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认可与赞许，是我最大欣慰，也是对我最高的褒奖。

　　再次哼起《红旗颂》里的旋律，吕其明依然兴奋得像个孩子。“作为一名老战士，一名电影工作者，能够在鲐背之年获得这一荣誉。我激动万分，诚惶诚恐，这极高的荣誉在我心里沉甸甸的，这是党对我70多年来坚持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创作的肯定和鼓励。我想用三个词表达我的心情——感恩、自豪、回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中央决定首次评选颁授“七一勋章”，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作出杰出贡献、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

　　吕其明1930年5月出生，1945年9月入党，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电影音乐作曲家。他为《铁道游击队》《焦裕禄》《雷雨》等200多部（集）影视剧创作了300多首歌曲，其中包括广为传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他还创作了《红旗颂》《使命》等10余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

　　“看到提名建议人选公示后我非常激动，这是党对我的厚爱，更是激励与鞭策。我要加倍努力报答党的恩情。”吕其明说，“回想多年创作生涯，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践行着我的入党誓词，传承红色基因，全心全意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创作。对我来说，这绝不是一句过时的口号，而是终生的神圣使命。”

　　“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全都融进音符里”

　　1940年初，年仅10岁的吕其明随父亲吕惠生进入淮南抗日根据地，并被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吸收为小团员。吕惠生曾任淮南抗日根据地仪征县县长、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1945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引诱和拷打，他坚贞不屈，并在狱中写下绝命诗。

　　父亲牺牲那一年，15岁的吕其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自己说，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吕其明还记得自己入党的那一天。1945年9月1日的晚上，点着油灯，他和另外两位同志一起在老乡家里，在自制的党旗下向党宣誓。他们要把一切献给党，乃至生命。

　　“和我一起宣誓的那两位同志已经在抗战中去世了，我非常怀念他们。”回想起来，吕其明依然感伤。那一个点着油灯的夜晚烙在了他的脑海里；向党宣誓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文艺观就此形成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切工作都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直到现在。”

　　1944年，14岁的吕其明学习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这篇内容丰富的讲话他还不能理解太多，但正如吕其明所说，“那时候的十岁和现在的十岁不能比”，有两条内容他立刻就记住了，也成为指导他一生的创作准则。“文艺要为人民服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两条我记了一辈子。我在走上电影工作岗位后，几乎每部影片，每个创作，都必须深入生活。我坐在亭子间里写不出东西来。”

　　在部队文工团九年的战斗生活和艺术实践，让吕其明受到极大的锻炼和艺术熏陶。“战争年代非常磨练人，我在行军打仗中读完了自己的生活大学。”

　　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吕其明脱下深爱的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走上了电影作曲的岗位。1956年，26岁的他为电影《铁道游击战》配乐，写出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流传至今。这是他第二部电影配乐，里面用到了许多山东民歌的元素，这归功于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山东度过的几年时光。在那里，吕其明用业余时间搜集了大量的山东民歌、戏曲，研究当地音乐的调性和语言，成为宝贵的创作素材。

　　1965年，吕其明创作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在“上海之春”舞台初试啼声，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部中国音乐史上的杰作被无数次演绎。《红旗颂》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动人一幕。吕其明眼含热泪，埋头书写，一个星期就写成了《红旗颂》。“我把我真实的体验，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全都融进了音符里。”

　　如何让人感觉到音乐里歌颂的是“红旗”？“生活给了我感受。”1951年到1954年之间，吕其明调入北京工作，每年的“五一”和“十一”，他都会去天安门。清晨4点就去等候，人群里的吕其明热泪盈眶地高呼口号，嗓子都几乎喊哑了。他把真挚体会写进了《红旗颂》，“国歌的素材和对党、对祖国的歌颂主题构成了《红旗颂》的主干，中间的部分写的是我自己的体会。当队伍通过天安门的时候，人山人海，大家手拉着手时，我觉得中国就像一个巨人，在不可阻挡地向前进。我把这种感情写进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没有生活，不可能有《红旗颂》。这部作品几十年来还在演奏，也许是因为我在《红旗颂》中表现的对党和祖国、人民的感情，和广大群众对党和祖国、人民的感情，找到了交汇点，产生了共鸣。”

