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华影片公司”，在中国电影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却留下了《渔光曲》《大路》等经典作品。

　　1896年8月，法国人在上海徐园“又一村”茶楼放映“西洋影戏”，被视为电影正式传入中国之滥觞。从那时起，至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作为中国电影发展重镇，已有一百多家影片公司。由于量多，往往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所以不少电影乏善可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建于1930年、总部设在香港的联华影业公司，以标新立异的姿态，于1931年在上海成立“联华”分公司，并设立包括北平在内的几个拍摄分场。接下来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推动下，“联华”力求“改革神怪、迷信、凶恶、打杀之国片作风”“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决心，创作出不少好作品，有的还是优秀的传世之作。其中《渔光曲》成为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展上首次获奖的影片。

　　永安公司屋顶上的拍摄机

　　曾因导演电影《武训传》而广为人知的孙瑜，堪称“联华”元老。1929年是孙瑜进入电影界的第二年，其时他正在为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创作电影剧本《野草闲花》。当时“民新”经理黎民伟正为拍片缺乏资金而纠结，这时他突然接到华北电影公司总经理、也是总部设在香港的联华影业公司三位创始人之一的罗明佑，从北平寄来的《故都春梦》电影剧情梗概。罗附信说，希望和“民新”合资拍摄该片。孙瑜看了故事梗概，觉得不错，便向黎毛遂自荐，愿意担任该片导演。尔后罗明佑便到上海与黎民伟洽谈合作细节。其间罗也看了孙瑜刚完成的《野草闲花》分镜头电影剧本，表示赞赏，最后他决定与“民新”合资拍摄这两部影片。能与罗携手合作，缓解了困扰“民新”的资金窘境；对罗来说，由于当时只有上海少数影院有有声放映机，而罗所经营的影院均无有声设备，所以联手“民新”可以取得双赢。

　　签罢合约，“民新”总经理黎民伟、导演孙瑜、摄影师黄绍芬、演员阮玲玉等一行十四人，于1929年12月赴北平拍摄《故都春梦》外景。此时正是寒冬季节，北方尤冷。但大家都以高昂的创作热情抵御严寒，紧张拍摄了两个月，于翌年3月回到上海。之后一鼓作气，又花了两个月赶拍内景。整部片子在1930年5月间完成，先后在南京、上海上映。原想以“华北电影公司、民新影片公司联合出品”的名义为《故都春梦》作预告，此时罗向黎倡议，为进一步合作，可以创办一家新公司。黎表示同意，所以《故都春梦》正式上映时，即冠以“联华影片公司出品”字样。由于该片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上层的道德败坏和生活腐朽，艺术处理严肃认真，所以还打出如下广告语：“复兴国片之革命军，对抗舶来影片之先锋队，北京军阀时代之燃犀录，我国家庭生活之照妖镜。”语或夸张，但关键是打出了“复兴国片”的旗号，这就有了号召的意义和振聋发聩的作用。这部片子果然一鸣惊人、一炮打响，一举打破了当时国产片的票房纪录。

　　紧接着，年届而立的孙瑜又在这年夏秋间，完成了上海“联华”创立后的第二部影片，即由他编导的《野草闲花》。影片讲述一位有着极高音乐造诣的富家青年黄云，因不满上层社会的腐朽生活，愤而离家，租住棚户区一木工家从事创作。他发现木工女儿、卖花姑娘丽莲有唱歌天分，便精心培养她。后来丽莲一举成名，并与黄云订婚。黄家人知道后百般阻挠，但黄云坚定不移，终于与被人视为“野草闲花”但品质高洁的丽莲结合，他俩开始一起奋斗、生活。阮玲玉在片中扮演聪慧勤劳、天真纯洁的丽莲。此前她曾在《故都春梦》中出演一个荡妇，两个角色反差极大，但她演得很成功，受到观众好评。黄云的扮演者是当年才二十岁的金焰。他塑造的勇敢乐观、富有朝气的青年音乐才俊的形象，为他赢得了好口碑。《野草闲花》在当年叫好，离不开在艺术上的大胆探索。孙瑜曾回忆说，当时摄影机镜头“从永安公司的屋顶上，鸟瞰俯摄南京路、浙江路口电车轨道交错、车马杂沓的情况，作为活动背景，叠印字幕，再由字幕‘化入’叠印卖花两姊妹带着含泪的微笑，持着花束，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兜售张望的近景”，即是一例。再如将电影插曲和主题歌融入影片，这些手法在当时着实让观众体验了一把满满的新鲜感。

