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明与高明

　　讲“上海人精明不高明”，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事情。此说起于何时何种情景，无法考证，但影响广泛。

　　精明与高明，本为近义词。按《辞海》解释：精明，精细明察。高明，精明高妙。精明与高明，本来都是褒义词，但是放到1980年代那个特定的时空里，其间高下褒贬是不难品味出来的。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关于上海人‘精明不高明’的议论，皆指上海人难以合作，往往锱铢必较，因小失大。”

　　其实，在近代历史上，上海人一向被看作既精明又高明的，那些大政治家、大企业家、大宣传家、大教育家、大法学家、大出版家、大文学家，几乎都出生在上海。在1949年以前，上海人是不会被认为精明不高明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高度集中，中国从北到南，从沿海到内地，没有哪个城市的人可以被称为既聪明又高明的。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人也不会被批评为精明不高明。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在广东试点，逐步开放。广东的同志，一是利用中央特许的政策，二是敢闯敢干，“见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道走”。上海则被确定为改革开放的“后卫”，这样，上海相对滞后。上海人被批评为精明不高明，就是这个时期。

　　精明，精于算计是商业社会熏陶出来的特点。改革时代是过渡时代，是新旧交替时代，是旧体制、旧制度将破未破、新体制、新制度将立未立的时代，也是创造机会的时代。这个年代的上海人，精于算计而又改革滞后，被讥讽为“精明而不高明”是必然的。1990年以后，随着中央改革开放政策的调整，上海走到改革开放前沿，随着上海面貌的迅速改变，所谓“精明而不高明”的议论也就风停雨歇了。

　　精明是小聪明，高明是大聪明。精明与高明，是聪明的不同表现。人的才智，用于技术制造，表现为精工、精细；用于家庭布置、室内装潢上，用于日常生活，表现为精致、精美，螺蛳壳里做道场，表现为半两粮票、衬衫假领子；用于人际关系，表现为脑子活络，表现为重利原则。张爱玲请坐上海人很到位：“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的磨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密集的人口，逼仄的空间，快速的节奏，微薄的收入，大聪明无所用，又想过体面的生活，其结果只能是“精明而不高明”。所以，所谓“精明而不高明”，确属时代使然，而非上海人素质使然。

　　二.守法与开拓

　　近代上海是中国法制相对健全的城市。上海人从近代到现代，一直比较遵守规则、尊重规范，并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这是上海人近代以来的传统。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上海人比较重视游戏规则，遵守约定俗成的规矩。这是商业社会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在近代史上，上海人是既守法又有开拓精神的，守法与开拓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近代上海有许多第一，都是开拓精神的体现。

　　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中，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强化了上海人已有的遵纪守法、循规蹈矩的传统，但是留给上海人开拓的空间不够。1980年代，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代，旧规范需破而未破、新规范将立而未立，正是需要开拓精神的时候，但是，上海充当改革开放“后卫”，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交通、住房、污染问题严重，“甲肝事件”、“轮渡事件”，搞得上海灰头土脸。这时候，上海确实开拓性不够。有许多因素，都限制了上海人的开拓精神。

　　经济学家胡鞍钢直截了当地说，上海衰落的原因，全在于中央政府在税制上对上海“实行歧视性政策，抽血过多，取之过量，而导致其发展乏力，没有后劲”。他以广东在1980年代的迅速发展为例，证明中央在税制方面给予广东的优惠是导致广东超过上海的原因。他说，在西方国家，很少有一个国家有不同的税制。因为税制上的不公平，导致上海失去了发展机会，只要中央像对待广东那样对待上海，全国统一税制税率的话，上海会迅速发展起来。在经济转轨时代，上海人习惯于遵守规则，自然会被指责为守法有余而开拓不足。

　　开拓有常态下的开拓，也有非常态下的开拓。社会发展毕竟常态时候居多，变动时候居少。当社会变革到一定程度，新的秩序建立以后，守法就变成常态下开拓的重要素质。开放初期，个别地方的企业可以靠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获取暴利，进行原始资本积累，那是非常态下的开拓，但是，到了现在，还那样做，就是犯罪，就要坐牢。而守法，就变成一种商业信誉，变成企业开拓的最重要素质。

　　制度化、规范化是现代化社会的基本要素。我们已经看到，经济转轨是个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来以后，新的规范最终是必不可少的，守规则、重规范的传统已经变成上海人的优势。所以，外商一般认为，“与上海人谈判固然比较困难，但与上海签定的合同符合规范，细节考虑周到，执行中少有麻烦，因而成功率较高。统计显示，上海的外交企业成功率最高，达98%，居全国之首。20世纪80年代末，连续三年的全国十佳合资企业，上海均占半数”。时至今日，上海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已经证明上海人的守法，是上海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邓小平同志1994年春节在上海说：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这个素质和品格。这个素质和品格，就包括上海人将守法与开拓有机结合的特质。

　　三.冷淡与热情

　　上海人通常会被认为比较冷淡，不像有些地方的人那么热情。上海人一般对与己无关的事，不大关心，与人相处，桥归桥，路归路，分清各自的利益。这种冷谈，其实是自主、冷静。

　　第一，与城乡差别有关。城里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居民，对陌生人，通常都比较冷淡。这是大城市人口流动性大、异质性大、可信度低的特点决定的。即使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的人，决没有乡村小镇的人热情。一般说来，乡村小镇居民，活动范围小，相对空闲，接触人相对稳定，熟人比例较高，容易热情。大城市则相反。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迫使人们注重效率，简化人际关系。