　　半个世纪以来，《红旗颂》无偿地、不计其数地被人们演奏。吕其明认为，作品能被广大听众所接受、所喜爱，就是自己的希望和追求，“他们的认可与赞许，是我最大欣慰，也是对我最高的褒奖。”

　　“只要我身体好、脑子好，就会一直写下去”

　　上世纪60年代，吕其明为电影《白求恩大夫》《霓虹灯下的哨兵》《首战平型关》等电影写下配乐。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吕其明迎来创作的春天，为《庐山恋》《城南旧事》《雷雨》《子夜》等电影配乐。已故导演吴贻弓曾回忆，1982年拍《城南旧事》时，吕其明已是知名作曲家，他忐忑地邀请吕其明为影片作曲，没想到他爽快答应。“老实说，《城南旧事》如果离开了吕其明的音乐，恐怕就会是另一码事了。”吕其明也因《城南旧事》配乐获得了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电影事业在随着时代发展，创作观念也要发生改变。比如，如果我还用《铁道游击队》的创作方式去写《庐山恋》《城南旧事》，就会驴唇不对马嘴。我们不能用过去的思维、创作手法去写现代题材，当下的年轻创作者也要思考同样的问题。”吕其明认为，年轻创作者要继承老一辈革命传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为人民创作，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要花力气去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传统。“这些都是必修课，如果做到了，相信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多做贡献，是吕其明的人生信条。离休后，他分文不取为海陆空部队写了约三十首军旅歌曲，还为龙华烈士陵园、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等单位免费作曲。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健儿印象深刻的是，每次去吕其明家中探望，他谈的都是创作，“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为祖国和人民创作。到现在，他还是在不停学习，不断创作，为的就是争分夺秒地为大家留下一些作品。”

　　去年3月，在全国上下抗击疫情期间，吕其明看到“白衣战士”奔赴抗疫一线，深受感动。他以电影《白求恩大夫》原创音乐作为素材，吸取各方意见，用半年时间完成单乐章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的创作、打磨、提升。“我作为艺术家，有责任歌颂我们的白衣天使，歌颂无私奉献的精神。我是共产党员，在这个时候尽我的力量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尽管这部作品只有短短的17分钟，但吕其明反复修改，不计其数。白求恩在吕其明心中是一个写不够的人物：“白求恩和他的国际主义精神，从那时起就在我心中树起了丰碑，是个永恒的题材。”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百岁老战士们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看到这一新闻，作为一名曾经的新四军战士，吕其明分外激动。他今年修改完成的最新作品《祭》，正是献给那些为民族解放而捐躯的烈士们。吕其明说：“我今年91岁，能够活到今天，是一个很幸福的老人。回想起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走到今天，我有很多战友倒下了，他们没有活到今天。如果没有千百万革命先烈的英勇牺牲，就不可能有新中国的诞生。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对吕其明来说，新出炉的《祭》与《红旗颂》《白求恩在晋察冀》同等分量。

　　今年4月29日，《红旗颂》《铁道游击队》《白求恩在晋察冀》《祭》四部作品在上海爱乐乐团经典交响音乐会上演，吕其明也登上舞台：“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向我们亲爱的党即将到来的百年华诞，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最热烈的祝贺！”他还表示，“经典，经得起人心的认可，时间的考验。经典是不能够乱封的”。

　　日新月异的生活，不断点燃吕其明的创作灵感。“我的事业，我的命运、我的悲欢、我的荣辱，和人民融汇在一起，我要为之奉献我的一切。只要我身体好、脑子好，就会一直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