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作为一个匆匆而过的路人，很难发现隐匿于徐家汇公园树影中的百代小楼，但这栋小楼100年里发生的故事，却被永久载入了中国音乐史。

　　上海是国歌的诞生地，《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首唱及最早的公开传唱都发生在此。百代小楼中的“镇馆之宝”无疑是《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的金属母盘，其原件如今保存于中唱库房，此次百代小楼获得授权，展示了一比一复制件。观众扫描二维码，还能现场聆听原声。

　　作词与作曲隔空合作

　　“就像现代人因为疫情无法相见，在线上以隔空的形式互相交流，《义勇军进行曲》在当年也是一种隔空的合作创作。”徐汇区文旅局局长伍彦心这样解释当年的创作背景。

　　时间回到1934年春天，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的直接领导下，一家由夏衍、司徒慧敏等人组建的电通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一批怀着爱国激情的共产党文艺战士，开始以文艺创作的形式为抗战发声。田汉就是其中之一。那一年冬天，田汉将剧本交给了电通公司的孙师毅。在剧本里，田汉借剧中男主角辛白华之手，创作出了一首激情奔放的自由体诗《万里长城》，这首诗的第一节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原版歌词。可谁料想，就在影片即将开拍时，田汉却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当时歌词只写了前两段，分镜头脚本还没有。

　　后来，年轻的聂耳主动请缨，担当起为影片作曲的任务。当时，为保护新生力量，经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聂耳正要东渡日本，得知田汉被捕，《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他就主动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聂耳比田汉小十几岁，但田汉对聂耳的音乐才华赞赏有加，1933年经由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平时聂耳更是亲切地叫田汉为“田老大”，聂耳相信“老大”会同意的。

　　1935年4月底，聂耳从日本东京将一个曲谱寄回了上海，这就是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但此时，还没有“义勇军”之名。小红楼的二楼陈列室里，可以清晰地看见手稿上聂耳为了使歌曲的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还对歌词作了几处修改，在原词“我们万众一心”前一连加了三个“起来！”将原歌词第六句的“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又在“前进！前进！前进！”后增加了一个“进”字，语意反复，添了余韵，实现了节奏铿锵有力与敌人战斗到底的气势。与第一稿相比，修改后的这首歌曲调更加激越、高昂。于是，一首显示祖国尊严、豪迈气概的战歌就此诞生了。

　　1935年5月，在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任光的主持下，百代公司邀请电通公司歌唱队，包括袁牧之、顾梦鹤、盛家伦、司徒慧敏、郑君里、金山、施超等上海文艺界进步人士，在公司录音棚内录下了这首歌，当时，除了盛家伦是经过专门学习的职业演唱者之外，其余的六人都是被热情鼓舞起来的“非专业演唱人士”，在第一版的《义勇军进行曲》中，若仔细听，还能发现歌者中有略略带着粤语方言的发音。他们灌制的首版《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这张唱片的编号是34848b，上面有百代唱片公司独特的金鸡标识，唱片上的录音后被转录到影片《风云儿女》胶片上。

　　“但这七位歌唱者与词曲作者田汉聂耳在《义勇军进行曲》从雏形到成品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直接相见的机缘，而是隔空的交流，他们的思想与信息交互是一致的。”伍彦心说。

　　电影与歌曲相辅相成

　　百代小红楼展出的《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录音的唱片金属母盘，版号A2395，尤为珍贵。现场展陈的当年的录音记录本，则清晰记录了《义勇军进行曲》首次录音的时间是1935年5月3日，这一记录如同唱片的“出生证”，准确复现了《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之初的宝贵记忆。“仔细看这本记录本，会发现《风云儿女》中的另一首歌曲、由王人美演唱的《铁蹄下的歌女》被安排在唱片的A面，仔细一想方才悟得，原来，当时的唱片制作者是用这首看上去不那么‘刺眼’的歌曲来为B面的《义勇军进行曲》作掩护。”伍彦心介绍。

　　因为电影由抗日将领朱庆澜出资拍摄，讲的又是东北民间自发的抗日组织义勇军的故事，遂把《进行曲》最后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到最后成为《国歌》，放眼世界，鲜少有国家把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定为国歌。

