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5年1月，武康大楼的门房工作人员记得，孙道临和王文娟抱着他们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庆原，来了。
这幢位于武康路、兴国路、淮海中路、天平路、余庆路口五街交会处，被如今的青年游客仰头打卡，被赋予许多文化符号，并被看作是“网红中的网红”的上海地标，对孙道临全家来说，是单纯并快乐地承载了家庭成员成长回忆的温馨的家。
武康大楼始建于1924年，是上海第一座外廊式公寓大楼，由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原名诺曼底公寓、东美特公寓。1953年改名为武康大楼后，许多文艺界名人被安排入住这幢建筑。
孙道临、王文娟夫妇的寓所在公寓中低层，两边有四大间，每一间20平方米左右，四间房都是可以打通的。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沪上媒体采访这对著名的演员夫妇的照片和录像里，可以看到房内的格局。客人进屋后，在客厅的桌前寒暄喝茶，还会被招待去落地大窗外的阳台吃点心、聊天，马路对面正好能看见宋庆龄旧居绿树成林的风景。
从这幢建筑的阳台望下去，还能望见夫妇两人恋爱时步行的足迹——如果画一条射线，从王文娟家的枕流公寓（华山路699号）往孙道临家的密丹公寓（武康路115号）方向，武康大楼就位于箭射出的方向的不远处。在确立恋爱关系时，两个当时已经誉满全国也人到中年的演员，就是在月光下，含蓄地绕着路不断走，互相送来送去。
这片街区内，每一株梧桐树，都见证了两人的“十八相送”。
二
王文娟是出色的越剧演员。在自述中她说过自己晚婚的原因：
“多年以来，我一直打定主意要完成唱戏养家的责任，把弟妹培养成人之后，再考虑自己的婚嫁。从总政回到上海后的几年内，团里的姐妹们纷纷结婚成家，两个弟弟也如愿考上了大学。一天，我住在越剧院宿舍，晚上出来散步，月光下的草坪格外清冷幽静，更显得我独自一人形单影只。也许，在舞台上演绎了那么多才子佳人、海誓山盟之后，我也是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此时，黄宗江这个“大媒”出现了。他与孙道临是总角之交、多年同窗，也曾是王文娟的同事。1958年春，黄宗江来到上海，在他住的作协招待所里，“玉兰大姐陪着我，黄宗英陪着孙道临，黄宗江很正式地替我们做了介绍。那天道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看起来书生气十足。房间很小，放了四张凳子便已转不开身，道临让我们先坐，自己则站在我身后靠窗的地方。大家都是熟人和老相识，很快三个媒人就聊得热火朝天，我本来就内向少言，意外的是，道临也很少插话，在我印象中，电影界人士大多性格活跃，能说会道，身后的这位似乎是个例外”。
林黛玉和舒伯特就这样交汇成了一首诗。
“因为我们双方都是演艺界的公众人物，一旦恋情曝光，无论成与不成，都必然成为别人口中的话题。白天见面容易被人认出，我们大多时候只能晚上在僻静的马路散散步，公众场合也不可能去，像逛街、看电影、吃饭这样的安排便很少有。每次两人一直走到深夜，他送我回家，到了门口却又不走，我说，那我送你，于是两人折回到武康路。到了‘密丹’门口，他说，还是我送你吧。就这样绕着武康路、华山路、湖南路、淮海路兜兜转转，最终还是他送我回到‘枕流’。这样的‘十八相送’，是我们恋爱时最常见的‘保留节目’。”
但是，在台上得到万千人仰慕的演员，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并非一帆风顺。一度，因为种种原因，两人濒临分手。
