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牛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牛是亲密而又善良的朋友，可与之共甘苦、同劳作，寄托着人生美好安定的向往。从古至今，牛也是艺术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以上海博物馆为例，在青铜器、玉器、书画和印章上，皆可以看到牛的“踪迹”。

　　日前，该馆首次聚焦东亚文化圈下的生肖习俗，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共同联手推出本年度第一个新展：“卓荦迎新——中韩牛年生肖文物交流展”，并在部分常设展厅特别展出不同类别的牛年文物，为人们呈现艺术珍品中牛的“踪迹”。为了让大家足不出户欣赏到这些艺术精品，上海博物馆在官微上进行了详细的图文解读。

　　曾是重大祭礼中的“特牲”，常出现在青铜礼器上

　　据文博专家介绍，我国牛的驯化，距今至少已有7000年的历史，浙江余姚河姆渡和桐乡罗家角两处文化遗址的水牛遗骸，证明当时中国东南滨海或沼泽地带，野水牛已开始被驯化；而普通的牛种则约在6000年或更早时期已被驯化。

　　上古时期牛的最主要的用途是肉食和祭祀。由于体量大，喂养容易，因而牛在当时驯化的各种家畜中显得最为重要，是重大祭礼中的“特牲”。因此，在古代青铜器制作中如遇最重要的动物型礼器，往往选择以牛为造型。比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商代晚期的凤纹牺觥，整器为一头牛的造型，牛首、牛背作盖，牛背上立有一虎为盖钮。牛的颈部作短流口，腹部浑圆，腹下部有四个小乳突，尾部垂有尖短尾，四个壮实的蹄足后部有突起并列的小趾。这些生动的细节反映了古代工匠细致的观察力和惊人的艺术表现力。青铜觥是用于盛酒的礼器。此器为20世纪50年代拣选于上海冶炼厂，其形制、纹饰与1977年湖南衡阳包家台子出土的一件牺觥基本一致，仅在细部纹饰有微小的差异，很有可能是同地区出土，后辗转流入上海。

　　到了春秋战国时，牛被用于耕田，出现了宁戚等著名相牛家。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尊春秋晚期的温酒器牺尊，造型写实生动，牛鼻处设一铜环，表明此时已采用了“牵牛鼻子”驯养耕牛的方法。至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创造了轮作制——“代田法”，发明和推广了耧车(播种器)，使牛耕得到广泛应用，取代了落后的末耜农耕，牛的地位愈显重要，成为六畜之首。

　　清代任熊的《甯戚饭牛图页》描绘了《吕氏春秋》中“甯戚饭牛”的典故。这是一个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故事：相传甯戚想要到齐桓公那里去求取官职，因为穷困无法接近齐桓公，于是，受雇替商人赶车到齐国去，夜晚就在城门之外住宿。齐桓公到郊外迎接客人，甯戚在车前给牛喂食，看到齐桓公而悲伤，敲打着牛角，唱着很悲伤的歌曲。齐桓公听见后，命人将其带回并排除众议重用了他。此举为齐桓公赢得了人心，使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在创作《甯戚饭牛图页》时，任熊以笔墨勾勒造型，然后加以渲染、设色，结合了人物、山水、动物各科画艺，又不失文人画的雅趣。

　　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寄托着对美好的向往

　　一件宋人绘制的纨扇作品《柳下双牛纨扇页》，体现了牛在古代以农为本的社会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画面主体是一对在夏日农闲时自由放牧的母子牛，一大一小，一静一动，对比生动。母牛脖子上的缰绳不受约束，体现了人与牛之间和谐信赖的关系。此作描绘的是南方水牛的形象，造型精准，技法全面，代表了南宋院体画的高超水准。

　　生肖牛与十二地支的第二位“丑”相对应，所以称为“丑牛”。根据属牛人出生的不同年份，又可分为乙丑牛、丁丑牛、己丑牛、辛丑牛、癸丑牛。明代，以朱豹、朱察卿父子为代表的朱氏家族是上海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望族。朱豹于正德十二年登进士，这一年正好是丁丑年，为此他请人刻了一木一石两方“丁丑进士”同文印以作纪念。两印印钮造型饱满，工艺高超；印文皆为白文，风格相近，使用牙木雕中直刀深雕细剔的传统工艺。这两方印，目前皆保存在上海博物馆。

　　牛在我国古代的农耕文明中不仅是生产资料，还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如立春节气的重要习俗“打春牛”就有规劝农事、策励春耕的含义。清代康熙年间的景德镇窑五彩耕织图碗充满童趣：碗心绘牧童骑牛，并将斗笠高高抛起；外壁绘农夫驱使水牛耖田的场景。该图像来源于康熙《御制耕织全图》，一侧又以金彩书写南宋楼璹的《耖》诗一首。“耖”是土地经过耕、耙之后的下一道工序，作用是进一步破碎土块，使水田平整、土肥相融。画面中农夫所持的带有列齿的农具也叫做耖。

　　童子牧牛题材因极富生活气息，兼具乡野之乐，一派天真，一直广受青睐，不仅是绘画作品中的“常客”，也为玉器创作带来了许多灵感。比如，二十世纪初期的一件玉童子牧牛圆雕，主体为一卧牛，牛背有一童子，左手扶牛角，右手执穗，似正攀爬而上。隋唐以降，玉器转向生活化、玩赏化，艺术陈设品应运而生。至明清，富贵人家无不摆放玉质陈设以彰显文化品位，又以玉质人物、动物、山子等较为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