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的向日葵，莫奈的睡莲，雷诺阿的小女孩……对于艺术大师的经典名作，人们耳熟能详。而他们在生命尽头创作的最后一幅画是什么样的？是否延续着他们的典型题材？

　　画家的最后一幅画通常不那么容易确定——画家往往在其作品中只标注创作年份，没有精确到具体日期。法国历史学家贝尔纳·尚巴所著的《最后的一幅画》一书，却以对散布全球的艺术机构和馆藏的考证，收录100位艺术大师的传世遗作，扩展人们的眼界。

　　画家们的最后一幅画情形各有不同：有的画家突然离去，其遗作纯属偶然；有的画家早已做好面对死亡的准备，有意为这场谢幕画上完美的句号；有的作品在画家临终前几年就已完成；有的作品直至画家生命终结仍未画完……在解开这一个个谜团的过程中，人们能够看到艺术大师怎样以艺术的方式探讨生命最后的悸动，定格人生路上的勇气和恩宠。

　　——编者

　　竟能预知死亡来临？

　　尽管死亡的面目并不安宁，但它也不狰狞。画家通过各种方式和形象来隐喻自己归期将至：幕布、积雪、猫头鹰、压迫感、野鹅、闪电、乌鸦……

　　霍珀留下《两个喜剧演员》

　　84岁的爱德华·霍珀穿着方格子衬衫和纯羊毛裤，坐在高脚凳上，在一旁较低的椅子上放着调色盘。他神情淡然地凝视着面前竖立的画架和刚完成的画作《两个喜剧演员》。画中的两位演员穿着喜剧戏服，似在百老汇上演莎翁名剧。此时是1966年11月10日。

　　爱德华的这幅画里有人物亮相，但亮相即退场，两个身穿纯白戏服的演员在向观众行谢幕前的屈膝礼。幕布将缓缓垂下，这是在隐喻着爱德华将告别绘画生涯，抑或将与世长辞？爱德华以台下观众的视角绘出深暗的背景前，两个演员站在舞台的临界处，向前一步即是虚空。现实与画景相融，画中的两个喜剧演员正如爱德华和他的妻子乔瑟芬，一高一低，并肩拉手，另一只手都贴于胸口，互敬爱意。

　　《两个喜剧演员》中的幕帘像一种无声的预示。不久之后，在圣文森医院，爱德华接受了疝气手术。术后，爱德华回到家中。5月的某个黄昏，他在躺椅上悄然离世。妻子乔瑟芬写道：“弥留之际，他的神情祥和。”而后，未至一年，她也随之离开人世。

　　罗斯科留下《无题×570》

　　马克·罗斯科悲观抑郁，一直试图自我疗愈。1949年，他在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看到了马蒂斯的作品《红色画室》，被深深地震撼。从那之后，他几乎每周都要去看一遍这幅作品，专注地感受画中景象的浮动，画中传达出的内涵仿佛将他包围，并带走了他。

　　这幅长方形画作《无题×570》创作于1970年。画架之上，一股晃动的鲜红像偾张的血脉，代表了生命，抑或是地狱。

　　主动脉瘤的破裂差一点儿要了罗斯科的命，严重地限制了他的躯体活动。罗斯科深陷抑郁，一个人生活在画室里。画室曾是一间旧仓库，简陋空旷，墙上没有画作，屋内没有会客的椅子。他在灯光下画画，情绪极不稳定。他酗酒、抽烟、滥用药物，与心魔搏斗，最后缴械投降。自杀之前，他刚以高贵恭敬的姿态将作品交给伦敦泰特美术馆展出。

　　梵高留下《麦田上的乌鸦》

　　《麦田上的乌鸦》不是文森特·梵高最后的作品。但长久以来，人们还是把这幅画当成他的绝唱，宛如德斯诺斯最后的悲情诗。

　　画中，风云密布的天空下，一条绿色小路在金色的麦田中深入远方。最震撼人心的就是麦田上那群凌乱低飞的乌鸦。乌鸦通常被认为是不祥之物，但梵高对这些有着黑紫色羽毛的鸟情有独钟。以前在父母家里时，他就经常用铅笔描画乌鸦。这应该是因为他读过埃德加·爱伦·坡的诗作《乌鸦》，拥有爱杜尔·马奈设计的乌鸦图案的藏书票，也知道有关圣·文森特的神话。梵高自幼性格忧郁，他被取名为文森特，这是他出生那天夭折了的哥哥的名字，这注定让他的一生蒙上阴影:他成了哥哥的替身。

