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至今，已整整半个世纪了。在这50年中，除“文革”中的第四届外，我曾担任第一届至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且担任了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有幸亲身经历了人民代表大会从创立到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从1949年随毛主席等党的领导人共商开国大计，到改革开放后人大工作的欣欣向荣，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犹如弹指一挥间。能够在这样光荣而神圣的岗位上工作35年，我感到无比荣幸和自豪。在纪念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之际，我心中感慨万千。这里我简要谈些个人的经历和感想。

　　1922年我出生在浙江的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家庭，时代环境和家庭生活的艰难教育我从小就要自立，主宰自己的命运。11岁开始我选择了学戏的人生道路。上世纪40年代初，在上海我开始进行越剧改革，适应现代社会的审美需要，坚持塑造反帝反封建的妇女形象，也对培养观众的欣赏水平、促使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起一定的作用。当时我们根据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越剧《祥林嫂》的演出，在上海引起了很大反响。因此，我们遭受了国民党当局的无理干涉和迫害，同时也得到了进步力量和地下党的关怀，尤其得到了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副主席的关心。在困境中，我积极寻求越剧艺术独立发展的道路，不受国民党政府和黑社会势力的干预，专心致志搞好越剧改革。这个斗争过程是非常艰辛的。

　　1949年上海刚解放，党对我们艺术工作者十分关心。当时我作为被邀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让我耳目一新的是，会议的民主气氛非常浓厚，党内党外人士在平等与民主的氛围中共商建国大计。我又有幸参加了开国大典，站的地方仅离毛主席10米左右，亲眼目睹了建国的历史性盛况。新中国的建立，我看到了国家和人民的希望，于是提出了入党要求。回上海后，终于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前夕正式加入了共产党。回首这些往事，是祥林嫂这个角色启发了我的革命意识，是周恩来、于伶等同志把我真正引上了革命道路。1954年9 月，我和齐白石、丁玲等文艺界人士一同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经历了这一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这次大会上，我也作了发言，主题是戏剧界如何为社会主义、为工农兵服务，发言稿还是夏衍同志帮我整理的。当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作为人大代表，也坐在台下认真倾听代表的发言，充分体现了对人大代表的尊重。此情此景使我很受鼓舞、深受教育。我感到，在新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参加第一次全国人代会后，我感到，作为代表应该抱定一个宗旨，就是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凡是上面决定的，我都举手赞成，当时还没有想到人大代表还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要积极参与管理国家事务。“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深受迫害，前后经历500 多次批斗，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摧残。“文革”中，我痛定思痛，认真重读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力求做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粉碎“四人帮”后，我又重新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思想上有了质的变化。我深切感到，中国需要“法治”，只有“法治”才能消除几千年来的“人治”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沉重包袱。法治的基础是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组织形式。人大代表应当代表人民的利益，要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参加人代会不是去做客，而是要反映群众疾苦、代表人民监督“一府两院”工作。它不仅仅是荣誉称号，而且是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为人民谋福利的政治职务。

　　立法和监督是宪法赋予人大的两项重要职权，也是我执行代表职务的重要任务。在历次全国人代会上，我参与了不少议案的提出。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由我领衔提出了关于制定海关法的议案。这个议案主要为了用法律规范海关的行政管理行为，制止公共服务与经济利益挂钩的不正常现象。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认真审议，海关法在第二年的常委会会议上获得了通过。这部法律规定，海关罚没所得应全部上缴国库。可以说，这是一个取得积极成果的代表议案。

　　作为在沪全国人大代表，我经常参与上海有关部门组织的执法检查和视察工作。1980年，我们5 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参与视察了上海的环境保护工作，收集了群众反映的许多问题。1997年，我又参与了精神文明建设情况的视察。作为艺术工作者，我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对上海的文化建设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我提出，上海的文化建设，一方面应当体现国际化大都市的水准，另一方面应当以广大普通市民的需要为导向，高档的和大众的文化设施都不可偏废。这些意见引起了市委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

　　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行使人民授予的权力，肩负人民的期望，必须代表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人大代表必须具备一定的思想和业务素质。同时，人大代表应当在群众中起榜样作用。这就要求代表以身作则，在引导群众净化社会风气中起带头作用。我们代表还应积极联系选民，认真倾听和反映选民的呼声和要求。我长期在文艺战线工作，对于艺术界的情况和要求比较熟悉。由于工作原因，我的社会活动范围也比较广泛，有机会了解来自各方面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对于这些群众的意见，我都经过总结和思考，在人代会上提出建议，或在执法检查和视察中向有关部门反映，督促政府部门给予重视，并尽快采取措施加以改进。比如“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等历史遗留问题，有些在拨乱反正后几年仍没得到解决，给许多群众造成了伤害。我和其他代表一起深入调查，及时向人大和有关部门反映，督促他们及时处理，使一些冤假错案最终得到了平反。在参加历次全国人代会期间，我作为上海代表团的成员，还参与提出一些同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议案。如1980年上海市民的饮水和住房问题很突出，黄浦江上游的取水口长期得不到保护；老城区住房陈旧，住房困难户很多。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建议中央支持上海城市建设，扩大城建资金来源，加大力度治理黄浦江水质等。如今20多年过去了，上海的城市面貌和居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让我们这些老代表感到十分欣慰。

　　人民代表大会已经走过了五十年，虽经曲折，仍在中国的土地上牢牢扎下根来，充分证明了她是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五十年来，我个人已度过了大半人生，但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说，仅仅是开始，今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更艰巨的任务要完成。如今我已退出了工作第一线，但对伴随了我大半人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仍然怀着热切的期望。衷心希望在未来日子里，我们各级人大的作用能得到进一步发挥，为国家为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