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乡村，应该吸引什么样的人才？生活垃圾分类，如何更好地实现源头分类减量的目标? 6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威召开代表座谈会，市人大代表们带来了近期调研中，老百姓反映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垃圾源头分类要有强制措施

    上海已经实行了多年的生活垃圾分类，但是源头分类方面做的还不尽如人意，原因是什么？

    “老百姓的层面，对保护环境方面已经有意识了。”市人大代表吕奕昊谈到，去年他进社区调研时，居民的诉求主要集中在希望宣传一下垃圾应该如何分类上，“有这个热情把小区的环境搞好。”可是今年再去调研，诉求已经变成了困惑，“居民讲我眼睁睁看着分好的垃圾被一下子倒在一起了，积极性就没有了，前期研究怎么分类，后期又混在一起了，他们感到分类失去了意义。”

    多名代表都不约而同提到这个问题，对此，市人大代表朱亚琴强调，“某一个局部做，其它地方不做，没有任何意义，要大家一起做，要有个强制性。”

    垃圾具体分为几类，也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接受程度和执行效果。“我们老旧小区里垃圾筒只有两种，干的、湿的。老百姓觉得两种够了。”赵国弟代表认为，分为干湿两大类垃圾对老百姓而言简单易行，如果靠老百姓自己分成四类或者五类，执行的难度较大。至于进一步细分，他建议，“是不是可以对物业企业提出一些要求，可以补贴一点钱，补贴物业，找几个人搞二次分捡。”

    代表们还谈到外来居民多的社区，垃圾分类存在的难题，杨志刚代表提到“外来居民他们白天人都不在家，晚上回来，时间有限，缺少沟通。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处理垃圾，给常住的居委会带来影响，拖了后腿，这也需要一些施策的方案。”

    如何进一步推进垃圾源头分类？朱亚琴代表认为在目前居民环保意识还不是很强的情况下，需要采取一些强制措施。邓廉夫代表建议要软硬兼施，“软就是要加强宣传，提高居民的素质，告诉大家垃圾分类的好处，要做到每个人都相信。另外，奖励措施，一个是积分奖励，完了以后可以兑换一些小礼品。还有一个，要硬，政府要加以引导，在某种程度上要进行强制。”

    除了提高居民素质，采取强制措施，政府管理的决心同样重要，“要像抓交通，抓鞭炮这样的韧劲，要持之以恒。”

    乡村振兴要靠三类人

    “乡村在衰弱，这是毫无疑问的。”来自金山区枫泾镇的市人大代表张斌谈到如何振兴农村，“现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年龄大部分都是在50到70岁之间，这些传统的农民，他们搞农业生产，基本上靠三个‘气’，一个靠运气、二靠力气、三靠天气。农业靠这三个‘气’，永远都没有希望。”

    张斌认为乡村振兴不能靠三个“气”而要靠三类人，“第一类人是在农村长大，受过高等教育的农二代，这些人回家务农跟他们的父辈不一样。我们前一段时间大量培训大学生村官是好事情，希望市里面也要培养大学生村民，要给他们空间，给他们政策扶持。”张斌认为农二代对土地有感情，对农村也非常了解，这些人才是振兴农村的主力军。

    而第二类人，张斌说就是早年进城打工的人，“他们在城里打工，有了城里的生活经验，也有城里的管理经验，这些人回到农村种地又不一样了。”这些人力资源如何挖掘，张斌建议上海出台一些政策扶持他们，“在社会保障方面，在农业创业方面有扶持鼓励，这是未来的希望。”第三类可靠的则是市场上成熟的龙头型企业。“我们乡村振兴要振兴到点上，这些农民培育起来了，农村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张斌代表还谈到上海小城镇的发展，他算了一笔账，“上海107个镇，目前上海的人口是2400万，如果一个镇建设的好，可吸纳10万人口，一共就可以消耗掉1000多万人口，上海的城市病可以大大缓解。”可是近些年，上海却忽视了小城镇的发展，大量的资源都往市区集中，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统计过，上海6000多平方公里，三级甲等医院30多所，全部集中在600平方公里之内。这种功能如果不去疏解，上海这个城市的人口问题是无解的。”

    张斌代表表示，应该看到郊区小城镇的价值，上海对小城镇的功能定位应该从城市功能的疏解转变为城市功能的分工与布局，“对于郊区的转移支付，表面上在爱我们郊区，实际上也在保护我们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