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物馆里的文物展中引入当代艺术作品，正在形成一道展览策划新风景。如此“混搭”不仅接连擦亮大众视线，也引发热烈讨论甚至是争议——有人直呼“令人耳目一新”，也有人质疑“文物的严肃性会不会被消解”。正因两种不同声音的存在，业内认为对于文物携手当代艺术的理性审视相当必要，并且颇具现实深意。

　　文物混搭当代艺术作品，苏州博物馆的“画屏：传统与未来”、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的“女神的装备——当代艺术@博物馆”“永远有多远——博物馆@当代艺术跨界系列II”、四川博物院的“物·色——明代女子的生活艺术展”、云南省博物馆的“摩梭MOSO：家庭·婚姻·对话”等，无不是国内最近两三年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此类展览。单单今年以来，上海即有宝龙美术馆的“大美之颂——云冈石窟千年记忆与对话”、上海大学博物馆的“三星堆：人与神的世界”之“当古蜀文明遇到当代艺术”展开文物对话当代艺术的尝试。即将于西岸美术馆揭幕的“抽象艺术先驱：康定斯基”中国首个大型回顾展，恰恰也印证了混搭式策展趋势的形成：这个展览将西方现代艺术抽象先驱的杰作与中国古代簋、卣、甗等青铜器汇集一堂，其中有五件商晚期至西周期间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展品借展自上海博物馆——只不过，这一次文物是“伴唱”。

　　在艺术展览跨界越来越不鲜见的当下，文物牵手当代艺术缘何格外令人关注？不同于艺术+科技、艺术+时尚等跨界，文物与当代艺术看似同属于大艺术的范畴，其实代表了两个极端——文物作为历史强而有力的物证，指向的是过去，核心在于物质性；而当代艺术观念性远远重于物质性，指向的是未来。有意思的是，它们又是殊途同归的，文物发现先人的生活，当代艺术发现未来的生活，两者的关键词都是“发现”。这两者的对话之所以能产生张力，很大程度上即在于加以并置的它们能够互为驱动，催化出更多思考的空间。

　　文物与当代艺术交叠，对于它们彼此或许都是一种激活

　　一方面，以当代艺术作品作为一面镜子，距今久远的文物对于当下的人们而言或将拥有可亲可近的“接口”。

　　尽管博物馆里的文物富含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可读懂它们并非易事。很多时候，它们与大众之间的连接仅止于三行字说明，分别是名称、年代和来源地。而出现在文物展中的当代艺术作品，像是将文物或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转译”，承载了今天的艺术创作者的审视与理解。这样的阐释未必权威，也未必可以说更便于理解，却提供了关于文物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观众觉得新颖有趣，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这些当代艺术作品由策展人或基于展览主题精心挑选，或邀约艺术家有针对性的创作，不约而同呈现出与同展亮相的文物的紧密关联——或灵感直接来源于文物，或与文物指向同一个经典母题，借助于当代艺术的活力来激活文物。

　　随着这些天三星堆考古冲上热搜，那些仿若天外来客的三星堆文物，作为古蜀文明的代表，正为更多的人们知晓。前不久亮相上海大学博物馆的“三星堆：人与神的世界”之“当古蜀文明遇到当代艺术”，在以文物概览式呈现三星堆文明的同时，邀约了近十位青年艺术家在现场观摩展览中的三星堆文物之后“头脑风暴”再进而分头创作，提供了“打开”三星堆文明的别样可能。名为《不可闻不可寻》的装置作品，出自黄赛峰的创意。悬挂在空中的红、橙、蓝、紫等炫彩亚克力板上，艺术家用国画技法呈现着想象中的三星堆生活，神树、祭祀台……观众走近作品，还能从半透明的材质中窥见自己，似乎意味着所有的探索最终都要回到自己的内心，追问本源。三星堆纵目面具及特有的眼睛崇拜给柴文涛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用了长约一分钟的影像作品将遥远的古蜀国人请到现代人的世界里看看，以一只放大的眼睛贯穿全片，并以正负片相叠加的方式打开历史与今天。

