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作刀，孤岛不孤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上海文艺界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迅速成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夏衍、茅盾、巴金、欧阳予倩等当选为协会理事。其后在潘汉年介绍下，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夏衍，向他阐明了党的抗战文艺方针与当下任务。从此，夏衍就以职业革命文艺家的身份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后，郭沫若、夏衍、田汉及周信芳等，马上又组成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

　　“孤岛”时期的文学先声是杂文，杂文在当时形成气候，为人瞩目。作家阿英、王任叔、唐弢、柯灵等发表了不少短小精悍、犀利尖锐、鼓舞斗志的杂文，成为“孤岛”时期最为兴盛的一个文学景观。同时，在抗战前遭到国民党无理刁难、重重阻挠的《鲁迅全集》，也在这非常时期出版了。鲁迅那种“横眉冷对”“俯首甘为”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1939年1月，由中共地下党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王任叔创办的《鲁迅风》杂志的推出，标志着“孤岛”杂文鼎盛期的到来，正如王任叔在《鲁迅风》发刊词中旗帜鲜明地说：“生在斗争时代，是无法逃避斗争的。探取鲁迅先生使用的武器的秘密，使用我们可能使用的武器，袭击当前的大敌，说我们这刊物有些‘用意’，那便是唯一的‘用意’了。”其后的7月，由世界书局出版的《横眉集》代表了“孤岛”杂文的最高水平。

　　“孤岛”时期的小说创作，在整个抗战文学谱系中也是成就突出的。特别是以胡风为中心的“七月派”小说家群，他们的作品直面现实，饱蘸着血与火的豪情，凸显着生与死的考验，交织着爱与恨的情感。中共党员、青年作家丘东平曾参加过“一·二八”“八一三”战役，他的文学作品以反映火热的抗战现实为主，其小说集《第七连》中的《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暴风雨的一天》等，均是名篇。胡风在评论他的小说时说：“展开它，我们就像面对着一座晶钢的作家底雕像，存（从）他底灿烂的反射里，我们底面前出现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受难的以及神似的跃进的一群生灵。”值得一提的是巴金在“孤岛”时期完成了《春》《秋》两部小说，与之前出版的《家》在“孤岛”汇成了“激流三部曲”，不仅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著，而且在当时也冲击着黑暗的罗网。

　　“孤岛”时期的文学期刊、丛刊和副刊多达百种，如原先左联的纯文学刊物《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月刊》，综合性的文艺刊物《新中国文艺丛刊》《文学集林》《奔流文艺丛刊》《文艺》等，这些刊物为文学作品的发表提供了园地，特别是使得报告文学应运而兴，以爱国、抗日、反汉奸为主题的报告文学颇受欢迎。其中最有成就和影响力的是当时地下党上海文委梅益编著的报告文学集《上海一日》，成为“孤岛”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38年，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最早系统反映红军真实情况的《西行漫记》在“孤岛”的出版，更是轰动世界。

　　爱国话剧，“孤岛之盛”

　　上海在侵略者的炮火中沦为“孤岛”后，一批话剧艺术工作者被迫撤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上海文委指示时任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秘书长的于伶采取应变措施，立即发起组织了上海剧艺社，以隐蔽曲折、迂回借喻的方式，宣传抗日救亡，弘扬民族正义，鼓舞大众斗志，抨击汉奸投降，从而使话剧呈现出好戏连台、盛况空前的繁荣期，是为中国话剧史上的“孤岛之盛”。

　　党员作家于伶、阿英、阳翰笙等及进步作家顾仲彝、李健吾、曹禺、吴祖光等在这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挑灯夜战，投身于紧张的创作，及时推出了一批思想内蕴、寓意深刻、情节生动、场景感人、借古喻今的剧作。如于伶的《夜上海》《长夜行》《大明英烈传》及《花溅泪》。尤其是《花溅泪》上演后，社会反响最强烈，此剧塑造了一群被欺压与被侮辱的舞女形象，控诉了“孤岛”罪恶的敌伪势力，从而唤醒大众的觉悟。阿英则创作了《明末遗恨》《海国英雄》两出历史剧，通过借古喻今显示只有不畏强敌、抵御外辱，才能保卫中华。《明末遗恨》连演35天约70多场，场场爆满。

　　曹禺的《北京人》《蜕变》，郭沫若的《虎符》，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阿Q正传》，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家》等也很卖座。最火的剧目是青年剧作家吴祖光的《正气歌》（后改名《文天祥》），临近剧终时，扮演文天祥的演员念白：“这浩然之气乃是天地间的一股正气……”台下一片静寂，之后便是雷鸣般的掌声。此剧上演后，欲罢不能，每每在广告上写下“终演”日期，又续演，创下了连演六个月的剧场纪录。

　　于伶所主持的上海剧艺社，团结、吸引了一批优秀的话剧艺术工作者，著名导演有朱端钧、吴仞之、黄佐临、许幸之等，著名演员有石挥、乔奇、黄宗江、夏霞、蓝兰等，他们各具艺术造诣，富有艺术追求，他们的作品与表演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当年“孤岛”上演话剧最多的就是辣斐大戏院（后改为长城电影院）及卡尔登戏院（后改为长江剧场），辣斐大戏院更是在当时被誉为“孤岛上不多的净土之一”。

