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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分类为何知晓率高、参与度低？哪种推进模式更有效？生活垃圾分类立法，是今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正式立法项目之一。围绕该主题，今年以来，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就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分类收集运输、末端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全流程环节，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实地调研。在此过程中，一些焦点问题逐渐浮现。

    垃圾不分类要不要处罚？

    垃圾分类是否应该推行？应该。能否做到严格执行垃圾分类？未必。

    有媒体报道，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在90%以上，但参与率只有20%。知道、做不到，是当前市民对垃圾分类问题的普遍态度。这是为什么呢？

    在市人大代表许丽萍看来，原因有几方面。除了不懂得怎么分、担心混装混运“走过场”之外，最主要原因还是缺乏刚性约束。许丽萍指出，分和不分一个样，是不少市民懒得分的主要原因。“因为不分类也不会有什么惩罚，所以不少人怕麻烦，懒得分。”

    事实上，推行垃圾分类是否应该采取“硬手段”，一直是本次立法调研中的焦点问题之一。

    “柔和派”认为，在现阶段，对不分类行为进行惩处难以做到，应该以宣传、教育为主。在一份市民调查问卷中，持此观点的市民超过半数。

    与之相对，支持刚性立法的“强硬派”也不在少数。许丽萍代表就观点鲜明的提出，垃圾分类立法，不能只有软性激励，更要有刚性约束。

    “我们曾花费了很长时间和大量精力做这件事，但是效果不尽如人意，垃圾分类问题已成为上海城市管理中的一块短板。”许丽萍指出。

    据了解，对于垃圾分类，上海很早就开始了探索与实践。2011年起，上海连续多年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将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

    许丽萍表示，无论是从国家政策层面、上海建设全球卓越城市的定位，还是从环境保护角度，解决垃圾处理问题已刻不容缓，如果一直以鼓励、激励为主，没有强硬的惩罚手段，补上这块短板的时间会拉得很长。长期低效的推进方式，容易让市民“疲掉”，垃圾分类要动真格，就必须以更坚决的姿态推进。

    谁来分？各方如何各司其职？

    无论是柔性激励，还是刚性约束，要使垃圾分类从口号转变为行动，如何推行，各方各面如何各司其职，是立法的核心问题。而针对这一问题，立法调研中各方呈现出不小的意见分歧。

    一种思路认为，要让市民实行严格分类很难做到，相关法条很难贯彻下去，所以，不如免去市民的分类义务，转而购买统一服务——由物业公司找一些保洁员，让专职保洁员对垃圾进行集中统一的分类。也就是说，分类出仓的关口在小区，让生活垃圾在出小区门口时严格分类。

    对此，许丽萍有不同看法。“这种模式有几个问题，首先是费用问题。保洁服务费用是由政府补贴，还是由物业支付？”许丽萍提到，如果由政府补贴，从长远看，政府不可能拿出一笔钱长期采购这项服务。如果全部由物业公司支付，那么物业企业势必提高管理费用，“如果市民不肯出、不买单怎么办？”

    许丽萍表示，从个人角度，不赞成在法条中对物业公司设置过多的责任义务。因为物业公司和居民主要是甲乙方的委托关系，一旦责任过于繁重，物业企业无法承担，也很有可能发生临时“甩锅”的情况。

    “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模式与垃圾分类的初衷是背离的”。许丽萍强调，垃圾分类不仅是一个小小的举动，是推进垃圾资源化、减量化的具体举措，更能通过此举普及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理念。市民是产生垃圾的源头，垃圾分类要回归本源，市民首当其冲应履行相应义务。

    许丽萍也提到，除了市民、物业的职责，也关注社区及政府作用的发挥，“在社区、居委层面，如何发动群众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比如，能否通过建立居民自治公约，把各方责任、义务及制约措施进一步明确，通过自治，引导市民更好地参与分类行动中”。

    “在政府层面，除了完善顶层设计，更重要的职责是完善政策导向，比如在湿垃圾资源化利用领域，亟需合适的产品政策和产业政策。”许丽萍也谈到，如何让垃圾分类相关宣传更走心，这方面政府也大有可为。比如，前段时间一些社区组织居民去老港垃圾填埋场参观，很多居民回来后表示很震撼，原来上海每日处理垃圾这么多！实地参观激发了市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自主性。

    “立法是寻求最大公约数，最后法规到底如何设置，还需要听取、汇总更多意见。上海市民的整体素质是高的，只要政策导向合适，垃圾分类是可以推行下去的，”许丽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