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篆刻仍然不是大众娱乐节目。想做文人艺术，最好的状态是守株待兔而不是四处打猎。”孙慰祖说。

　　就在不久前，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揭晓。上海书法家、篆刻家孙慰祖凭借《孙慰祖玺印封泥与篆刻研究文选》摘得理论研究方向唯一金奖。

　　“守株待兔”式幸运的背后，却是多年来在这个领域硬核实力的一次厚积薄发。这些年，孙慰祖研究改写的一系列结论与新开拓的领域被普遍接受，尤其是他以印学研究方法论定《淳化阁帖最善本》的年代以及破译马王堆三号汉墓主人身份，更是成为被热议的两个成功案例。

　　“结缘”于颜真卿《多宝塔》

　　“九岁习字，再三年学刻，亦所谓十三舞勺者，然性愚钝不敏，事乃无功。”孙慰祖曾在一件篆刻作品中这样自述。

　　小学二年级时，父亲交给孙慰祖一本颜真卿《多宝塔》，让他每天做完功课就写字。父亲说：“字是一个人的脸面。”小时候的他，常常省下大人给的零用钱、压岁钱，去古籍书店买低价的碑帖、印谱。

　　在学校里，他先后得到书法、篆刻兴趣小组指导老师翁思洵、顾懋钧的指导。1970年，他去了江西山区的军垦农场。“第二年，我将休息时间的刻印作业寄给两位老师批阅。翁思洵老师在回信中鼓励我‘将来做一个农民金石家，也是国家之宝’。”

　　不久后，两位老师又将孙慰祖推荐给当时还年轻的韩天衡，让孙慰祖写信、寄作业去求教，并嘱咐写信要附上回信邮票，这是礼貌。这样，每隔一段时间，孙慰祖总会收到韩天衡老师“深夜”写来的回信。那几封信话语虽简短，却给当时正处于热情投入而路径多歧状况中的孙慰祖以方向性的指导。对于这段学习经历，孙慰祖戏称自己是“篆刻函授学员”。

　　书法、篆刻成了孙慰祖一生的兴趣。从少年到青年，孙慰祖觉得写字、刻印奇妙无穷，并带给他精神上的无穷满足和无止境的探索。“我几十年迷恋书法篆刻，经历过‘偷偷’和‘公开’两个不同时期。在最艰苦的军垦农场岁月，幸而是这份迷恋，在文化萧瑟的环境中让我心中保持了一小片家园。而后，这份迷恋又和我的生活一起走进风和日丽的文化天地。”孙慰祖说。

　　是“篆刻老工人”，但不满足于做一个“印人”

　　一次学习中，孙慰祖在韩天衡书房里听到“不要满足于做一个印人”的叮嘱。这句话让孙慰祖更觉得是一份期许，分量很沉。

　　上世纪80年代初，孙慰祖两次在全市青少年书法比赛中获奖。1985年，在一些同学鼓励下，他参加《解放日报》、上海电视台和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文史博物知识竞赛”，获得第一名。后来，孙慰祖进入上海博物馆从事玺印篆刻文物研究工作。

　　从1985年起，在马承源老师的指导下，孙慰祖由秦汉南北朝官印入手做古玺印鉴别断代。历时五年由他主编的《两汉官印汇考》完成，这是第一部对汉代官印、封泥作出全面断代分期的官制、地理考释著作。后来，马承源馆长又将上海博物馆《历代玺印篆刻陈列》体系的筹划研究任务交给他独立承担。经过两年多的攻坚克难，上博首创的中国印章史陈列所表达的许多研究观点与学术理念博得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是代表当代前沿水平的体系。

　　近二十年前，上海博物馆以巨资从海外回购安思远藏《淳化阁帖》时，对于拓本具体定性也有不同的意见。孙慰祖对该帖上所钤北宋初年收藏印记的发现与系统论证，为此帖为存世“最善本”的结论提供坚实依据，也成为圈内学者的共识，甚至有同道为此发表文章称“为印学扬了威”。