　　“孤岛”电影，唤醒民众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起之地，20世纪20年代，联华、明星、天一三大电影公司的崛起，使上海真正进入了电影产业化、城市院线化的摩登时代。中国共产党早在1932年就派中共党员夏衍、阿英、郑伯奇加盟明星公司。1933年春，随着以夏衍为首的党的电影小组成立，正式迎来了左翼电影的创作高潮。他们拍摄了田汉的《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沈西苓描写包身工生活的《女性的呐喊》，孙瑜反映人民大众团结抗日的《大路》，阳翰笙反封建反土豪的《铁板红泪录》，夏衍反映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上海二十四小时》，蔡楚生揭露社会黑暗的《渔光曲》。田汉、夏衍编剧的反映抗日斗争的电影《风云儿女》中的主题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从而书写了中国电影史上辉煌的一页。

　　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一批电影编导演人员撤离到了内地及香港，但党对电影创作的领导没有缺席，共产党人于伶、阿英坚守在抗日救亡文艺运动的第一线，先后将自己创作的话剧《花溅泪》《明末遗恨》改编成电影在各个影院上映。《花溅泪》以跌宕的剧情，揭露敌伪，呼唤觉醒，抗争命运，震撼人心。《明末遗恨》则以宏大的场景与悲壮的剧情讲述了明朝末年清兵进攻南京城，明朝官员无心抵抗，只想投降。葛嫩娘虽为巾帼，不让须眉，勇敢地带领明朝爱国志士与清兵殊死作战，她不幸被俘，誓死不降。该片是“孤岛”进步电影代表作之一，借古讽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欧阳予倩是“八一三”后和田汉、夏衍一起组织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剧作家，他在“孤岛”初期，创作了电影剧本《木兰从军》，交华成制片厂迅速开拍，1939年2月上映后，“孤岛”轰动，创连续上映85天的佳绩，打破了《渔光曲》连映84天的纪录。后转到新光大戏院继续上映，又是数月满场，反映了“孤岛”的爱国民心，后在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放映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影片以紧凑的情节、流畅的节奏、高亢的基调讲述了北朝时的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打败了侵略者的进攻后凯旋，将历史故事与现实背景相结合，充满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抗战精神。共产党员阿英在他主编的《文献》丛刊第六期上全文发表了该片的分镜头剧本，并在评论中指出：《木兰从军》是“孤岛”电影创作的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海电影界只有循着这条路，才能保证斗争的胜利，确立最坚固的基础。”1939年2月17日的《大晚报》上，刊登了14位影评人署名的《推荐〈木兰从军〉》一文，肯定并称赞：“尽可能地透过历史，给现阶段的中国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告诉我们怎样去奋斗，怎样去争取胜利。”

　　京剧名角，铁骨铮铮

　　上海是京剧的大码头，1876年（光绪二年）的《申报》上首次出现了“京剧”的称呼，从此“京剧”作为该剧种的名称而正式流传。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京剧已是名角汇集、流派纷呈、剧目丰富、地位独尊的剧种。由周信芳开创的麒派与盖叫天开创的盖派，蜚声海内外，成为海派京剧的两大支柱。

　　抗战烽火的燃起，外族的入侵、民族灾难的加重及“孤岛”的出现，使京剧的舞台表演、名角与观众的关系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转变。那些富有家国情怀及民族意识的京剧艺人，适时演出了具有爱国精神和反抗意识的传统剧目和新编历史剧。最突出的就是京剧大家周信芳，他是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主要骨干成员。1937年10月28日，在淞沪会战枪炮声仍在继续时，他就率领战时新组的移风社登上卡尔登戏院，打炮戏为《明末遗恨》与《徽钦二帝》，这两出戏均以外族入侵为历史背景，表现了以死抗争的民族大义，催人泪下而激励斗志。大红氍毹上响起了反抗的呐喊，锣鼓声传导了不屈的精神，在当时一票难求，被赞誉为“麒麟童投向日寇与汪伪的两颗艺术炸弹”。“孤岛”时期，周信芳又继续上演了《史可法》《文天祥》《亡蜀鉴》《洪承畴》等一大批歌颂民族英雄、鞭挞汉奸叛徒、纪念先烈志士的剧目。尤其是宣扬侠义抗争、除奸平逆、伸张正义的六本《文素臣》，连演455天，达456场，可谓票房奇迹。正因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突出表现，周信芳遭到了来自日本特务、浪人的威胁和捣乱，汪伪汉奸的恫吓和骚扰，但他铁骨铮铮、大义凛然，依然在京剧舞台上擂鼓摇旗。

　　由欧阳予倩领导的中华剧团也是京剧舞台上的一支“抗日劲旅”，他们在“孤岛”时期上演了讴歌抗金女英雄的《梁红玉》，弘扬民族气节的《桃花扇》《渔夫恨》。而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自“九一八”后，即在舞台上演出了具有鲜明爱国主义精神的《抗金兵》《生死恨》《宇宙锋》等。当上海成为“孤岛”后，他毅然蓄须明志，拒绝登台，凸显了崇高的风骨气节。有“江南活武松”之称的盖叫天则不为敌伪的威逼利诱所屈服，宁可挨饿受穷，也不为敌伪势力演出。

　　而其他不少名角，则在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领导下，上演了不少宣扬爱国精神、表现民族英雄的剧目，如谭富英主演的《李陵碑》，以悲壮的表演、深沉的唱腔，表现了一代抗金英雄杨继业的宁死不屈，令观众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