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大会址

李达（左）、王会悟

　　中共二大，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但建国初，一度有人误认为是在杭州召开。中共二大会址究竟在哪里？李达、王会悟，当年的中共二大代表与会务工作的参与者，为中共二大会址的确定提供了力证。

　　胡乔木误将杭州当作中共二大的召开地

　　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凡事皆重首创，为此世人对寻访中共一大会址投注了巨大的热情，一时还不能顾及此后召开的历届全国党代会。中共二大会址问题引起有关人士的关注，始于1951年。那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9月编印了一本论文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其中收录了胡乔木撰写的文章《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文写道：“一九二二年五月，党在杭州西湖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不仅将会议时间的7月误作5月，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移至杭州，可能是受在中共二大紧接着召开的西湖会议的误导，实在是大错特错。想必有人向他及时指出了这一史实错误，在同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专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胡乔木作了自我修正：“一九二二年七月，党在上海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无论是开会时间还是会议召开的城市，都正确无误了。至于是谁向胡乔木及时进言，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胡乔木的史实错误引起了李达的注意。他曾经对胡乔木当面指出：“开会的地点是在上海，不是在西湖”。

　　李达、王会悟提供中共二大会址1954年2月，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开始寻找和踏勘中共二大会址。筹备处同志多方求教，2月23日，他们收到了李达的复信。李达当时在湖南大学教书，他在来信中写道：“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十五、六人）一共开了三天大会，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附近的几个地方举行的。第一天的大会是在南成都辅德里六二五号举行的，第二、第三两天的大会是分别在一个地方举行的，里街和门牌号码我不记得了，但都在英租界，这是千真万确的。”李达一语道破天机，中共二大会址的具体地址可谓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李达所以对中共二大会址如此记忆犹新，是因为那里原本是他的寓所与工作场所。中共一大选举成立了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两部，以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不久，陈独秀由粤返沪，专任党中央书记工作。因为陈独秀的返回，原本借住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处的李达另觅安身之处，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成为他与王会悟新筑的爱巢。同时，那里也成为中央宣传部的办公场所。那幢石库门建筑的亭子间还被充作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之用。根据李达、王会悟夫妇的回忆，筹备处同志找到了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进行调查研究。他们找辅德里的老居民访谈，到上海市档案馆查阅工部局历史档案，核对门牌号码的今昔变更情况。此后，筹备处对老成都北路辅德里7弄30号（中共二大会址）和7弄42号（平民女学校）两处房子拍了照片，寄给了李达、王会悟夫妇，请他们帮助辨认。

　　李达专程来沪踏认中共二大会址

　　1958年12月6日，李达给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回复，确认“辅德里30号（旧625号），和42、44号（旧632号A）正是当年我的寓所和平民女校校址。……30号楼下是客堂，有方桌一张和四个椅子，几个凳子。楼上是我的卧房兼书房”。在这封信中，李达还详细地回忆了当年室内的家具摆放情况。王会悟先后于1958年12月11日、1960年2月5日，两次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来信。她在信中动情地写道：看了照片“感到非常亲切”，“引起了许多宝贵的回忆”。她确认“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是当年李达的寓所，正是中共二大会址和第一个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为了说明情况，她还专门请人画了两张草图，“并画了湖南篾篓子、自转椅、书架、床铺等图样，随信附上”。除了鸿雁传书，李达还在1958年专程来到上海勘认中共二大会址。他亲自前往老成都北路辅德里7弄30号和7弄42号，确认它们分别是中共二大会址和平民女学校。此后，当年曾在平民女学校就读的钱希均来沪时，也前往辅德里勘踏确认，并且做了相关的回忆。在此基础上，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将中共二大会址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