　　第二，与上海地位有关。近代上海是中国特大城市。计划经济时代的上海，是中国的工业基地、科技中心，也是中国最洋化的城市，但是，上海一般人的生活也很普通，工资不高，住房不大，工作紧张。内地人、家乡人对上海有比较高的期望值。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上海的轻纺产品及商业销售服务在全国首屈一指，独领风骚，有着很好的信誉。上海货常常被人称为皇帝的女儿。外地人来沪出差，亲朋好友总要递上长长的采购单，从糖果、饼干、奶油蛋糕，到时装、羊毛衫、皮革，及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都是有吸引力的抢手货。

　　但上海的亲戚能够提供的非常有限。这样，期望与实际之间就形成落差，上海人被认为比较冷淡也就很自然了。

　　第三，与来客频率有关。上海人大多数是外来移民，与内地、乡村人缘联系密切。“贫穷闹市无人问，富贵深山有远亲”。上海人在内地、家乡的亲戚朋友相对多些。客多容易生怨，容易冷淡。特别是出生在上海年轻人，对父、祖辈的亲戚联系接触很少，共同语言不多自然冷淡。

　　当然，冷淡不是冷血，冷淡不是冷漠，不是对一切他他、它事都冷落无情。上海有那么多热心公益的市民，为慈善事业捐款的、给病人捐骨髓、支持内地教育的(如查文红)。当然，真正冷淡的人也有，这不只是上海，各地都有。不能把一般人的冷静视为冷淡，也不能把一部分人的冷淡视为上海市民的一般特点。

　　四.小气与大气

　　上海人常常被认为比较小气，与朋友相处，锱铢必较，请客送礼，出手不大方。这也要做辨析，与上面所说的冷淡出于同一原因。

　　移民社会讲求个人自立，讲求奋斗，分清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因此，上海人一般不会无缘无故地接受中国人的馈赠，也有会无缘无故地施惠于人。送礼，是象征性的多于施惠性的。这点上海人最像欧美人。这在特别讲求亲缘、地缘的人看来，就是小气。这种小气，其实是现代人的一种理性。看似小气，其实是无求于人，对他人没有依赖性，恰恰是一种大气。相反，在那些出手大方的背后，常常有回报的期待，一旦没有回报，就会生怨生气甚至生恨，这倒是真正的小气。得人钱财，领人之情，代人做事，为人消灾，这在受施一方，也是有感情债务的。君子之交淡如水，无债一身轻，反面自如。这点，正是上海现代性的表现。

　　当然，上海市民中也确实有非常小气的，到小菜场买菜，讨价还价半天，菜摊子翻个遍，结果一分钱滑花，气得卖菜的大骂。这种人其实不是小气，还是缺乏尊重他人的最起码公德。吝啬、无聊的人全世界都有，但在上海，人们将此与冷淡、精明联系在一起，就变成了对上海人负面精神的一种概括。

　　五.论理与论力

　　外地人常常嘲笑上海人爱吵架，说是上海人爱吵架，北方人爱打架。这其实正是上海人的文明表现。

　　吵架是论理，打架是论力。论力不讲理，恰恰是野蛮的表现。吵架，是建立在双方有共同的价值标准基础上的，是一种文明的表现。这也是上海人长期受到法制熏陶的表现。在近代，租界实行比较严格的法制，使人们养成遵守规则、尊重规范的习惯。民国初年，便有人注意到上海人比内地人有较强的法律意识的特点：

　　英人以富于习惯闻世，故其足迹所至之地，亦以养成习惯为先务。租界华人“历经英人熏蒸陶育之余，知识与程度，虽犹是陋劣不可名状，服从法律习惯则已较胜于内地。例如民国开幕，国内始有形式的司法衙门，而诉讼案之孰为刑事，孰为民事，执以问之普通国民，瞠目不知所对者，十必八九也。若租界居民则虽妇人孺子，亦均知命盗斗殴应向捕房控告，钱债人事应向会审公廨控告，于刑、民性质，颇能辨别了解。此非华人之习有法律知识，乃习有法律习惯也。……(内地)官吏蹂躏人民，人民不敢乞灵于法律也。若租界居民则均知非有公堂牌票拘人者为私拔人，私拔人者，无论官吏与人民，均有相当之惩罚”。

　　六.争夺与谦让

　　近代上海是移民社会，居民之间一般说来关系简单，比较冷淡，如果成为邻居，容易

　　彼此独立，互不往来，互不谦让，对一些公用地方，或者大家都不关心(公共卫生)，或者互相争夺(如公用厨房，走道)。那时候，上海人争小也争大，在家里急，到外面也争，争市场，争原料，争技术，从国内争到海外。

　　计划经济时代，上海人生活空间越发小，住房小，交通挤，公用厨房内争空间，乘车抢座位，便司空见惯。

　　1990年代以来，上海城市面貌大变化，住房大了，交通畅了，但争夺惯性仍然存在。乘车抢座位，购物不排队。与此同时，一些该争的地方，反而不争了，反而谦让了。比如，许多服务行业，拱手相让，上海人愿到小菜场卖菜、经营理发店，不愿意扫马路、当建筑工人。上海人到外地、外国创业的更少。争小不争大，该争不争，该让不让，这是当今上海人身上依然存在的负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