　　另一方面，将以文物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元素作为创作灵感，中国当代艺术获得了内生的动力、向前探索的底气。

　　长久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处境有些尴尬。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诞生之时起，它就走了一条“向西看”的路，频频“拿来”西方现代包括部分后现代诸流派的样式、手法，以至于，它所遭受的“抄袭”质疑从未停歇。这样一种艺术的所谓新貌，很多时候不是文化自觉带来的，因而中国当代艺术探寻出路显得尤为必要。从文化的基因上来探寻，可谓一种有效路径。事实上，放眼欧美，人们不难发现，诸多前卫的当代艺术作品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离不开所处地域的土壤或是对于本土历史文化的不断演练。

　　苏州博物馆一年多前举办的“画屏：传统与未来”上，与国内外14家博物馆文博藏品同样惊艳的，是与之并置的九位当代艺术名家作品。50余件文物围绕屏风展开，这是传统美术中耐人寻味的角色，把图像、空间和物品凝聚于一体。而展出的当代艺术作品，则让人们看到虽然屏风这一形式如今退出了日常生活，却已内化为中国艺术基因的一部分，生成中国艺术家深层思维中的持续生命力。对于参展的艺术名家而言，绵长的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他们的灵感源泉，针对此次展览他们又进一步围绕屏风并且依据展出环境定制作品。例如，展望参考苏州园林中的花窗形式，以不锈钢材质创作了雕塑《三个对窗》；宋冬创作了《水屏》，收集108件苏州当地居民的生活用品作为盛水工具，邀请观众在水屏上书写；徐冰利用干树枝、棉绒、纸条和塑料袋，采用屏风的空间结构，创作了自成画屏的立体山水图《背后的故事：仿大痴山水图》……

　　这种新颖的策展方式，或许踏准博物馆原本正在经历的转型

　　文物与当代艺术的联姻，不仅对于它们彼此都是一种激活，对于促成它们携手的场域——通常是包括美术馆在内的艺术博物馆，同样带来全新的可能。并且，这种可能踏准了博物馆原本正在经历的转型。

　　当今的博物馆正由“以藏品为中心”转向“以观众为中心”，被认为不应满足于自上而下灌输知识，而更应强调积极的互动、体验、学习，真正将博物馆与人们当下的生活、社会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当代艺术作品与古老的文物并置展出，无论从视觉冲击还是交互体验上，都碰撞出一种新奇感，能够激发观众更丰富的感受，使其从被动转向主动，带来更多讨论、想象、思考、探索的空间。哪怕观众的理解各不相同，却都无疑强化了展品的可解读性。至于此类展览究竟能给观众以及博物馆本身带来多深远的回响，取决于策展的创意。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去年年底结束的“永远有多远——博物馆@当代艺术跨界系列II”，就表明是邀请观众来思考的。近80件来自11个文博机构的文物藏品多是墓葬考古及相关遗存物，表达着素朴的“生死观”，寄寓着古人对于永生的渴望。而20余件当代艺术作品则运用了很多新技术手段，将今人的思考注入“永生”话题。跨越古今的展品以类似于小说情节叙事的方式串联成参观展线，观众穿梭其间，或将开启对于生命观的思考。并且由于展期处于疫情期间，展览似乎又被赋予更多可以叠加的个体和社会经验。这样一种创新的策展方式，给这家博物馆带来了超乎想象的新观众：以约2000人为统计样本的问卷显示，近七成观众是因为这个展览而第一次走进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

　　未来数年间，文物与当代艺术并置展出应当不会成为文物展的主流，但定然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这更像是博物馆与传统范式说再见的一种实验，探索博物馆如何实现知识生产意义上的民有、民享和民用。

　　需要留心的是，文物与当代艺术的组合格外讲究。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文物，首先需要敬畏。并非所有主题都适用于文物与当代艺术的连通，并非随便两件作品都能有效混搭，更不可以创新的名义让当代艺术成为文物展莫名其妙的“搅局者”。文物与当代艺术之间理想的匹配，需要推敲并置的逻辑叙事，这将给策展带来更大的挑战，同时也是更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