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4年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迄今，已整整50年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建，标志着我国走上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50年来，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的25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和监督工作一届比一届有进步，通过的法律、决定，数量一届比一届多，质量一届比一届高。我从1983年到2002年光荣地被选为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2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经历让我深切感受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越来越发挥它的优越性。

　　我最初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首先感到的是强烈的荣誉感，我觉得这是自己在获得上海社会科学院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归侨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后，又一次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在北京开会期间进行小组审议时，我被分在科教文卫体方面的代表组，成员大多是科教文卫体各条战线上的知名人士和杰出人物。能跻身于这些社会精英之中，朝夕相处一段时间，我感到很自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会民主的气氛，群众热切的期盼，都让我逐步意识到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除了荣誉感外更应有责任感、使命感。人大代表应代表人民，为人民谋福利，为国家建设献言献策。因此，我每次大会前都尽可能多地参加各项视察活动，在大会期间积极发言，除了肯定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的工作成绩外，主要动脑筋深入分析国家的发展和群众工作生活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人大立法工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积极参与人大立法工作，正是我们人大代表的重大责任和神圣使命。从1987年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起，一直到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止，我每年都提出议案，而且数量逐年增多。16年中我所提的议案共计61件，其中第六届1 件，第七届8 件，第八届21件，第九届31件。内容主要涉及八个方面法律的制定和修改：一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法律，包括公司法、商法典、信托法等；二是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包括反腐败法、政府采购法等；三是规范企业行为的法律，包括证券法、节约能源法、反垄断法等；四是规范个人行为和保护私人权益的法律，包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五是完善涉外经济的法律，包括涉外公司法、反倾销法等；六是保障市场秩序的法律，包括票据法、仲裁法、电子商务法、商业秘密保护法等；七是保障社会安定的法律，包括社会救济法、强制执行法等；八是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法律，包括环境保护法、太湖流域协调发展规划管理法等。这些议案一般在全国人代会召开前几个月就开始酝酿，有的要与专家一起经过几次讨论，几易其稿才能完成。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其中不少议案已被采纳，或其中的意见已被吸纳到有关法律之中。

　　我所提出的议案，从其设想、意义、效果、价值等角度来看，我认为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来自群众，为群众利益服务的议案。如1987年我提出的首次被列为“一号议案”的《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经常化、制度化的建议》，也许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现在各重点大学、科研机构都已拥有自行聘任教授、副教授和研究员、副研究员的权限。然而在1987年以前，评聘程序都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一些符合标准的专业技术人员常常一次没评上职称，又不知道下一次聘任工作将于何时进行，还要等上级通知，这对人才的成长显然起了阻碍作用。因此，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经常化、制度化问题在当时具有特殊的紧迫性，这一议案反映了广大社会科学界学者的呼声，它在当年就获得了通过。我认为，这直接推动了我国社会科学人才激励机制的发育。

　　第二、涉及国计民生各方面、现实性较强的议案。举例说，被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列为当年“一号议案”的《惩治腐败必须法律化和制度化——建议制定国家反腐败法》的议案，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是顺应民心的大事，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我和其他一些代表都认为，人大履行监督职责实际上也是在支持被监督者，督促其依法办事，使其长威信、得人心。该议案的提出也是我在历届人大会议期间受到媒体最多关注的一次。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党建》杂志、《北京工人报》、上海的《清风》月刊、《新民周刊》等都采访和报道了这件议案。

　　第三、具有超前性、前瞻性设想的议案。比如，2000年被列为当年“一号议案”的《亟需加紧中国电子商务法的制定》的议案，提出电子商务应遵循政府宏观指导和加强国际合作的原则，还提出电子商务立法亟需解决其安全性、课税、信息基础设施及数据保护等问题。我知道要制定出这部新法，需要相当时间，待条件成熟后才能立法，但该议案表达了我们人大代表对新事物的关注和思考，也是进一步进行立法研究的前提。又如2001年提出的《应制定促进国家统一法》的议案，也是个超前性的议题。上海社科院台湾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和我讨论时都认为，法律对“一个中国”原则的确认和支持，对解决台湾问题至关重要，是当前中国人民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在议案中对制定该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论证，最后提出一份共12条的促进国家统一法草案。今天看来，制定此法对于反对台独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国家统一具有现实意义。

　　总之，2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生涯，使我深深体会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中国的特色，确实与其他国家不同。我感到中国特色最主要体现在她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各民族、各阶层、各方面都有人大代表。此外，我国人大代表绝大多数是兼职的，这也是中国的特色。这使人大代表既不脱离岗位工作，又能积极履行代表职责，尽可能地把代表工作和岗位工作联系起来。我们人大代表应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做到既能关心全局，积极审议国家大事，提出议案和建议，又能协助政府为民办实事，使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推动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