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浦:从“自己一双手”到有无数“帮手”

2017-7-14 15:10   来源:东方网     选稿:郑婕

  控江路645弄居民区是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老公房小区。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刘月芬一度为有限的资源发愁:小区停车矛盾,独居老人多照顾成难题……这些问题,仅凭社区一己之力很难解决。“从仅靠‘自己的一双手’到有了无数的帮手,许多问题迎刃而解。”刘月芬所说的“帮手”,正是杨浦区域化党建联盟。

  区域党建联动拧成“一股绳”

  “刘书记评评理,他车子不动,车位谁也停不了。”停车问题一直是老旧小区的“老大难”问题,居民为争车位吵吵闹闹,总要找居委会。这事放在以前,刘月芬和居委干部只能当“和事佬”好言相劝,没有更好的解决之策。

  今年,在一次党建促进会上,刘月芬等人提出老小区停车难的问题。驻区单位党组织听到了居民区书记的诉苦,杨浦体育活动中心和杨浦卫校党组织负责人当即提出,愿意腾出车位给居民错峰停车。经过盘点,两家单位每天预留100多个车位给周边居民停放车辆。居民们拍手称好:“从停车点走到小区,不过5至10分钟,解决了一块心病!”

  “社会治理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可以从基层党建工作中找到治本之策。”杨浦区委书记李跃旗说,只有抓住基层党建这个纲,才能纲举目张。区域化党建将隶属不同系统、掌握不同资源的党组织连结成共同体,党的建设从上层着力向基层着力转变,从局部推进向整体推进转变,从各自封闭向共同参与转变,从简单粗放向精准发力转变。

  杨浦区对于区域化党建的探索,早在五年前已有雏形。

  杨浦区内有众多高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部队和“两新”组织。由于隶属不同部门,彼此之间隔着一道梗阻之“墙”。2012年6月,上海基层首个区域化党建联盟在杨浦区成立,由杨浦区委和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8家高校党委,上海烟草集团公司党委等7家企业党组织共同发起。

  党建联盟的存在,相当于破除了条块分割的藩篱,将以往缺少互动的区域单位“联”起来,拧成合力共促的“一股绳”。

  党建联盟这张“网”越织越密

  联动,仅仅是探索的第一步。

  “区域化党建如果抱着‘吃大户’的逻辑,无法深入开展下去。”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黄晓春教授说,要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必须牢牢抓住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即城市基层党建的精准发力。下转◆8版(上接第1版)破题的关键,在于党建三级联动,资源下沉社区。

  “阿拉新小区出行太不方便了,能不能多开些公交线?”在新江湾城街道召开的几次社区居民听证会上,不少居民代表反复提出诉求。而这些听证会正是源于街道建立的民主协商党建平台。

  新江湾城街道党工委和党建联盟单位巴士一公司反复实地勘察,数次协调市交警总队、区建交委等相关单位,为社区开“穿梭巴士”而奔忙。今年,淞沪路以西的公交交通实现了从无到有,开通了4条公交线路,最新式的电动巴士也运营了。“今年,公交车扬招点要在阿拉社区建好,我们都盼望着。”社区居民黄阿姨兴奋地说。

  2015年起,根据“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市委“一号课题”精神,上海深化街道体制改革。从“管理”向“治理”,又迈进了一大步。

  “创新社会治理重心在街道社区,加强城市基层党建的重心也在街道社区。”在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威利看来,区域党组织尤其是街镇党组织能更好地发挥共治的引领作用。

  以杨浦区为例,在区委领导下,不少街道探索建立党建共治平台。区域化党建联盟这张“网”向下延伸,越织越密。

  “多元主体参加社区治理,大家协商共议,处理解决与居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新江湾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倪瑾说,在党建联盟的基础上,社区成立了法治、文化、发展、公益等委员会,在这些社区专委会中,80%以上成员来自辖区内高校、企业等街道体制外人员,他们中很多人成了街道党工委兼职委员。居民需求通过党建联盟提议后,由这些社区专委会商议,再提交社区党委、社区委员会审议,最后推动落实。

  这样全新的联动共治机制,让倪瑾感受一新:“从原来街道一家牵头,到社区多元主体联动推动,街道由原来的‘自转’变成‘自转’+‘公转’。说实话,更能推动问题的解决和落实。”

