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古斯塔夫·马勒逝世110周年，因而也被称为“马勒年”。许多乐团与音乐家都将用音乐纪念这位“巨人”。
马勒是仅有的真正同时称得上伟大指挥家和伟大作曲家的人，然而指挥家马勒的形象却不为人熟知。
事实上，不懂得马勒的指挥艺术及其成就，就很难理解他音乐创作的追求和意义。
一生纠结的矛盾
马勒的艺术生涯主要体现于两个领域：指挥与作曲。作为指挥家，马勒无疑是成功的。1897年至1907年，他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担任艺术总监（首席指挥）期间，大胆启用年轻一代的歌唱家，鼓励具有创新意识的艺术家打造有先锋意味的舞台美术，改变歌剧演出及观剧传统中的一些陋习，比如废除剧院雇佣喝彩者等。尽管大刀阔斧的改革让他受到不少非议，但他卓越精湛的指挥艺术受到了同代人的高度评价。
马勒的指挥生涯是他整个艺术人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形成他艺术观念、创作思维、音乐感觉和表现风格的核心基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懂得马勒的指挥艺术及其成就，就很难理解他音乐创作的追求和意义。
纵览指挥家与指挥艺术的历史，马勒的地位极其特殊。作为一种以阐释（指导乐团演奏）他人音乐作品为己任的音乐人，职业指挥家的出现始于彪罗（1830-1894）。在彪罗之前的指挥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由作曲家来兼任，他们的主要身份是作曲家，是音乐的原创者，指挥不过是他们的副业。柏辽兹、李斯特和瓦格纳都是这类“作曲家－指挥家”。
从彪罗开始，一直到现今的职业化、专业性指挥艺术的演进中，这种“作曲家－指挥家”类型的音乐人已经愈来愈少，因为现代音乐演艺事业的专业性机制、技术性要求与职业化强度，已经迫使指挥家与作曲家“角色分离”，只有伯恩斯坦和布莱兹等极少数例外。
马勒在世时，以其杰出的指挥艺术而扬名，作曲似乎是他的“副业”。这种“指挥家－作曲家”的身份实际上是他一生纠结的矛盾。一方面，他对格鲁克、莫扎特、贝多芬以及浪漫派的音乐杰作深怀敬意，以全身心的投入来展现这些音乐的精彩；另一方面，他又渴望用自己的作曲实践来加入伟大作曲家的行列。
每年夏季，马勒都迫不及待地远离尘嚣，来到他的乡间别墅，也就是他的作曲小屋专心创作。这种游走于都市与乡村、探索于指挥与创作的生活，造就了他对音乐艺术和创作传统的特殊敏感与独特领悟。令人惊叹的是，这种在指挥与创作两头奔波的繁忙生活虽然消耗了他的体力、影响了他的健康，但对他的艺术积累与创作探索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具有正面意义的影响。
可以肯定地说，从迄今为止的音乐历史来看，真正同时称得上“伟大指挥家”和“伟大作曲家”的仅有马勒一人。
音乐的精髓不在音符之中
由于时代的原因，我们无法直接感受马勒指挥艺术的魅力，但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文献、资料中获取与此相关的信息。这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在那个时代最接近、最熟悉马勒指挥艺术的人的描述。在这些人中，布鲁诺·瓦尔特（1876-1962）关于马勒指挥艺术的言说应该最为可靠。在瓦尔特看来，马勒在指挥方面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对艺术的激情、对作品深入细致的研究、异常认真的排练。
由于马勒在音乐、戏剧等多个领域都有丰厚的知识储备，这使他对“灿烂程度难以形容的”音乐作品充满敬佩之情，并以强烈的艺术激情投入到对作品的演绎之中。瓦尔特在《古斯塔夫·马勒》中写道：“马勒要求与他合作的人都必须绝对地忠实于总谱，绝对忠实于乐谱上标出的记号：速度、表情和力度记号。他的指挥简洁明快，他要求音乐绝对清晰。无论感情如何强烈，都不能伤害他掌握得恰到好处的节拍的准确性。”
