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当田汉于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371号至381号创立南国艺术学院时，此路还是一条修筑完成8年的新路。

　　在这条新路上的新学校里，老师们星光熠熠：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系主任，欧阳予倩和徐悲鸿分兼戏剧系、绘画系主任。执教的还有洪深、徐志摩等。学生的名单，也将在不久之后光彩大放。许多“无产青年之确有天才者”，正是从这里开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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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岁那年，郑君里做了一个决定。他从苏州河北到苏州河南，站在了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371号至381号前。对于一个从小在广东移民街区长大、在广东人办的学校念书的男孩来说，这次出门，是地理意义上，更是心理意义上的一次远行。

　　郑君里，是出生在上海的广东籍移民二代。和当时很多广东移民一样，郑君里的父亲在人流密集的上海天通庵路一带摆水果摊，小本买卖，收入堪忧，每逢年关，还要被人追债。郑君里曾经目睹父亲求债主宽限，自己也曾被迫下跪向亲戚求告。贫寒的家境让他渴望出人头地、改变命运。

　　1928年1月，田汉创立南国艺术学院，租赁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371号至381号民宅为校舍，设文学系、戏剧系、绘画系。学院创办后，于是年3月2日至4日，在《申报》上连登三天广告。广告特别指出“无产青年之确有天才者仍与以特别便利”，最末一句是“凡欲参加吾等在野的艺术运动者集到兰旗下来”。“兰”，是因为学院用兰草象征“南国”。

　　在这所新创办的学校，老师的队伍星光熠熠：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系主任，欧阳予倩和徐悲鸿分兼戏剧系、绘画系主任。执教的还有洪深、徐志摩等。学生的名单，也将在不久之后光彩大放。许多“无产青年之确有天才者”，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比如，头一个到南国报名的中学辍学生郑君里。

　　郑君里在南国艺术学院排演的《推销员之死》《娜拉》等戏中跑龙套。和他同学的，还有陈凝秋（塞克）、陈白尘、吴作人、金焰等。在那个时刻，南国艺术学院的经费极其困难，田汉要四处化缘告贷维持，甚至有一次，因为欠了电费，被剪断了电灯线，田汉只能在烛光下写作。勉力支持半年后，南国艺术学院终因经济和其他原因而停顿。但师生们还在“兰旗”下留恋不去。田汉在没有剧本、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继续进行了三期公演。

　　因为租不起像样的剧场，田汉请求当时的上海伶界联合会负责人周信芳出面协调，在后者的帮助下，终于免费借到九亩地梨园公所楼上的场子。看到这个连舞台也没有的空地，田汉连夜买来木料，硬是搭建出舞台，装好了灯光、幕布，演出了《古潭里的声音》《苏州夜话》《生之意志》《湖上的悲剧》等。简陋的舞台地处偏僻，但因为田汉用艺术追求进步，“南国”的名字不胫而走，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

　　1932年，郑君里成为联华影业公司的一员，他从永嘉路走向广阔银幕，此后出演了蔡楚生、史东山、孙瑜等编导的多部影片，名声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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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当田汉创立南国艺术学院时，永嘉路还是一条修筑完成8年的新路。

　　1920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以法国职员西爱咸斯命名这条新路为西爱咸斯路（Route Herve de Sieyes）。1943年后改名为永嘉路。永嘉路一带，曾是法租界的一部分，修建伊始，外籍人士、达官显贵、豪商巨贾纷纷迁入这一街区。周边的岳阳路、太原路、复兴中路、永康路、桃江路一带，散布着国泰、复兴、陕西、建国、汾阳以及懿园、永嘉新村等公寓大楼和花园住宅、新式里弄达百余处，还建有大小教堂数座。当时的达官贵人如孔祥熙在永嘉路383与385号，宋子文在岳阳路145号都拥有闹中取静又豪华优雅的住宅。

　　从永嘉路出发的青年郑君里，后来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名作，成长为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也是在这条永嘉路上，孔祥熙拥有的永嘉路383号洋房，后来也和电影艺术发生了联系。

　　孔家的这幢别墅始建于1926年，由中国近代著名建筑师范文照设计，是一幢英国乡村式别墅建筑，砖木结构假三层。在孔祥熙任财政部长期间，永嘉路别墅时有政界和金融界权贵出没。孔祥熙是宋蔼龄的丈夫，在宋氏姐妹的相关记录中，亦可见关于这幢别墅的记载。

　　1976年，脱胎于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的上海电影译制厂搬入这幢洋房，从这里传出的译制片声音，成为日后老中青三代观众心中不可替代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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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这条路上，1939年春至1942年秋，永嘉路291弄66号曾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所在地。

　　2001年，王尧山在接受采访时，于《关于上海地下党重建的经过》一文中回忆：当时隐蔽于民宅里的永嘉路291弄66号的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身处五方杂处的上海，“中共江苏省委坚持越公开越秘密的白区工作原则，要求每个党员都有公开合法的社会职业和身份，扎根在群众之中，便于隐蔽，长期埋伏。当时，刘长胜的公开身份是荣泰烟行小杂货铺的老板。王尧山夫妇在永嘉路开了一家文具店。沙文汉则依靠丈母娘作掩护。省委开会就在各人家里。刘晓、刘长胜和王尧山还借去夜校读英文的机会，经常接头商量工作。”

　　王尧山曾感慨说，当年，党员隐蔽在群众中开展工作，既要处处群众化，又要有精湛的业务水平、优秀的学业成绩，还要关心他人、热心社会工作，这样才能在群众中建立威信，发挥作用，更有效地贯彻党的主张和决策。“从抗日战争一直到上海解放，地下党的领导机关始终没有遭到破坏，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这除了党的组织基础可靠外，主要是靠党中央关于城市地下党斗争路线方针的正确。”

　　1949年5月，王尧山回到分别多年的上海，看到市区灯火通明，王尧山胸中涌起了难以形容的感奋。随着南下的接管干部分批进入上海，奔赴各自的岗位，王尧山后来这样回忆：“一轮红日已经升起在大上海的地平线上，宣告着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的新生。”

　　几天后的6月5日，在青年会酒店大厦，上海市政府举行上海解放后第一次文化界座谈会。有科学、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文艺、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各界代表到会。这场座谈会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才结束。大家纷纷说，愿意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之下，群策群力，为建设新上海共同努力。

　　同月，上海市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成立。在执行委员名单中，影剧界明星荟萃，有于伶、夏衍、沈浮、陈白尘、黄佐临、熊佛西、赵丹、黄宗英等。名单中，还有时年37岁的著名电影艺术家——20年前，满怀雄心壮志，从上海的苏州河北一路走到苏州河南，第一个站在永嘉路南国艺术学院报名的水果店家的辍学少年，郑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