　　1890年7月27日，星期天下午，梵高背着包，扛着画架，走出村口，来到麦田边。他在一个岔路口停了下来，因为这里取景的角度最好。他铺开画布，下笔急促有力，忘我地画了起来。那天，他很晚才返回客栈，他捂着胸口，步履蹒跚，一言不发地踱回房间。他胸口的枪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梵高对客栈老板说，他想自杀，但没死成。在之后漫长的24个小时里，天气炎热，伤口发炎，梵高坐在床上喘着气，痛苦地呻吟着。对匆匆赶来的弟弟说了几句话后，梵高于星期二凌晨1点辞世。

　　伴着笛声沉沉睡去

　　画家最后的基调不一定是哀伤的，有时甚至是欢快的。他们根据环境和心情，选用不同的乐器演奏，有锣、钢琴、提琴、笛子、风琴、竖琴、威金琴、铜管乐器等

　　维米尔留下《坐在威金琴前的女子》

　　1675年荷法战争期间，约翰内斯·维米尔生意惨淡，靠岳母的房产收租养活一大家人。后来，房租也收不上来了，走投无路之下，他借了1000荷兰盾维持生活，但无力偿还。他的画室里放着已经署名但还没完成的作品《坐在威金琴前的女子》。

　　《坐在威金琴前的女子》和《站在威金琴前的女子》这两幅画尺寸相同，画中的女子皮肤白皙，穿着同样的裙子，梳着同样的发型。画作的背景以玫瑰红为底色，同时调和了绿色与浅红色。但当时的人们对画中的细节有诸多挑剔，例如：方砖、踢脚板、墙上的画框、裙子和挂毯的褶皱等，这些事物的线条画得不够精准；低音古提琴和威金琴侧板之间的过渡显得突兀；窗户被窗帘挡住，屋内的光线应该更为昏暗；等等。虽然细节不尽如人意，但维米尔成功地让画中的女子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她神情淡然，目光明亮羞涩，人们仿佛能感受到她忧伤和婉转的琴声，时光静止，心绪飞扬。

　　达利留下《燕子的尾巴和大提琴》

　　萨尔瓦多·达利根据法国数学家勒内·托姆推出的“突变论”，创作了一系列作品，《燕子的尾巴和大提琴》是其中最后一幅。突变论讲的是环境中微小的变化如何造成行为上的突变。人们在画中可以看到自行车把手形状的胡子，还有大提琴和燕子的尾巴。达利的生活因为一些变故而陷入灾难，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将军的去世对他是第一重打击，爱妻加拉离世对他是第二重打击。达利迅速衰老，像一头困兽，不停地哭泣、抱怨和号叫，任何灵丹妙药都救不了他，任何亲朋好友都不能安抚他。他躲进小屋，离群索居。

　　达利推崇数学家托姆的突变论，在画中保留七个基本图案：折叠、褶皱、蝴蝶、燕尾和3个几何学脐点。为了感谢托姆对他的启发，达利创作了一幅画，表达了他对突变论的理解。在画中起伏形态的山脉之上，两条裂缝勾画出一个裸女的形象。达利的脸在几何曲线中显现。一片折叠起皱的叶子像燕子的尾巴，寓意“蝴蝶效应”。

　　因卧室起火，达利差点儿死在床上。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他的医生不合时宜地把自己的家人叫来，要和这位艺术大师拍照合影。随后的5年里，达利几乎不见任何人，直到1989年去世前都在探索物理理论。在他床头的书中，有一本《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

　　列宾留下《跳舞的哥萨克人》

　　1924年，80岁的列宾绘制了十几幅普希金和哥萨克人肖像画。由于年岁已高，列宾右手拿不起画笔，只好尽力训练左手绘画。由于不能长时间托举调色盘，他将一条带子绕过脖子，把调色盘挂在胸前，整日坚持创作。晚上，列宾会读几页果戈理的书，喝一小杯伏特加酒，看一眼书架上的军刀，脸上闪过一丝哀伤。

　　列宾83岁时创作了大幅作品《跳舞的哥萨克人》，描画哥萨克人的传统舞蹈，有杂技、旋转和跳跃。画中，对角线右侧的大胡子舞者置身彩色旋涡中，穿着闪耀的袍子，爽朗大笑，纵情跳舞。列宾用蓝色长线条，融合红色与金色，展现出节日自由欢乐的场景和哥萨克人蓬勃的生命力。他一边用手微调画布上的线条，一边说：“好欢快的场面，即使百岁老人也想参与其中！”列宾非常珍爱这幅作品，前后用了两年完成。画架上还有一幅《涅瓦河畔的普希金》，列宾断断续续地画了它30年，最后决定放弃。86岁时，他在房前的小路上慢慢散步，看着路两边的白桦树，感慨岁月不饶人。