　　1935年7月，《风云儿女》首映，空前轰动，当影片在开始和结束时两次响起《义勇军进行曲》时，全场都爆发出了阵阵抗日怒吼：“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随着《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响遍了整个上海滩，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久，这首歌便随着《风云儿女》在全国的播映而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在全国连映了八十余场，在当时，除了好莱坞电影之外，中国电影能够放映那么多场次非常不容易。”伍彦心说。歌曲激起无数爱国人士的共鸣，《义勇军进行曲》被广泛传唱，激励着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就在电影《风云儿女》放映之时，1935年7月17日，从日本传来一个噩耗：聂耳在日本藤泽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没想到《义勇军进行曲》竟成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曲家生命中的绝响，悲痛之余，大家皆惋惜不已。不过，可以告慰英灵的是，正如当初聂耳与田汉所期望的那样，自从《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那天起，它便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响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鼓舞全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战斗号角！

　　红色的主旋律，超越了民族、语言和国界。《义勇军进行曲》随着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传遍了全世界。二战期间，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及东南亚各国的广播电台也经常播放这首歌。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听了这首歌后大为感动，跟着刘良模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地学，在纽约的一次演唱会上演唱，还特地灌制了一套以《义勇军进行曲》最初的一句歌词“起来”为名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请宋庆龄撰写序言。二战结束之际，《义勇军进行曲》名列盟军凯旋的曲目中，美国将它与《美丽的美利坚》《马赛曲》等一同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的音乐广播歌曲。

　　公司与住处一步之遥

　　百代（Pathe）一词源于1896年法国百代兄弟创办的留声机公司。1908年，法国商人乐浜生（Elabansat）在上海注册了中国第一家唱片公司“东方百代唱片公司”；1914年乐浜生买下了徐家汇谨计桥（徐家汇路1434号）地皮（今衡山路811号）筹建新厂房；1921年以小红楼为主体的新址落成。百代以“雄鸡”为商标，从此开创了中国唱片业生产历史。

　　中国唱片业发展与上海的工业生产配套能力有密切关系。唱片生产无法仅靠手工完成，需要用到先进的制造业设备和技术，包括机床、电镀、化学工艺等。上海作为中国工业起步最早的城市之一，具备了这一产业承载能力。80多年前的徐家汇还有着丰富的水系，能满足唱片生产需要的排水、材料运输等需求。据当时留下来的历史照片中所现，作为百代公司厂区布局，小楼周围还有车间、仓库等生产配套设施，小楼的作用是为满足创作、录音、接待歌星、销售等社交需要，而小楼所在区域，也因电影、唱片公司相对集中，而逐渐成为左翼文艺人士的聚居地。

　　“1934年，左翼电影拍摄基地‘电通’公司在徐家汇（斜土路）成立。王人美住在距离只有一公里远的武康大楼，田汉在福煦区（今徐汇区）永嘉路简陋的亭子间，任光当时在上海居住的华安坊8号，正是今天的肇嘉浜路986号，徐家汇公园近宛平路一带。聂耳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258号）寓所内因为不分昼夜创作被房东太太责骂一通……”伍彦心分析，这一带是一座艺术的宝库、声音记忆的殿堂。

　　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地名，一个个似乎已经耳熟能详的名字，在这一片浓荫中仿佛穿越了时光，如电影画面般出现：任光、聂耳、王人美，一群青春风华的年轻人，沿着淮海路，衡山路，一路漫步，讨论时事，轻轻地哼一段“进行曲”，到百代公司去上班，去传承那战斗的精神。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特别报道

　　《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的金属母盘

　　1935年5月3日，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百代小楼进行首次录音，后被灌制成黑胶唱片并传唱到全国各地。首版录音唱片金属母盘编号A2395，唱片编号34848B。

　　由中国唱片(上海)有限公司捐赠的《义勇军进行曲》母盘封套上，清晰标注了1935年5月3日的录制日期，以及A2395的母盘编号。

　　百代小楼位于徐家汇公园靠近余庆路的绿地一角。1910年代，法商百代公司在此购地建厂，1920年底，中国首家唱片制造厂在徐家汇落成，正式投产，从此开创了中国唱片生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