显然，马勒强调对乐谱符号的忠实和努力解读这些符号所蕴含的音乐意义，这是他准确传递作品的基础。为此，他陷入一生的苦恼中，他似乎从未满意过任何乐团的演奏，因为他对艺术完美的向往是一种无止境的苦苦探究。尽管在旁人看来，他指挥的演出已经相当完美了，但马勒内心却清楚，他的完美主义与他指挥的乐队之间所存在明显差距：“我遇见的每支乐队都有可怕的习惯或者说不合宜之处。他们不会读乐谱记号，于是违反了作品的力度变化或是隐蔽的内在节奏的神圣法则。”
瓦尔特认为，马勒指挥风格的准确与清晰反映出他理解音乐的深度。马勒极富艺术哲理的名言是：“音乐的精髓并不在音符之中。”因此，他指挥艺术的美学真谛是：通过探寻乐谱中音符及各种符号的“所指”和“能指”，用融入演绎者自己的理解和艺术热情来揭示作品的蕴涵与美妙。
这种个性化的音乐阐释曾深深打动瓦尔特，他对马勒指挥艺术的审思同样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思考：音乐的精髓、音乐的根本灵魂是伴随着他指挥时的巨大激情，个人倾诉的巨大效果和巨大的基本力量而展现出来的，因此有时会引起这样的怀疑：究竟是作曲家还是马勒在说话，他们二人中是谁的强大精神力量迫使另一人代替他唱出他的感情？马勒唯一的愿望无疑是揭示他人能探测的最大深度——实际上是作品自身的最大深度。
有人问道：像他这样的演出所揭示的是演出者的灵魂，还是作曲者的灵魂，或者是两者的混合灵魂？这正是音乐再创造的奥妙之所在。在艺术中和在生活中一样，只有完全的个人愿望，完全的“我”才是合理的，才能促使我们探索作品的深度。
“我的时代终将来临”
像贝多芬一样，作为作曲家的马勒也跨越了两个时代。如果说贝多芬的跨越展现了贯通“古典”与“浪漫”艺术底蕴时的顺遂和畅达，那么马勒的跨越则显露出连接“浪漫”与“现代”精神蕲求时的矛盾和艰难。
处于时代碰撞中的“作曲家马勒”的身影全然没有指挥台上的马勒那么伟岸。在马勒生前，世俗眼光中的“作曲家马勒”是浮浅、陈腐、臃肿音乐的制造者。维也纳音乐界的保守势力质疑马勒的宏大叙事，拒绝他的交响华丽，有些人更以种种理由攻击他音乐中的混杂与粗野。
尽管处于日落西山的浪漫主义黄昏，欧洲乐坛依然耐心地等待着在勃拉姆斯、布鲁克纳之后，能够出现传承、发扬德奥交响曲传统的大师，他们需要的依然是纯净的浪漫、崇高的雄伟和抒情的洒脱。然而，马勒交响曲的重量、厚度与深奥，粉碎了这些人的期待，他完全打破了那种貌似正宗的德奥交响曲传统“守护神”的浪漫幻想。所以，对“作曲家马勒”的认同感很难指望在那个时代得到真正的实现。
马勒内心却非常清楚自己的音乐创作所具备的艺术价值和人文意义。他在世时就曾预言：“我的时代终将来临。”据马勒的妻子阿尔玛回忆，马勒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的作品是“未来生活的一种先现音”。
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勒辞世50多年后，他的音乐终于得以复兴。美国指挥家、作曲家伯恩斯坦以其激情澎湃、极具戏剧张力的个性化诠释颠覆了先前许多人对马勒交响曲的认识。“当提到马勒一词时，在我脑际自然浮现的形象便是一个跨在‘1900’这个奇妙的分界线上的巨人。他站立着，左脚坚定地扎根于他所热爱的19世纪，而右脚则没有那么坚定，在20世纪寻找稳固的土地。一些人认为他没有找到立足之地，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如果他没有在某处落下沉重的脚步，20世纪的音乐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伯恩斯坦的这通感言发表时，马勒已经去世半个多世纪，这样的高度评价在“马勒复兴”的初期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阅读这段感情真挚、形象生动的文字时，依然有着情感的共鸣，更有理性的沉思。
今年是马勒辞世110周年。马勒有那么重要吗？回答是肯定的。马勒的音乐创作不仅“唱出了对19世纪浪漫主义最后的挽歌”，而且为20世纪现代主义奏响了嘹亮的序曲。从这层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套用保罗·亨利·朗论及贝多芬时的说法：马勒也像雅努斯神一样有两张脸，一张脸面朝后，向浪漫主义做最后的告别；一张脸面朝前，向未来召唤，是20世纪音乐（尤其是新维也纳乐派）的领路人和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