　　为国内外学界颇为关注的马王堆三号汉墓主的身份，在发掘后近三十年一直是悬案。2002年夏，孙慰祖在长沙释读出半块残缺了关键部位的封泥印文是“利狶”，这正是史载第一代轪侯利苍的儿子，同时又发现了墓中同出的“家丞”存在两种个体而在过去没有被注意到。这就组成文字学、官制学、官印制度和墓主姓名三方面的新证据，悬案遂告以水落石出。

　　几十年来，孙慰祖一边进行艺术探索，创作了大量的篆刻作品，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一边在中国玺印篆刻文化的历史、理论研究中探幽爬梳，对于历代玺印、封泥、篆刻文物的断代辨伪与资料整理取得一批独创性的成绩，发表三百多万字的专业学术文章。

　　他用“篆刻老工人”来形容自己。“我自忖算是一个‘篆刻老工人’。热衷于探求它的历史内涵与历史真相的兴趣也由此而产生，这是书法篆刻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再后来，我的工作岗位又给了我一份‘责任田’。几十年来在书和印的方寸空间里翻来覆去，想弄明白的和想做的事越来越多，像是跌进一口深井，不能自拔。”

　　学术研究避热趋冷，甘坐“冷板凳”

　　前些年，孙慰祖担任上海书协副主席的工作，完成了上海文联、上海书协交下来的《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赵之谦》和《上海千年书法图史-篆刻卷》两项编纂任务。“海上百年印坛创造的历史与学术资源是上海城市文化中独特而丰厚的构成部分，也是当代上海印学再出发的起跑线。书法、篆刻本质上是一种‘复古艺术’，我们的任务就是由‘再造古典’走进‘创造古典’，后者包含着古与今的融合，包含着不同程度的个性，包含着笔墨当随时代的变革。”

　　此次获奖的《孙慰祖玺印封泥与篆刻研究文选》，由玺印、封泥本体研究延伸到历史、考古、地理、传世书画鉴定等领域。孙慰祖说：“这些是中国印章史与中国篆刻艺术研究中比较‘远’、比较‘冷’的论题。避热趋冷，是我这几十年中创作上、研究上的取舍原则。这是我的个性，当然与中国印史研究、篆刻艺术研究的现状有关，也与个人对书印之学的价值判断有关。”

　　他曾在二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写过：“现阶段上对于印学的研究，尽管一直有人在陆续地做，但相当时期内始终是一个很不景气的领域。”在孙慰祖看来，宋元以来，篆刻被认可的价值是一种“游于艺”的自娱价值，“这与新时期以来创作的蓬勃发展和群体的扩张是不大适应的。一些前辈也认为，不少基础环节还是空白，传统的印史结论很多方面需要改写，他们也已经在做。同时也要看到，当代其他关联性学科的发展为玺印篆刻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多学科的介入可以使中国书学、印学的研究真正进入一个学术化发展的阶段。反过来，将文字、书法、印章艺术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打通，印学的价值与学术地位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他直言：“书学、印学都不是让万众‘欢呼’的东西，学术的‘冷摊’虽然空寂孤独，但却有新鲜感。人类的精神活动并不一定都有现实的功利，但它却是人们获得‘发现’与‘创造’快感的方式。许多‘钻牛角尖’式的研究，意义仅仅在于证明‘人的力量’，证明我们今天的认识能力攀升到的高度和涉及的宽度。我的这本书涉及的研究论题的跳跃，还有长期以来在印学、篆刻研究和创作几个板块之间乐此不疲，就是源于这样的认识。”

　　他用“鸡下蛋”戏称自己的学术工作。“你见鸡下蛋都躲在草窝里吧，它需要僻静。做学术就得坐‘冷板凳’，‘孤独’是常态，高调更不必。搞创作也一样，四处打猎很难出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