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到京剧《红灯记》，这出戏剧经典走过了不平凡的风雨历程。

　　《红灯记》是一出闻名全国的京剧现代戏，虽然初创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但艺术魅力历久弥新。经国家京剧院几代艺术家传承演出，至今还活跃在京剧舞台上。每当我听到《红灯记》中的熟悉唱腔时，总会想起往事：将近六十年前我第一次阅读和评论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继之第一次观看和评论沪剧《红灯记》，后来又多次观摩京剧《红灯记》、评论京剧《红灯记》，我与中国京剧团、上海爱华沪剧团的主创人员如钱浩梁、袁世海、凌爱珍、夏剑青、凌大可、韩玉敏等都有过访谈和交流，可以这样说，我是从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到京剧《红灯记》风雨历程的见证人之一。

　　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

　　京剧《红灯记》后来风靡了海内外，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剧，但是它据以改编的原作乃是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其作者为沈默君、罗静。沈默君是著名电影编剧，笔名迟雨，原籍安徽寿县，192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38年参加新四军，在火线剧社任演员、导演，1948年任华东野战军总后勤政治部文工团团长，曾创作歌剧《叶大嫂》、小说《孙颜秀》等。新中国成立后曾创作电影剧本《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等，1954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电影创作组长。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军垦农场劳改。1961年，他“摘帽”后被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借调去哈尔滨搞创作。这一时期，沈默君收集了许多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斗争的故事。不久，他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导演苏里希望他能写一个成本低、故事性强、人物突出的电影剧本。一次他和导演尹弋青闲聊，尹弋青说：“如果能写一个‘一家人都很亲、都不是亲’的本子，那就有戏了。”一句话点醒了沈默君，北满抗联地下交通员英勇斗争的故事浮上心头，他联想到戏曲《赵氏孤儿》的故事，李玉和一家三代“都很亲、都不是亲”的故事逐渐形成。他奋笔疾书，历时数月，写成了剧本《自有后来人》。初稿写好后，他曾赴沈阳、大连、哈尔滨的工厂、铁路局补充、收集材料，找老工人、老抗联座谈，征求剧本意见。又经修改，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又名《红灯志》）发表于1962年9月号的《电影文学》刊物上。

　　《自有后来人》的另一作者罗静，本名罗国士，出身于湖南一知识分子家庭。年轻时参加人民解放军，曾任少尉军官。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北大荒，曾与沈默君同在东宝中学任教。沈默君调至长影厂写作《自有后来人》时，要求借调罗国士来厂与他合作。

　　这个电影剧本是从生活和历史素材中提炼创作而成的，是众多描写抗日战争题材作品中比较出挑的一个。作品把抗日战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结合起来，以一盏红色的号志灯贯串全剧，生动地描写了一家异姓祖孙三代为了抗战和革命事业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的感人故事，塑造了李玉和等勇敢顽强、坚贞不屈的抗日英雄形象，又以争夺密电码为冲突的焦点和悬念所在，全剧情节丰富，曲折跌宕，表现出中国人民在艰苦复杂斗争环境中的坚强、勇敢和无畏的精神以及革命火种代代相传的积极主题。剧中李玉和赴宴斗鸠山关于人生观的争辩、老奶奶抚摸红灯向铁梅痛说革命家史的场面以及粥棚脱险、三代人刑场诀别等情节都写得扣人心弦，感人肺腑。

　　我在读这部作品时，还是一名年轻的文艺评论作者、上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的作品，同时也有提高的空间。我和我的同学陆稼林（后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编审）合作撰写了一篇万余字的评论，纵论该剧本的成就和不足，并对整个剧作的构思提出如下的建议：“影片中可以将李家祖孙三代为保全密电码的英勇斗争作为主线,这里要突出工人群众的支持；而同时又铺设游击队或主力军与日寇作战的副线。这两条线用密电码将它们扭合起来。游击队为了找到密电码，千方百计进行斗争,最后李铁梅他们终于将密电码送到了游击队手里。游击队得到密电码后，与主力部队配合，屡建奇功。”文章刊登在《电影文学》1962年12月号上。

　　戏剧界经常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应该说，正是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为以后京剧《红灯记》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灯”在沪剧舞台上亮起