　　聂耳加盟“联华”

　　初创出成效，这让罗明佑信心大增。他在1931年建立一个庞大的联合经营体系的同时，又先后考察日本、旧金山、好莱坞和欧洲电影业，以开辟海外市场。发展离不开人才，其时他延揽的导演就有史东山、蔡楚生、吴永刚、沈浮等，蔡楚生是离开明星影片公司转而加盟“联华”的。演员除了阮玲玉、金焰外，又有林楚楚、陈燕燕、王人美、黎莉莉、郑君里、蒋君超、刘琼等加盟；摄影有黄绍芬、周达明、姚士泉等。这一年孙瑜又写出了电影剧本《自由魂》，剧本原名《碧血黄花》。故事背景是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反抗清王朝的斗争，影片讲述一个马戏团卖艺青年，在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中经历磨炼和成长、最后壮烈牺牲的故事。这样的电影在当时的进步意义显而易见。

　　当时黎锦晖创办的明月歌舞社，在南洋群岛和国内许多地方演出正火，“联华”瞅准时机，及时将其吸收，改名为联华歌舞班。当时才20岁的聂耳，就是这个歌舞班的小提琴手。其演员除了前文提到的王人美、黎莉莉，还有薛玲仙、胡笳、白虹、于斯咏、英茵等，当时她们都才十五六岁，有的甚至更小。那时孙瑜和一位同事合租今常德路、北京路口大鹏坊一间亭子间，和联华歌舞班相距不远，聂耳、金焰、王人美、黎莉莉等人时常在这里相聚，谈天说地话艺术，亭子间俨然成了一个热闹的小沙龙。在孙瑜的印象中，聂耳满怀革命激情，平时刻苦钻研作曲和阅读进步书籍，休闲时则是一个活泼幽默、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大孩子”。正是由于和这些年轻人的相处、交流和了解，九一八事变后，孙瑜怀着一腔民族激情和义愤，写出了带有反帝内容的电影剧本《野玫瑰》。影片讲述上海郊区苏州河边家贫却性格倔强的渔家女小凤，她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打仗抓敌人的游戏，由此产生了爱国思想。此时有个艺专学生江波来乡间写生，注意到了勇敢且充满青春活力的小凤。后来小凤不幸失去亲人，她和江波及后者的两个穷朋友住在一起。四个乐观向上的年轻人无所畏惧，互相激励，最后在上海街头响应号召，加入东北义勇军，一路高歌前进。片中演渔家女小凤的，就是当时才6岁的王人美。导演孙瑜评价王人美“她以特有的体形和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大胆泼辣地塑造了一个新型的天真活泼、健美勇敢的少女形象，使当时有些女‘明星’所表演的‘捧心西子（施）’式的病态美，受到很大冲击”。孙瑜还在这部影片中，重用20岁的“新人”郑君里，出演画街头大广告的小李。孙瑜说：“王人美有歌舞表演的实践经验，郑君里有参加进步剧社的理论知识，两人都是初上银幕就担任主要角色，并且取得很好的成就。”

　　没有怯弱，只有热情

　　上海“联华”的成就有目共睹，即使在“一二八”日军炮火中，他们和其他同业一样，拍摄出新闻纪录片《抗日战史》、抗日故事片《共赴国难》等进步影片。当然，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如“联华”一家分厂就毁于日军炮火。但这丝毫阻挡不住“联华”拍摄进步影片的决心，如1933年，蔡楚生编导的影片《都会的早晨》，通过一个家庭的悲剧，反映了旧时代的黑暗和新生力量的成长。再如孙瑜编导的影片《天明》，则借一个因协助北伐革命军而被捕的纺织女工之口，在天明被枪杀之前，喊出了“革命（者）是杀不完的”呼声。这些都从一定层面，反映了当时普通民众内心的声音。而最具亮点的是这年由蔡楚生编导、王人美主演的影片《渔光曲》。这部影片生动地刻画了吃苦耐劳的东海渔民，在渔霸剥削压迫下的血泪人生。这部影片曾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连映84天，创下中外影片在上海连续放映天数最高纪录。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该片主题歌，更以凄婉悠扬、荡人心魄的曲调，使影片产生震撼的效果。由王人美独唱的唱片，也因此畅销全国。