在交往中，王文娟第一次主动约孙道临出来，“当我把一包信还给他时，他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默默接过信，靠在街边的梧桐树上，仰头流泪……这个场面一下子击溃了我，满心酸痛噎住了咽喉，想好的话，竟然一句也说不出口。一路把他送到密丹公寓门口，看着他进门后，我心乱如麻，也不想回家，脚步不由自主地绕到两个人以前常走的路上。深夜的街头，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过了很久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道临也跟了出来。我站定回头看他，他轻声说：‘我在窗口看到你没有回家，天晚了不安全，出来看看。’两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长路，最后还是他送我回到了‘枕流’”。
所幸，误会很快解除。1962年，在邓颖超和张瑞芳的关心下，当越剧电影《红楼梦》的拍摄进入尾声时，41岁的孙道临和36岁的王文娟成了家。
三
孙道临，几乎是当时每一个男演员的榜样。
1989年，还是小青年的佟瑞欣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他记得，在上戏求学时，小花园里晨读时，到处都是学生在模仿孙道临念哈姆雷特台词的声音。他也记得第一次走进武康路395号上影演员剧团时，第一次看见大明星们的震撼。但他更难忘的是，有一次在上影厂，出门时忽然眼前一个老头骑着自行车经过。他定睛一看，顿时呆立当场。
这个骑车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向往已久的孙道临。“眼前的艺术家原来并没有前呼后拥，根本没有架子，衣着也没特殊之处，十分平淡也十分自然地和大家一样骑车路过。”那一幅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画面，却像无言的一课，对佟瑞欣触动深远。
孙道临的这辆凤凰牌28英寸的黑色“老坦克”，购于婚后的1964年，后来被孙家人捐出，收藏于电影博物馆。
他自己多年来坚持朴素地骑车上下班，也用这辆车教女儿孙庆原骑车。孙庆原记得，当时自己只有8岁，男式自行车对她来说过高过重，要踩到踏板都有些辛苦。为了扶住后座椅，孙道临来来回回跟着车跑。在安静的余庆路上，父女俩留下一串脚印和车辙，“现在想来，那时的爸爸已经年过半百了”。
一直到孙道临七十多岁时，还骑着自行车上街，替王文娟的母亲抓药，或是兜兜转转找老岳母爱吃的金橘饼。
虽然中年得女，但孙道临并不一味宠溺。他每天黎明即起，练功打拳，还一定在每天清晨六点半把女儿孙庆原从被窝里拉出来，带她一起跑步。一次，女儿没有按照约定弹好琴，父亲就把两人约好并已经买好的电影票作废，就为了教育女儿，要做一个守信重诺的人。
四
而褪去明星的光环，王文娟则更多展现了可爱的母亲和外婆的一面。
当孙道临和王文娟的亲戚有需要时，武康大楼的家成了大家族共有的招待所。孙庆原记得，“他们把卧室让出来给大姑的女儿坐月子，浙江大舅的儿女每年寒暑假都来我家住。他们曾挤出一间房给小舅舅做婚房。至于后来常上门向爸妈请教或学艺的朋友、学生，对之留饭留宿更是寻常小事。”
孙庆原的女儿则记得外婆专属的带着方言味道的“王氏唠叨用语”：
吃饭时，王文娟一定会不停地为别人夹菜，说：“侬多吃一点哦！再吃一点！”即使碗中的菜已堆积如山，她还是会皱着眉头说：“吃得太少了！身体会不好的！”冬天，即使在充满暖气的室内，王文娟仍会片刻不停地在家中穿梭，从这个屋到那个屋，检查孩子们的穿衣。
王文娟80多岁后，还想学电脑，为此向孙辈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请教。在写自传时，“她也参考了不少读物，总是后悔自己学问太少，写不出含义深刻的语句，也经常不知要怎样表达自己的想法才是最确切的。记得有一次，她拿了一盘瓜子准备边吃边写，结果一个小时过去后，瓜子是吃完了，字却没挤出来半个。每当这时，她会焦急地说道：‘可恨我念书太少，如果你外公还在，肯定能够给我很多建议！’”
家人们知道，如果孙道临还在，学问很好的孙道临不仅会为王文娟在写作方面给出意见，还会一如既往地心疼因为演唱而喉咙痛的妻子，精心为她准备好一份清甜的梨。
如果她走下武康大楼，看到这么多喜欢他们家的年轻人，她也一定会对围上来问候她的戏迷，微笑着用充满绍兴口音的上海话说道：“侬好，侬好……是伐？侬也喜欢越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