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有种明显的感觉，我们当中的‘垃圾专家’越来越多了。”7月26日举行的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扩大）代表分组会议期间，一位代表在讨论评议市政府上半年工作报告时有感而发，像是玩笑，又不是玩笑。

    “要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垃圾综合治理问题。”市长应勇在报告时指出，垃圾问题是超大城市必须高度重视、直面解决的问题。代表们对此高度关注，他们纷纷认为，要加强顶层设计，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对标国际标准，贯彻落实好应勇市长所提出的垃圾分类“不在于设备，在于理念与管理”，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化有机利用，有效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标准有重叠，居民分类有点难？

    上海的垃圾综合治理工作早已开始，也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垃圾产量越来越大，治理任务艰巨。

    王为人代表发现，全市日均产生的2400吨垃圾中，超过30%可以回收利用，如果技术运用得当，经过分类后的干垃圾可以进行充分燃烧，产生污染物极少，还节约了填埋空间，湿垃圾填埋若干年后也可以成为肥料，厨余垃圾如果经粉碎处理，源头产量就更少。“前端的分类极为重要，要大力推广普及。如果源头做不好，后续分类就很困难。”

    目前普遍的垃圾分类方式是“四分类”，即把垃圾分为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一些代表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干垃圾里面肯定也有可回收的，交叉重叠会给居民分类带来困扰。” 周炜代表建议，为方便居民分类，垃圾的分类标准要更清晰一些。“居民区里一开始就分成那么多类，对居民来说是不是有点难？推广起来恐怕也有难度。”徐存福代表认为，生活垃圾分类应当先从培养意识入手，可以尝试先简单分为干、湿两类，等居民养成自觉分类的习惯后，再进一步细分。

    “机关、事业单位的垃圾分类工作，也要发挥‘盆景’的示范作用，宣传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张军代表建议，要用便于操作的方式让居民参与到分类中来，比如发放不同颜色的垃圾袋，以便区分不同类别垃圾。

    “垃圾分类任重道远，台湾用了20年才把垃圾分类的细节统统搞清楚。”陈甦萍代表讲起身边一个案例，有的小区为鼓励居民垃圾分类，给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居民奖励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有个居民居然跑了十个不同的地方去丢垃圾，这样就能得到更多的毛巾和香皂。“虽然这涉及到奖惩机制的设置问题，但至少他去做垃圾分类了。”

    公共场所垃圾箱数量应增加还是减少？

    “我从餐厅出来，拿着一张纸从塘桥走到仁济医院，这么长的一段路居然没有在路边看见垃圾箱。”王汝刚代表说起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部分公共场所的垃圾箱数量不足。

    不过有代表则谈到，在垃圾分类方面有着成功经验的日本，街头的确难觅垃圾箱。“日本很多孩子都有这个意识，出门在外身上会带一只垃圾袋，自己的垃圾自己带回家，所以日本不少风景区都不设垃圾桶。我们的中小学也可以加强这方面教育，慢慢培养起这个意识。”有代表建议，在加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的同时，也可以学习日本的做法，定时定点清理垃圾：“除了特定时间和地点，居民就不可以扔垃圾。”

    黄建忠代表也分享了一些国外城市的做法：每家每户扔的垃圾都贴着自家标签，如果分类不好，就不会回收。他建议，可以采取相关政策，对居民形成一定压力，让家家户户都承担起垃圾分类的责任来。

    垃圾综合治理，要关注“全链条”

    “垃圾分类以前只强调分类，没强调全程分类。”杨军代表认为，必须要强调全程分类，要把垃圾综合治理的全链条‘串’起来，让群众清楚地了解全程分类如何进行，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垃圾问题和交通问题不一样，交通问题是在每个口子进行监管，垃圾问题是全程管。比如垃圾袋是哪几个，垃圾桶如何分等等。我们不是在解决局部的问题，而是解决全环节全链条的问题。”黄有方代表说，从源头到最后消灭，垃圾综合治理都要全程全环节清晰。“先要把链条设计好，然后再来做事。”

    薛潮代表提出，垃圾回收循环利用体系也需要完善：“这目前是薄弱环节，产业布局、政策设计怎么安排？回收的主渠道在哪？要不要考虑市场化因素重构可回收物专项收运体系？” 他建议，垃圾分类的末端处置设施建设要更好地体现科技支撑，要加强技术研究，打通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最后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