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中，上博重要馆藏书画精品《畿甸观风图》卷，首度向公众亮相。

　　作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的《畿甸观风图》卷，一度被误归于明代金陵画家“痴痴道人”史忠名下。近几年，我通过对新材料的考证，确认其出自明代上海嘉定籍画家马愈之手。

　　马愈与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沈周祖孙三世都有交往。他的笔触，开沈氏画目先风，极为珍罕。而通过对这幅作品及其作者的分析，亦可以看出明代初年上海对于吴门画派产生的影响。

　　一

　　《畿甸观风图》卷纵29厘米、横115.6厘米，纸本浅绛。图中山峦平伏舒缓，草木葱翠欲滴，林间屋舍俨然，窗内人物悠然，路旁稻禾青葱郁茂，一派江南城郊景致。城墙外，一红袍官员简装束行，二三仆侍随从，行色匆匆。画卷笔墨俨整，以披麻皴为主，其磊落凝重之笔趣，颇类沈周中晚年之后风格，为典型的明代早期吴门文人画风。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是江苏苏州人，出身于富裕的书香绘画世家，一生家居读书、吟诗作画、优游林泉，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从未应科举征聘，始终过着田园隐居生活。

　　图中本幅楷书款署“痴痴道人”，钤“清痴”朱文印记。卷首马愈行书引首“畿甸观风”四大字，署“赐进士第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西吴马愈题”，钤“抑之”白文方印、“丁”“酉”朱文联珠印、“天玉亭”朱文长方三印记。根据卷中鉴藏印所知，作品曾由明代鉴藏家朱之赤、近代书画藏家钱镜塘收藏。

　　卷首有吴湖帆题签：“明史痴翁畿甸观风图真迹。吴湖帆为数青草堂题”吴湖帆、钱镜塘都将此卷作者归为明代画家史忠“史痴翁”。史忠是金陵（今江苏南京）人，童年哑默，十七岁方能言，外呆内慧，自号痴翁，亦号痴痴道人、痴仙等。其性卓尔不群，善山水、人物、花木、竹石。吴、钱二人将此卷归于史忠名下，当受画幅款署“痴痴道人”影响为多。

　　但从画风本身来看，史忠笔墨接近宫廷画派、浙派，以笔墨恣肆、墨色淋漓著称，显然与《畿甸观风图》含蓄平和的文人画韵致相距甚大。因此，全国书画鉴定小组复检时，一致认为非史忠笔墨，并极为谨慎地定为“明人”，入选著录于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定名为《明人〈畿甸观风图〉卷》。

　　尽管画家一时无查，但前辈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此作年代之早、艺术水平之高，是难得珍品。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认为，此作可能出自为该卷引首并题跋作序的马愈之手，但亦无确证。后来这一书画珍品又一度被视为明代佚名作者作品，定为二级藏品。

　　我判定此件作品作者为马愈，是通过文献中关于其画艺之记载，以及其名号、用印和书风等诸多方面的印证。其一，画史涉及马愈的资料并不丰富，但明清时代一些书画著作都明确指出其画家身份，有“工山水”“画格不俗登逸品”等评述。我所见过他唯一的传世山水画作品，即故宫博物院所藏《临缪佚山泾杂树图》可为实证；其二，《畿甸观风图》作者用印“清痴”正是马愈自号，款署“痴痴道人”亦是其别号；其三，马愈传世书法《行书虎丘帖》页、《楷书行台瑞莲诗记》页等作品中的钤印，与《畿甸观风图》卷中所钤为同一印章；其四，画幅中五个行楷字“痴痴道人写”，较其传世之书迹，无论是运笔使转、结体习惯，抑或笔性意趣，都极为吻合。

　　二

　　那么，马愈究竟是谁？

　　如今可见的关于马愈的记载最早是1447年。当时马愈已随父亲、著名宫廷画家马轼从故乡嘉定赴京定居。从马愈与友人的言谈中可知，他是一位饱学之士，且会占卜预验之术，当时年龄在二三十岁。

　　马愈寓京至少三十年，之后在南京考中进士，当上刑部主事。其间，他与吴门文人交往极密，频繁参与诸多书画鉴赏活动，也有了书画创作之记载以及传世作品。如《临缪佚山泾杂树图》轴，其中自题道：“天顺癸未，余自京师归，繭庵翁（沈周祖父沈澄）已谢世，有同斋先生（沈周父亲沈恒）为之子，有石田贤契（沈周）为之孙，父子俱妙于画，又复深于赏鉴，故此画奕世相传，不流于他人矣……”根据这段文字，马愈称沈澄为“翁”、沈恒为“先生”、沈周为“石田贤契”，可推知他与沈周的父亲同辈，比沈周年长近20岁。

　　画中还透露了一个故事：沈恒将父亲沈澄所藏元代画家缪佚作品《山泾杂树图》轴给马愈观摩，并请他题字于卷后，马愈欣然执笔写下两首绝句。不仅如此，马愈还兴致盎然地把原作带回家，耗时两晚对临卷中七十八首诗，第三天又临摹画作，甚至卷中六十八枚印章，他也一一对临摹刻并钤上。值得一提的是，马愈的书画鉴藏造诣亦为后人所称颂，将其与赵孟坚、文徵明、项元汴等重要鉴藏家并列。文献记载其藏品包括宋高宗赵构《楷书徽宗论文集序》卷、赵孟頫《临王右军十七帖》、黄庭坚《书阴真君诗》以及《书后汉阴长生诗三首》等。