　　20世纪60年代初，各地不少戏曲团体都在努力编演现代戏。作为擅长反映现代都市生活的剧种沪剧更为积极，像上海人民沪剧团就编演了《芦荡火种》《星星之火》等现代戏。

　　1962年10月，上海的一个区级剧团爱华沪剧团有位青年演员夏剑青在《电影文学》上读到了剧本《自有后来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觉得这个剧本很有意义，而且适合于改编成沪剧演出，于是向剧团推荐。团长、著名演员凌爱珍非常重视，专门召开艺委会讨论，大家认同了夏剑青的建议。当时剧团没有专职编剧，就决定由青年演员凌大可和夏剑青着手改编。他们都还有演出任务，只能边演出、边写作。他们认真研读原作和有关评论文章，加深理解，酝酿构思，先搞提纲，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写成初稿，始名《密电码》。

　　在投入二度创作时，爱华沪剧团在文化主管部门扶持下，邀请了顶尖专家组成主创班子，由著名电影导演应云卫担任艺术指导，王育任导演，崔可迪任舞美设计，金长烈任灯光设计，朱士场任服装设计，陈绍周、应玉兰任化妆造型设计等。演员阵容也很强大，团长凌爱珍和主要演员袁滨忠、韩玉敏、凌大可等悉数登台。剧本初稿曾名《密电码》，开排前，应云卫提议改名《红灯记》。

　　1963年春节，根据《自有后来人》改编的沪剧《红灯记》在上海红都剧场正式首演，这是“红灯”首次在戏剧舞台上亮起。它较之电影《自有后来人》的拍成放映，早了八九个月时间。

　　可能是因为我写过《自有后来人》的评论，当时我又在上海人民沪剧团实习，《上海戏剧》杂志社约我写一篇沪剧《红灯记》的评论。那天晚上我应约到红都剧场观看演出。由于电影剧本有良好的基础，改编者熟悉沪剧剧种和剧团的特点，这个戏改编得相当成功，它规避了原作的某些缺点，保留了其精华，并有一定的丰富和创造。原作中的粥棚脱险、李奶奶叙说家史、智斗鸠山、刑场诀别等重要情节在戏中都有生动的展现；整出戏用一盏红灯加以贯串，既富于传统戏曲的特点，又升华了戏的题旨。改编者根据原作的框架，着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一家异姓三代人的思想脉络，而且主次分明，在三代人中突出了李玉和的形象，通过他进行地下工作、对敌斗争、与亲人关系等多个侧面，生动展现了共产党人机智勇敢、临危不惧、宁死不屈的形象。同时也塑造了革命老人李奶奶、革命接班人李铁梅的感人形象。对鸠山的刻画也避免了脸谱化，着重写他的工于心计、阴险奸诈。改编本结尾处把原作中铁梅在烈火中牺牲、密电码下落不明，改成铁梅在游击队帮助下手刃叛徒，密电码送上北山，更好地体现了“自有后来人”的主题。

　　演出也很精彩。饰演李玉和的著名青年演员袁滨忠，他的唱腔师承筱文滨的“文派”，且有自己的特色。他演的李玉和坚定刚毅，浩气凌云，表演节奏控制自如，走进刑室前，从容地敲掉烟斗中的灰烬等细微动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饰演李奶奶的老艺术家凌爱珍，唱腔爽利流畅，吐字铿锵有力，所演的李奶奶稳重老练，深明大义，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细致，并诉诸准确的戏剧动作。韩玉敏扮演的铁梅天真纯朴，表演真挚，有层次地表现了铁梅在战斗中成长的过程。那天剧场里气氛热烈，掌声不绝。我虽然带着写作任务观看，比较理性，但也不时为剧中的场景所打动。当演到李玉和赴刑场一节，禁不住热泪盈眶。

　　不几天，我就写好了评论文章。文稿发表在1963年2月号的《上海戏剧》上，题为《革命的红灯永放光华——评沪剧〈红灯记〉》。这是我走上戏剧艺术道路初期所写的一篇评论，也是关于《红灯记》的最早的评论文章之一。

　　1963年，电影《自有后来人》也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导演是于彦夫，主要演员有赵联、车毅、齐桂荣等。1963年11月1日上映。

