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兰盛开的时候，我想起上海曾经的市花——棉花。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查阅资料，得知1929年1月上海市社会局曾以莲花、月季、天竹等作为市花的候选对象，后又增加棉花、牡丹和桂花，征询市民意见。1月24日，上海《申报》刊登了这条《社会局拟议上海市花》的新闻，引起市民广泛关注。4月，评选结果揭晓。收回的17000多张选票中，棉花得票5496张，名列榜首，当选为上海市花。

　　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月季“此花无日不春风”，牡丹象征大富大贵，天竹四季常青……唯有棉花极为普通。棉花被选为市花，让当局有些意外。《申报》在1929年4月29日关于棉花当选市花的报道中解释：“棉花为农产品中主要品，花类美观，结实结絮，为工业界制造原料，衣被民生，利赖莫大，上海土壤，宜于植棉，棉花贸易，尤为进出口之大宗，本市正在改良植棉事业，扩大纺织经营，用为市花，以示提倡，俾冀农工商业，日趋发展……希望无穷焉。”阐述了市民选棉花做市花的缘由。

　　1929年的上海，城市圈的范围并没有今天广大。现在市区的某些地带，那时还是农田。20世纪60年代，笔者从上海市区坐北嘉线长途公交车到嘉定工厂上班，出共和新路中山北路就可看见农田，至真如、杨家桥、绿杨桥一带更是农田连片，田里的主要农作物就是棉花。

　　从更久远的历史上说，棉花是国外的舶来品。棉花种植技术传入上海地区，最初约在宋朝末年。上海与棉花的渊源还与中国棉纺织史上的著名人物黄道婆相关。黄道婆（约1245年—1330年），松江府乌泥泾（今属上海徐汇区）人，宋末元初，她从海南岛回到上海，把她在黎族同胞那里学到的纺织技术，改进后带回家乡，广泛传播。从元朝开始，上海周边地区棉花的种植面积开始扩展，传统的手工纺织迅速发展，有“衣被天下”之称。

　　至明末清初，有数字统计，当时上海地区棉田数量已以百万亩计，是全国最重要的产棉区。

　　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1812年-1880年）在其著作《两访中国茶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版）中写道：“作为一个农业地区，上海平原就像一个巨大的花园，有着迄今为止我在中国看到的最肥沃的土地，其面积之大，世界上可能也罕有其匹。”“土地虽然平整，但总体而言，地势还是要比山谷和宁波附近的平原高得多，所以非常适合种植棉花，棉花也就成了这儿的主要农产品。”

　　得益于棉花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上海地区在明清时代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18世纪，上海棉布开始远销欧美，外国人称为“南京布”的纺织品许多源自上海。棉纺织业成就了上海工业最初的腾飞。

　　到了评选“市花”的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是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郊外几百万亩的棉田一望无际，棉纺织工厂纺纱机、织布机日夜运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年轻时读过的《子夜》《包身工》《上海的早晨》等文学作品，也让我感受到1949年前后上海纺织厂的某些场景。关于荣氏家族等“棉纱大王”的传说也时有所闻。从长寿路的国棉一厂到崇明的国棉三十五厂、浦东的国棉三十六厂，上海的棉纺织厂一度星罗棋布。像黄宝妹这样的优秀纺织女工的事迹还被拍成电影，裔式娟、杨富珍等纺织行业劳动模范的名字耳熟能详。

　　一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扩展蔓延，大片农田消失，棉花种植在上海也已罕见。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后，遍及全市的纺织厂消失了，上海与棉花、纺织的缘分似乎不再。2020年，我在一次茶会上邂逅从纺织行业转岗为第一批“空嫂”的吴尔愉，回忆当年纺织局领导为她们送行时热泪盈眶的情景，仍不胜感慨。

　　从宋代末年到20世纪90年代，从乡村手工老土布到规模庞大的现代化机器纺织业，从黄道婆到民国的纺织大王再到之后的黄宝妹、裔式娟、吴尔愉她们，棉花与上海结缘几个世纪，棉花带给上海的美丽，不会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