　　孙瑜编导的影片《大路》也在这一年推出。影片讲述一群坚强勇敢、团结乐观、藐视一切艰难险阻的筑路工人，带领农村群众反霸抗日的故事。影片塑造了由金焰、张翼、郑君里等人扮演的筑路工人“没有怯弱，只有热情；没有自私，只有团结；没有退后的路，只有向前的心”（《大路》说明书中语）的英雄形象。聂耳的音乐天分在这部影片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片中孙师毅作词的序歌《开路先锋》、孙瑜作词的主题歌《大路歌》，均由聂耳作曲。“背起重担朝前走，自由大路快筑完”的《大路歌》，铿锵有力，节奏振奋，听罢令人浑身陡增力量。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据孙瑜回忆，因为《大路》主题歌是筑路工人们在拉大铁磙时的中、远景里唱的，没有近景和特定镜头，所以可以不用录音机同步录音。但是序歌《开路先锋》是金焰“唱歌”的特写，这就必须在片子上同步录音。可“联华”当时还没有这个录音条件。最后多亏聂耳的“最强大脑”，“他用一个弹簧音乐打拍机指导金焰和同时扮演路工的演员们，在太湖边拍摄炸山筑路外景时，跟着打拍机的节奏，唱《开路先锋》。当时烈日当空，汗流如雨，聂耳和我们在山坡和路边奔走指挥，摄影师裘逸苇……拍摄了全部歌唱的外景，再回到上海在百代唱片公司，以音乐打拍机用同一节奏灌录《开路先锋》和《大路歌》的唱片，最后由刚成立不久的电通影片公司负责录音和完成片上发音的剪辑工作”。由此可见，一部好影片的诞生，有多艰辛和不易。何况其中还有许多无法预知的情况发生，如1934年，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成立“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下设“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和“剧本审查委员会”，一下子给当时的电影创作设置了许多障碍，比如对“鼓吹阶级斗争”的影片，就要“严厉制裁”。对此，“联华”采取的策略是，坚持反帝反封建大方向原则，避免与当局直接冲突，运用多样化手法创作，以绕过“电影检查委员会”设置的障碍。

　　“联华”的悲与喜

　　1935年对于“联华”来说，堪称悲喜交集。喜的是，这年2月25日至3月2日，在苏联举行国际电影展，中国共选送了七部影片，其中就有“联华”摄制的《渔光曲》和《大路》。影展闭幕，共评选出六个国家十部影片得奖，《渔光曲》名列其中。这也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影坛获得荣誉。

　　但是就在《渔光曲》载誉而归不到一星期，演技精湛、平易近人、深受友朋尤其是广大观众热爱的“联华”一代明星、年仅25岁的阮玲玉，因不堪旧社会恶势力残酷迫害，于3月8日凌晨服毒自杀。此事引发全社会震惊，鲁迅也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杂文《论人言可畏》。阮玲玉出殡那天，上海市民列队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历时三天，不下数十万人，真可谓“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还有一个大悲是，这年7月17日，23岁的聂耳在日本海滨不幸溺水而亡。他为蔡楚生导演、孙师毅作词的影片《新女性》主题歌作的曲，也成为他留给“联华”的一首“绝唱”。而聂耳出国前的最后作品，便是电影《风云儿女》中由田汉作词、他作曲的主题歌，即那首名传遐迩、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所以聂耳的离世，不仅是“联华”最大的损失，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所幸他的音乐仍在激励着人民奋勇前行。

　　1937年，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尤其是八一三事变后，“联华”和许多同业一样，被迫停业。之后大家就走向街头，用活报剧、短剧等各种形式，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