育是需要时间检验的。我们这10年的改革,包括对文化课要求的提高,相信会在将来显示出自己的意义和价值。

  解放周末:一些年轻人可能还来不及度过自己的成长期,就急于拍戏、出名。您怎么看?

  黄昌勇:要获得成功,抓住机会当然重要,但我们对学生的基本功和后劲更加看重。虽然说“流量为王”“粉丝经济”,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演艺圈是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在热闹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真正能够一直留在舞台上的,还是那些有功底、有定力的人。

  所以,我觉得,学生在学校学习的这几年真的非常宝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段经历也将是他们艺术生涯的“前哨”。

  作为艺术院校,我们一方面要做好学生求学期间的引导和管理,另一方面,也要想尽办法,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和锻炼机会。我们也希望,社会和家长能够放眼长远,不要急于求成。

  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2020年12月,上戏迎来75周年校庆。

  没有大规模的校庆活动,上戏以一场表演系教授陈明正从艺70周年学术研讨会和一场世界戏剧院校校长论坛度过了自己的生日。

  前者,是面向过去的总结与传承;后者,是面向未来的探讨与交流。

  站在“十三五”与“十四五”更替的时间节点上,作为院长,黄昌勇迫切感到了再出发的压力。

  解放周末:近些年来,中戏、上戏、北电这三所艺术类高校总是被屡屡提及,甚至拿来比较。您怎么看?

  黄昌勇:现在中国顶级的表演艺术院校确实主要还是这三所学校。跟北电、中戏比,我们有优势,也有先天的不足。

  我们必须承认,北京整体的文化实力和氛围比上海要好。上戏很多知名校友常住北京,大部分都在北京发展。北京的整个艺术生态非常多元,产业链丰富、完整。目前为止,上海同北京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而这个距离也决定了,上戏和中戏、北电在发展上有着不一样的平台、不一样的生态。

  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文化生态的不同,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先天不足”。比如,那些在进校之前已经成名的考生,一般不大会选上戏。他们基本上要么选北电,要么选中戏。这就注定了,在起步阶段,我们的“先发”优势可能会比这两所学校弱一些。

  解放周末:上戏的优势又在哪里?

  黄昌勇:上戏的学科更加全面,涵盖戏剧、戏曲、舞蹈、影视多媒体等板块,学科相对更加综合。另外,和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气质相契合,我们一直在以开放的心态来办学。包括国外同行、国际剧协带来的资源,国内院团的资源,欧美一些比较先进的教学方法、表演流派等,我们都在吸收、实践。应该说,这些年上戏还是有自己的追求的。

  所以,确实有一些学生和家长对上海这座城市情有独钟,对上戏的开放性、综合性更为青睐。这也促使上戏更加努力,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解放周末:近些年来,以王景春、廖凡、胡歌等为代表的上戏毕业生成了影视界中坚力量。从他们身上,能否看出上戏的某些特点?

  黄昌勇:上戏毕业生应当说还是有影响力的。他们有实力,有专业操守,比较低调,不冒进,不一味地宣传自己,这和上海这座城市的特点是契合的。现在,除了一批“越陈越香”的中青年演员,更年轻的新生代也开始慢慢崭露头角。比如,木偶专业毕业的彭昱畅在影视界发展得不错。而这,正体现了上戏综合性强的特点。

  解放周末:进入某个专业,结果却在另一个专业上做出了成绩,这是个别现象,还是具有普遍意义?

  黄昌勇:这在专业艺术学院中并不鲜见。

  我们戏文系的毛卫宁校友成为知名电视剧导演,表演系的徐峥在导演方面也成绩斐然,舞台美术系培养了一大批美术家,比如享誉全球的当代艺术家蔡国强在上戏读的是舞台美术系。美术界的“上戏现象”值得总结。

  有人觉得很奇怪:戏剧学院怎么会培养出一大批知名画家和当代艺术家?

  其实,艺术院校培养人才,就应该既强调专业性,又强调交叉性。不同学科的学生交流、切磋、合作,彼此之间耳濡目染,利于他们的成长。也因此,在艺术教育中如何处理专业性和宽基础的关系,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还在思考,如果自学生入校开始,就给他们提供更大的平台、更丰富的教育资源,是否会出现更多的优秀人才。

  不久前,我们学校提出,用三年的时间对目前17个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进行全面修订。这次修订不是一个简单的课程调整,深层次上是艺术观念、培养理念的改变。在这次调整中,我们可能会对以前所坚守的,或者是取得过巨大成绩的人才培养模式,勇于进行改革;会对没有形成体系和标准的教学内容,进行体系化、标准化;会对一开始就进入专业化、进入狭窄的人才培养通道做出改变。教育部提倡新文科建设,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打破过于专业的培养模式上进行尝试。

  释放艺术文化辐射力

  从华山路校门步入上戏校园,青红砖清水外墙的熊佛西楼、具有现代风格的图书馆、不时传来话剧排练声的红楼……建筑精致,景色宜人,让匆匆的脚步一再放慢,但仍然没多久就走到了面向延安西路的北校门。

  位于市中心的上戏校园,很难向外部拓展。但黄昌勇早已对这看得见的“小”释怀。

  对城市文化、文化产业有所研究的他深谙一个道理:空间的能级和文化辐射力,比空间的大小更重要。

  解放周末:去年底,华山路校区关闭了校门口的小店。经过整合之后,全新的上戏艺术书店正式亮相。听说,开这家书店是您的一个愿望?

  黄昌勇:上戏校园里曾经有一个书店,在图书馆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清理了。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我认为,一所大学除了有图书馆以外,还应该有书店,最好还不止一家书店。很多世界知名大学的周围,都会形成一个书店集群。书店和大学、学者、学术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

  这一次,我们借了“东风”——教育主管部门号召每所大学要办书店,上海市教委、新闻出版局、静安区政府也大力支持,终于有机会让书店落地。

  解放周末:书店从图书馆内挪到校门口外,是否也意味着,希望与周边社区进行更多的交流互动?

  黄昌勇:是的,书店不仅能提升校内的人文艺术氛围,对整个区域,甚至对整个上海都会有所提升。

  事实上,我们准备对上戏的华山路沿线进行一个整体打造,上戏艺术书店是规划中的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将把华山路620号改造成上戏美术馆,随后把上戏实验剧院门口的区域开放出来,成为一个公共空间。这里有紧跟国际艺术前沿的图书、展览、演出和文化交流活动。上戏也会和整个社区之间形成更多的互动。相信这样打造出的“华山路艺术生态区”,将释放出更大的文化辐射力。

  解放周末:人们走在华山路上,随时可以到这里看看、逛逛,哪怕只是喝一杯咖啡。

  黄昌勇:是的。上海市民是有很多这样的文化消费需求的。我们想从校门口的这块空间出发,做一点努力。

  华山路本身就位于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有许多名人故居、保护建筑。华山路上的上戏,加上安福路上的上海话剧中心,可说是上海话剧的策源地。以此为中心,向西向南,有位于徐家汇的上剧场、虹桥路上的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位于西岸的剧场群;向东,可串联起静安戏剧谷,延伸至位于黄浦区的演艺大世界。这一条线构成了上海的戏剧文化带。它目前已经成形了,但如何做出规模、品牌和影响力,还需要更好的规划和进一步提升。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柳森 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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