　　生命尽头回眺童年

　　生命的河流向前流淌，画家们最后画下儿时的耶稣，未出世的孩子，充满童真的马戏团……这不只是对自身的安慰，更有不同寻常的寓意。

　　伦勃朗留下《先知西蒙在教堂抱着婴儿耶稣》

　　1669年9月，画家好友范·埃文丁在拜访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时，注意到了未完成的《先知西蒙在教堂抱着婴儿耶稣》。画中，年老的西蒙像伦勃朗本人，他视力衰退，闭着眼睛，依靠仅有的触觉行动。西蒙穿着暗红色大衣，留着雪白的胡子。他粗糙的大手宛如摇篮，抱着初生的耶稣。这个以伦勃朗孙女为模特的婴儿看起来光彩夺目，代表着人类的未来。1669年3月，伦勃朗的孙女蒂蒂亚出生。同年6月，他的儿子泰特斯死于鼠疫。

　　1669年10月2日，伦勃朗接见了一位系谱学者。这位学者将他的物品统计并整理出了一份清单。第二天，不知何故，伦勃朗彻底放下了画笔，永别人世。5天后，伦勃朗葬于阿姆斯特丹西教堂，毗邻他的儿子泰特斯的墓地。

　　1669年10月底，画家范登·埃克霍尔来到伦勃朗的画室，看到墙上的《先知西蒙在教堂抱着婴儿耶稣》。他被背景深处的面孔迷惑，鼓起勇气用抹布清洁画面，拿起画笔，蘸上油彩，把西蒙旁边圣母的神态修改成低声祈祷的状态，仿佛是在祝福伦勃朗。

　　席勒留下《家庭》

　　1918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埃贡·席勒创作了《家庭》。这幅画于4月在维也纳展出，当时的名字是《蹲着的夫妇》。席勒创作此画时，不知道妻子埃迪特已经怀孕，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有些惊慌失措地沉默了一阵儿。同年10月，席勒修改了这幅画，在其中增添了一个孩子。最后这幅画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张沙发，一把椅子，夫妻赤裸着身体，一家三口幸福相依。丈夫膝盖抬起，双目圆睁，平静地看着前方；妻子眼皮低垂，瞥向地面，无忧无虑；孩子在妈妈肚子下方，有一双像海豹一样的眼睛。

　　《家庭》这幅画里没有席勒标志性的花体签名。画中的场景是席勒心目中家庭的样子，有爱人，有孩子，一家人相依相偎。可惜世事无常，想象中的图景并没有变为现实。1918年10月31日，西班牙流感蔓延至欧洲，也毁灭了这个小家庭，怀有6个月身孕的埃迪特去世了。3天后，席勒也撒手人寰，年仅28岁就英年早逝。

　　修拉留下《马戏团》

　　乔治·修拉30岁时，作品《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遭受了负面评价，但他沉默以对，坚韧自信，开始创作《马戏团》。这幅画描绘了在蜜糖面包集市上，马戏团演出的夜景。为了画好这老少皆宜的马戏团表演，修拉去离家不远的费尔南多马戏团临摹。他每天上午观看和聆听表演，并为台上的主角马奇士鼓掌。修拉画了几幅速写和一大幅草图后，开始正式创作这幅《马戏团》。

　　画中，小丑的背影将画面一分为二。在一匹奔跑的白色骏马上，站着一位骑士。骑士的左脚踩在马屁股上，倾斜身体以平衡离心力。杂技演员在空中翻转，乐师们弹奏乐器，演职人员各就各位。观众席是社会的浮世绘，最上边的观众戴着鸭舌帽，最下边的观众穿戴隆重，像连环画或小说里的插图。画面基调采用黄色，偶有天青色和祖母绿色。奇怪的是，《马戏团》还没完成，修拉就把这幅画寄给了某个沙龙，以参加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举办的展览。

　　展览于1891年3月23日（星期一）举行。星期四，修拉因白喉咽炎病倒。星期日，他在巴黎马真塔大街110号公寓3层的母亲家中离世。报纸上有关于《马戏团》的报道，也有修拉的讣告。展览结束后，这幅画被送回修拉母亲家中，挂在修拉逝世时安眠的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