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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初秋，上海著名的南京理发公司新来了一名“女理发师”。
说是理发师并不准确。事实上，当时，这位37岁的女性还只是美容美发行业的一位“学徒”。在南京理发公司，她拜名理发技师刘瑞卿为师，学习理发技艺，还到理发培训学校，和女理发师、女艺徒们一起生活。
南京理发公司开设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老上海心目中享有盛誉，店内技师云集。刘瑞卿后来被上海美发界称为“四大名旦”之一，他曾为电影明星阮玲玉及其母亲烫过头发、设计过发型。而这次刘师傅要“带教”的女徒弟也不一般，她就是著名演员王丹凤。
来学艺是因为，1961年12月初，王丹凤要开始拍摄一部由滑稽戏改编的电影《女理发师》。在影片中，她第一次尝试喜剧角色，扮演女主角理发师华家芳。保守的丈夫老贾不支持原本当家庭妇女的妻子华家芳给人剃头，对同事老赵称妻子是小学教师。而妻子偏偏在为老赵理发时剪坏了头发，夫妻俩因此闹出种种笑话。
短短49分钟的电影，轻快幽默，忠实记录下当时上海的街头影像。而电影中华家芳工作的“三八理发室”取景地，在现实生活里也十分知名，那就是如今位于淮海大楼的“红玫瑰美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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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势清爽”能反映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对注重体面的上海人来说是生活中的一件要事。
早在19世纪初，上海城厢十六铺一带商贾云集，人口增多，为人们剃发、剃面、梳辫逐渐形成行业。最早的一批剃头师傅开始拎包带工具出入富贵人家，为其剃头、梳辫、推拿按摩。渐渐地，流动剃头摊开始趋向固定，有的在“畅园”“亦园”澡堂和部分茶楼内为客人剃头、梳辫、推拿。
1900年前后，一些外商开始在上海设西式理发店。1887年，法国麦格仑等3人在南京路19号开设理发店“巴黎沙龙”，还有日商在虹口区北四川路开设村山剪发店。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英商在汇中饭店（现和平饭店南楼）配套设有理发室，设备用品全部进口，为在沪外侨修剪小分头和反包式发型，这也带动了上海“顶上风尚”的转变。
随着辛亥革命浪潮袭来，上海一万多人在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麦特赫司脱路（现泰兴路）口张园召开剪发大会。会场配有剃头师傅当场为人们剪掉辫子。清朝统治被推翻后，男子普遍剪辫留发，街头巷尾到处出现新开的理发店，昔日的剃头梳辫行业开始向现代的理发业方向发展。
当时市区开设较早的理发店有西藏南路的焦迎记理发店（1911年）、眉州路的美洲理发店（1912年）、山海关路云记白玫瑰理发店（1912年）、霞飞路（现淮海中路）的新华和丽华理发店（1913年）、露香园路的泰记理发店（1913年）等。服务项目有剪辫、修发、剃面、洗发等4项，服务收费为剪辫2角、修发1角、剃面5分、洗发5分。五四运动后，女子普遍剪短发，理发店又纷纷增加女子剪发业务，使理发业从仅为男宾服务转向为男宾、女宾同时服务，并渐渐将业务延伸至美容、美甲。（《上海饮食服务业志》）
根据《上海工商汇编》记载，当时，外商来上海开设理发店、美容院，给上海理发业带来了西洋式烫发、按摩、美容、发型设计等技术。在激烈的竞争中，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理发店数量比20年代增加1倍以上，发展到2000多家，其中高级理发店有200家，已具有相当规模。行业经营等级分为特、甲、乙、丙4等，每等分为正、副2级，共4等8级，由同业公会制定统一的分等级价目表收费。
根据上海市理发商业同业公会在1946年的统计，当时被列入特级的理发店已有50多家。其中，由旅美华侨黄华培投资开设的南京理发公司，设备用品全部从美国进口，高价聘请名师，具有较高的技术服务质量，成为上海著名的特级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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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凤拜的师傅刘瑞卿就是长期在南京理发公司工作的名技师。