  放眼杨浦区,三级联动组织更为健全。区委是“一线指挥部”,街道党工委是“龙头”,社区党组织是“战斗堡垒”。三级贯通联动,使得基层党建有效运转。

  街道之下再辟“睦邻区”党建

  对上海而言,将城市基层党建根植于社会治理中,体制机制理顺后,如何用“绣花针”绣出更为精细的城市,这需要以不断改革创新的精神,探索加强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半径,它往往比居民区大,比街道小。”在黄晓春看来,如果基层党建的力量能适应15分钟“生活圈”,现代社区的治理能效将更为显现。

  杨浦区层层深入,探索在一个“比小区大,比街道小”的“睦邻片区”形成党组织力量,整合社会资源,提供更精准的服务。

  控江路700弄内六层楼高的老公房,楼梯没有扶手。由于物业经费不足,靠小区自身难以找到对接资源,老人们只好颤颤巍巍地上下楼梯。居委会今年联系了党建共建成员单位文通钾盐集团,出资为小区内几栋楼安装了楼梯扶手。帮助他们找到资源的,正是“睦邻片区”的党建力量。

  延吉新村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肖伟珍介绍,去年,延吉新村街道在原有4个睦邻中心的基础上,将17个居委会划分成为4个片区,以睦邻中心为“圆心”,建立睦邻片区党建促进会。每个片区包括4—5个居民区党组织,吸收10个左右驻区单位和三四个“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片区党建促进会会长由街道领导担任。就这样,控江五村、控江东三村等居民区,原本驻区单位党组织寥寥,如今通过片区整合,一下子多了十余家党建联建单位。

  “这相当于一户‘大家’分成了四户‘小家’,便于共治自治。”黄晓春长期在延吉新村街道调研,在他看来,睦邻中心就设在小区里,与居民距离近。在片区设立党建促进会,相当于区域化党建的精细化联盟,有效解决各居民区党建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它并不是新设机构,却通过搭建党建新机制,更好地对接了治理需求。”

  畅通“立交桥”迸发社会活力

  “区域内,层层可结盟,处处可联系,事事可沟通。”杨浦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龚培娟说,有了党建联盟平台,各方力量汇聚,畅通了社会治理“立交桥”,社会活力不断迸发。

  新途社会组织负责人周晓芸,到延吉新村第四睦邻中心才来一年多,就对睦邻区党组织成员和周围小区居民都很熟悉。“以前,社会组织需要满世界拿项目,做完一个项目,换一个地方。”她说,睦邻区党组织将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体系,“我们成了社区治理的一分子,更能深耕了。”杨浦区各街道还引入个体协会的公益服务,成员主动上门为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理发、洗澡、维修家电。不少老人感动地说,“党组织真正把服务做到家了。”

  “党建联盟织得更密,成员单位之间的共同语言就更多,互惠互利的联结更为长久。”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博士朱明洁感同身受。

  在“四平七十二变”的自治项目中,同济大学发挥资源优势,让教授和学生为街道“微更新”出谋划策,而社区也成了学生的社会实践点。“老师带着学生深入社区,询问老百姓需求,起初他们还不理解,看着小区里多了废旧轮胎做的跷跷板,阅报栏前多了扶手,都忍不住赞叹。”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迅速发展,杨浦区域化党建联盟正向新兴领域延展。

  “虽说创客们都是选择四海为家的人,但我们也需要温暖的家。”腾讯众创空间(杨浦)联合党支部书记迟少惠说出了许多创业者的心声。而“创承汇”给了创客们一个温暖的家。作为区域化党建联盟今年的新探索,五角场街道党工委与区科委、区科创集团等组建这个党建群建平台,为创新创业者服务。“街道为我们送心理疏导、中医问诊活动,端午节还组织我们包粽子。”作为联盟的一分子,创客们利用节假日参加义工服务,去居民家中提供免费电脑杀毒、数据备份、重装系统等服务,回馈社区。

  5年前,杨浦区内仅有区级层面党建联盟。如今,12个街镇全部成立联盟街镇分会,科技、卫生、教育、物业、建设等行业成立联盟分会,互联网等新兴领域的党建探索逐渐展开。这张区域化党建网不断拓展和延伸,区域内486家单位党组织成为会员,与区域共建共享共融。

  “基层党组织联动,整体系统推进,上下共同发力,形成一盘棋。”在李威利看来,作为上海城市基层党建的生动缩影,杨浦区在一个个社区、一栋栋楼宇、一类类群体中,织密基层组织之网,强化党组织功能,让党的基层组织常建常新,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眼睛向下看,巩固党的执政之基,密切的正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黄晓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