　　京剧《红灯记》的创演

　　沪剧《红灯记》在上海一炮打响，引起了广大观众和文艺界的普遍关注。不久后中国京剧院着手把沪剧《红灯记》改编成京剧。

　　1963年2月下旬正在上海养病的江青在红都剧场观看了沪剧《红灯记》，认为“这个戏不错”。随后就将沪剧的剧本带回北京，交给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建议改编成京剧。同年9、10月间，林默涵把改编的任务交给了中国京剧院。京剧院决定由翁偶虹（执笔）、阿甲编剧，阿甲、郑亦秋导演，李金泉、刘吉典、李少春设计音乐和唱腔。林默涵非常关心《红灯记》的改编，多次与阿甲及剧院领导讨论研究，他们确定以“壮美”为全剧的基调。初稿写出后，又多次修改加工，1964年2月开始排练。演员阵容是李少春、青年演员钱浩梁饰演李玉和，李少春乃李桂春（小达子）之子，著名文武老生，因出演《野猪林》《白毛女》等驰誉剧坛，杜近芳（后改刘长瑜）饰演李铁梅，高玉倩饰演李奶奶，袁世海饰演鸠山。

　　1964年5月，京剧院将先排出的前五场戏进行彩排，在文艺界征求意见，获得一致好评。江青看了演出，很激动，并上台祝贺。可是没过几天，她却把阿甲、李少春、张东川（中国京剧院副院长）找去，指责道：“你们把我的戏搞坏了！”京剧院适当修改后，《红灯记》于1964年6月参加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江青见有些地方没有按照她的意见修改，怒气冲冲找到周恩来，想以此压服阿甲他们。周恩来说：“我让林默涵去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周恩来也确实亲自抓了，他多次亲临排演场，与编导一起推敲台词和表演。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在林默涵的具体领导下，京剧院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对《红灯记》反复修改加工，然后在北京正式公演。修改中，恢复了“粥棚脱险”一场，在“刑场斗争”一场由写三代人改为写李玉和为主。改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它在保留电影剧本和沪剧的精华的基础上，对剧本、表演等精雕细琢，充分发挥京剧艺术手段的优势，使这部戏更显精彩。像“赴宴斗鸠山”一场，锤炼台词，用念白表现李玉和和鸠山之间两种人生观的冲突；“痛说革命家史”则充分发挥京剧唱、念的长处，成为一场震撼人心的好戏。京剧的唱腔音乐是塑造人物的重要艺术手段，这方面创作者用力很深。对李玉和，运用了不同板式的系列唱腔，从不同侧面表现他对李奶奶、铁梅的阶级感情和亲情之爱，对鸠山、叛徒则是义愤填膺，无比仇恨，对民族和人民遭受侵略者的践踏蹂躏，又充满了焦急和同情。特别是第八场“刑场斗争”，更以大段的二黄成套唱腔，配以丰富的身段、动作刻画了李玉和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气魄，对美好前景的憧憬，以及祖孙三代人之间的深厚情感，可称淋漓酣畅，感人肺腑。它是京剧舞台上一出难得的优秀现代戏。

　　1964年11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观看了京剧《红灯记》，并上台接见演员。江青见毛主席对《红灯记》非常赞赏，就连忙表示这是她搞的戏，她对京剧院说：“《红灯记》主席通过了，你们到南方去一下吧，扩大扩大影响。”

　　1965年2月，中国京剧院由张东川带队南下广州、深圳、上海等地公演。其时笔者已供职于上海市文化局，有幸在上海观看了该剧的精彩演出。京剧《红灯记》的演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的欢迎和赞赏，加上媒体的宣传，《红灯记》一下闻名于全国了。

　　在“文革”中，一方面《红灯记》被打上了“江记”的印章，在江青的“指示”下，又是再度修改，又是拍摄电影。另一方面，原来创演《红灯记》的一些有功之臣，如李少春、阿甲、张东川等却都遭到了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文艺界迎来了新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后期，原版的京剧《红灯记》、沪剧《红灯记》等重新恢复演出，对《红灯记》等作品以及它们的创演历史逐渐有了科学而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