刘师傅是江苏扬州人，1909年出生，14岁时到上海学手艺，20岁时在业内崭露头角，不仅是理发行业的荣誉特级师，1959年还以中国美发理发业代表身份出访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并被评为上海市劳模。他著书立说，编写《冷烫技术》《刘瑞卿发型选》，为行业提供宝贵的技术资料，也让许多年轻人改变了服务行业低人一等的看法。
也就是在1959年，上海的理发行业一下吸收1000名中学生参加工作，20世纪60年代又陆续招收新人，为这个传统行业充实了有文化的从业人员。
行业无贵贱，劳动面前人人平等；妇女得解放，出门工作顶半边天。在这样的时代新风影响下，一个家庭主妇瞒着当干部的丈夫去当女理发师的故事应运而生。
在《在理发店中》这篇文章中，王丹凤记录了自己的这段学徒生涯：
“看到理发师刘瑞卿、金万侅两位老师傅那种为人民群众忘我劳动的高贵品质。他们终日站着给人理发，和蔼可亲地对待每一个顾客，遇到节日，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们从来都是那样耐心而没有半点厌倦或者烦恼。在理发店中，我看到不论进去的人是如何的蓬首垢面，但踏出理发店总是容光焕发的。老师傅常对我说：‘看到顾客满意，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高奖励。劳动人民多少天忙下来，走进理发店虽然是为了整容，实际上也是一种休息。我们为他们服务得好些，那么明天他们将会精神更饱满地投入生产。’”
电影开拍时，红玫瑰美容院成为取景地。镜头从上海热闹的淮海路、常熟路街头摇进更名为“三八理发室”的理发店。店内，穿着朴素白大褂的理发技师们为客人修面、理发。华家芳发现丈夫来光顾时，慌张躲避，钻进烫发机里遮掩面部，一切都显得诙谐而富有生活情趣。
改革开放后，烫发等业务恢复，上海人对国营理发店的追捧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但当时国营理发店的美发师从早忙到晚，一月工资带奖金只有150元至300元上下，而一个个体户美发师收入起码在1000元以上。市场经济的冲击，给国营理发店带来挑战。
不过，时移世易，许多老上海对老字号的忠诚度完全不受外部潮流影响，如许多光顾红玫瑰的客人，都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回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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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里，华家芳工作的理发店名为“三八理发室”，而这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大力鼓励家庭妇女走出家门的时代背景分不开。
解放初期的上海，妇女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职业女性凤毛麟角，家庭妇女不下百万。当时妇联的主要工作就是深入里弄街巷，鼓励妇女识字，破除封建思想与习俗的束缚，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为此，许多以解放妇女为主要目的的缝纫店、饮食店建立起来。其中不少就是以“三八”命名的。
如虹口区有三八食堂、三八幼儿园、三八托儿所，还有国营三八饮食商店。这家饮食商店的三十多个职工之中，妇女占3/4，1959年成立后，连续5年获得市爱国卫生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并被评为1963年财贸系统的先进集体。店内服务员如何提供体贴的服务、保持餐具的整洁卫生等优秀管理案例，多次被媒体报道。
影片里的“三八理发室”内，也是女理发师居多。满口“男女平等”的干部老贾慕名去理发室要“三号服务员”理发，当发现这位明星技师就是自己妻子时满脸不高兴，但在看到众人对妻子工作的尊重和看到来店采访的记者后，又终于认可了妻子的选择。
在实际存在的“三八饮食商店”和虚构存在的“三八理发室”的背后，是上海真实存在的妇女解放历史：在上海解放后短短3年内，就有4万余失业女工和家庭妇女走上生产和工作岗位。
影片上映后第二年，在南京理发公司工作的女理发师袁美蓉在报上给“女理发师”王丹凤写信：
“我再告诉您一件我最兴奋的事情，我在党的培养和老师傅的辅导下，已经初步掌握了理发技术，现已满师，走上工作岗位了。我一定要听党的话，终身好好地为顾客服务。”
而王丹凤在回信中写道：
“我从您们几位女理发师身上，学习了您们与周围的习惯势力进行斗争，克服了种种思想障碍，胜利地当上理发师，献身于服务性行业的精神。是您们的先进思想给我增加了艺术创作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