　　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马愈自南京还乡，回嘉定养病。其间，他写下“独向空江把钓丝”等诗句，成为自己“半隐半仕”期间的心境写照。而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至六月间，马愈接连为王濬创作两件作品《瑞莲图并记》卷和《畿甸观风图》卷，它们成为马愈的重要传世作品。

　　王濬的身份，也可以从《畿甸观风图》卷中得到证实。卷尾明代学者刘昌的行楷书诗序表明，画中红袍官员为明代监察御史王濬，他曾奉天子之命按察江南地区。在任期间，他爱民如子，律令严格，多有惠政，因此还朝之时，三吴老儒多以诗歌赠之。1477年，马愈把这些诗歌汇集成卷，并题“畿甸观风”四字，还附上画卷，曰“有慰于三吴老儒之心”，且“欲以慰海内之望公者，使益知所重也”，请刘昌作序。

　　马愈为王濬创作的另一件作品《瑞莲图》目前也存于世间。王濬为官时种植的莲花开出一蒂两花，吴邦父老对此大为惊诧，认为这是“天降祥瑞”，纷纷建议马愈以诗歌颂之，马愈便作《行楷行台瑞莲诗记》。遗憾的是，故宫博物院所藏《行楷行台瑞莲诗记》中提到的《瑞莲图》页已散佚无见。

　　幸运的是，2006年秋天，中国嘉德秋拍之际，我意外见到第564号拍品正是马愈的《瑞莲图》，这件拍品在那次拍卖中流拍，后被私家购入。这件作品纵30.5厘米、横58.3厘米，裱以镜心形制。作品以水墨写意，莲叶疏密相间，墨色浓淡不一，风姿绰约。淡墨线条勾画的莲花，轻盈高洁，有馨香弥漫之感。奇妙的是，马愈画完“一蒂两花”后，王濬的莲花竟复生“一蒂三花”，马愈又补其像于骈萼之右，成为现今存世的这件作品。画上与《畿甸观风图》卷一样钤有“丁”“酉”朱文联珠印。

　　三

　　马愈的艺术活动及画学成就，完全可归入发扬元代文人画传统的吴门画派先驱。

　　他的楷书庄严而飘逸隽永，是明代早中期受赵孟頫书风影响的典型书风。但与明代初期书法家“二沈三宋”（松江府华亭县的沈度、沈粲,苏州府长洲县的宋克、宋广、宋璲）之馆阁体相较，又显示出“尚意”风韵，即含蓄之中略显潇洒不拘之意趣，与明代早中期吴门书派出入晋唐、兼容宋人意态的风尚转变相符。但诸家中，或因马愈传世作品极少，甚至如《畿甸观风图》卷、《瑞莲图》等作品都淹没至今，反不如杜琼、刘珏、沈贞等有名迹传世而为后人所熟知。

　　美术史深入研究的主旨，在于画史演进的细节重构，不因某些重要艺术家传世作品甚少或阙如，而忽视其于画史承上启下的独特意义。对于马愈作品的发现及其生平艺术活动的挖掘，至少有助于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作为吴门先驱的马愈，其画风对沈周产生了直接影响。从年龄上看，马愈较沈周长一辈，他与沈周长辈以及老师刘珏等吴中文人论艺品鉴之际，沈周年仅26岁。从画风上看，如果说《临缪佚山泾杂树图》轴仅仅体现了马愈承袭元代文人画传统的画学追求，尚不能明显看出其对沈周的影响，那么，《畿甸观风图》则更为特殊，有沈周中晚年画风的影子，倘若不知其作者，初看极像沈周之作。众所周知，沈周此前尚处参悟诸家阶段，即以倪瓒、黄公望为主的吸纳期，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沈周作品《庐山高图》轴、《仿倪瓒笔意图》轴等。沈周此期画风尚显秀雅谨严，而马愈《畿甸观风图》卷，画宗董巨、主以黄公望之平峦坡陀法，出以披麻皴为主，并兼容王叔明之解索皴，笔墨遒劲浑融，苔点老辣凝重，极类沈周中晚年后形成的磊落奔放的个人风格，比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沈周63岁时的作品《京口送别图》卷等。

　　再说马轼、马愈父子的画史现象。在明初院体画风与文人画两大派别的交融碰撞与分流演变过程中，马轼是宫廷院体大家、马愈却是吴门画派先驱，父子画学追求迥异，是明代早中期不同画派之间不若晚明画坛那样“门户对立”的佐证。诸如沈周早期师承戴进，称赏吴伟、郭诩，唐寅师从周臣，沈周、唐寅都是文人画家，所学戴进、吴伟、周臣则都是院体画家，这些现象都能置于此背景加以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马氏父子无疑是美术史中又一难得佳例，颇具引申、深入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