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盛夏，天气一样闷热，人心也一样积极向往着更好的生活。

　　那是1998年夏天，上海正在酝酿一件大事——全市第一轮大规模旧区改造即将启动，位于普陀区的棚户区“两湾一宅”即将开始拆迁。

　　当时，这里开创了一种“政府组织、企业参与、各方面配合”的旧改模式，也创造了上海动迁投资最大、速度最快、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等多项历史纪录。短短10个月时间，这片存在了几十年的棚户区就从上海版图上彻底消逝了。

　　这穷街陋巷的改造，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大事记”中的标杆性事件之一。在此过程中，还有许多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群体的默默奉献，也同样值得被载入史册，值得被城市所记取。

　　居民回忆“一线天”“水帘洞”“搭天桥”

　　“两湾一宅”是潭子湾、潘家湾和王家宅的简称。这里曾是上海工人运动的摇篮之一，20世纪90年代成为上海市中心城区面积最大、危棚简屋最集中、影响最广泛的棚户区。

　　摄影师陈泰明花了多年时间，用镜头记录下“两湾一宅”真实状况，在他珍藏的3000多张照片中，有些看起来触目惊心。49.5公顷区域内，平均每亩土地上有居民31户。除去147家单位外，这里的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可称得上全市之最，而且没有一家医院，没有一家浴室，没有一家像模像样的商店，更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公交无法到达……

　　据统计，仅1980年至1990年这十年间，“两湾一宅”共有约1500户居民向城建部门申请了私房翻建执照，居普陀区首位。不过，由于当时缺乏系统规划，这一阶段翻建的私房多为违建，令原本就不宽敞的“两湾一宅”更加拥挤，不少人家的房屋和隔壁邻居的房屋之间仅有可供一人通行的狭窄通道。尽管房屋经过翻建，但“两湾一宅”的住房条件仍然十分落后，人均居住面积不足4平方米的情况比比皆是。

　　当时的“两湾一宅”居民，最难熬的是夏季。碰上晴热高温，棚户房经过一天的暴晒后，到夜晚依旧热得待不住人，很多居民只能拿着躺椅、草席到弄堂口、马路上、苏州河边等凉快的地方露宿一晚。如果碰上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年久失修危棚简屋就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居民的屋子里摆满锅子、水桶、汤碗等接雨的器具，那些家里地势低洼的居民还要彻夜奋战，用脸盆不停地将倒灌进家中的积水排出去。

　　“两湾人”对当年生活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一线天”“水帘洞”“搭天桥”。这是什么意思？由于住房面积狭小，“两湾一宅”居民翻房子时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到最后房子之间近到底楼居民在自家客堂里睡觉，脚伸直都能伸到邻居家里去的地步，这样的弄堂，就被居民们戏称为“一线天”。

　　“搭天桥”，就是对窗的两家人只需要用搓衣板之类的木板搭起一座“天桥”就能很方便的将自家的菜肴与邻居一起分享，有些关系亲密的邻里甚至采用了“今天你家烧饭，明天我家烧饭”的共享模式。

　　至于“水帘洞”，更是形象描述了居民们洗衣和晾晒模式，一根连接两家窗台的晾衣杆横跨狭窄弄堂，未绞干的洗衣水就会顺着竹竿上的衣服往下淌，让走在弄堂里的人感觉自己像是进了“水帘洞”。

　　与住宅犬牙交错的厂房也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困扰。刘老先生曾是“两湾一宅”的原住民，他原先居住的地方紧贴燃料公司沪西分公司。当时棚户用的都是煤球炉，他家隔壁就是燃料公司里露天堆放的煤球。哪怕天再热，也从来不敢敞开门窗。露天的煤堆经常会被大风吹得尘土飞扬，而拉煤的重型卡车不分日夜装卸煤炭，其噪音也吵得人无法安睡。

　　还有韩老伯一家。老伯年老脚跛，走起路来浑身发抖，老伴眼瞎又中风，患有精神病的女儿只知道一个劲地傻笑，仿佛从不知道生活艰难。他们的屋里白天也得亮着灯，晚上老鼠乱窜，下雨屋顶漏雨，太阳出来也见不到阳光。每年夏季台风汛期，老人望着漫到床沿的污水，一家三口只能蜷缩在床上，期盼着居委干部前来帮助。

　　历经周折找到开发商接盘

　　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彻底改造“两湾一宅”的规划就一直在酝酿,先后搞了很多套方案,都因为资金无法落实,难以实施。普陀区政府做了许多努力，一方面尽可能扩建地区道路、完善各种设施,创造更多的开发条件，另一方面广泛地与开发商洽谈改造事宜,弥补普陀区的财力不足,想方设法引进社会资金。

　　这个任务于1997年交给普陀城投公司,由这家区属国企负责前期招商引资、整合各方有关资源的工作。在区领导和各部门的举荐下,城投公司找了央企、民营企业、外省市的代表进行洽谈。

　　洽谈之前,城投公司到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做好基础的各种数据测算，并核对基本成本。十五六个人一起加班加点，三台打印机一起开动甚至打印机都打坏了，打印资料堆满了半间屋子。

　　同时,他们充分利用“两湾一宅”现状,协助规划部门优化规划的参数,让有投资意向的开发商进行比较、平衡。对于老百姓房屋的动拆迁成本,城投公司则设置了一条底线,既要安置好动迁的老百姓,同时又要让市场达到平衡。

　　当时房地产不景气，市场上存量房源很多,房子都卖不掉，没有开发商愿意做这笔“亏本买卖”。洽谈了好几个月，普陀区终于找到了中远集团，这家企业的成员普遍年轻、学历高，有着超前思维，还喜欢使用数据曲线图和模型说话，他们愿意和政府一起支持旧城改造。

　　企业方面和城投公司一起测算动迁成本，比如仅仅在动迁费用就很复杂，居民动迁既要付出房源安置费用,又要付出货币安置的费用、动迁奖励费用,还有100多家企业单位的动迁费用,拆除旧房费用，清除地下障碍物费用,迁移地面上的变压器、电线杆等公共设施费用,等等。

　　一轮轮磋商，双方终于达成共识，动迁费用总计23.8亿元，这还不包括开发商后期房产开发的相关费用，盘子相当大。这，也成为“两湾一宅”前期动迁费用的公开数字。

　　600余动迁人员奔走保障居民利益

　　1998年8月10日，首期动迁就此拉开帷幕。普陀区将整个“两湾一宅”动迁分成三期进行——第一期动迁王家宅地块，第二期动迁潭子湾地块，第三期动迁潘家湾地块。

　　当时的普陀区委书记谈柏元至今记得，普陀区成立了由四套班子和全区21个部、委、办、局、街道主要领导共同参与的“两湾一宅”改造开发指挥部，还方方面面选调精兵强将，成立了稳定疏导、政策咨询、纪检监察、治安保卫、新闻宣传五大协同小组，建委系统的西部、万千、万众、伟龙四大集团公司共抽调600余人投入这场动迁。

　　谈柏元回忆，在动迁过程中，区里的19家房产公司都被请到了动迁基地，货币安置和消化空置商品房相结合成为一项创新举措，30多万平方米存量房源可供居民现场选择。区政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在政策配套、房源组织方面提供优惠政策，房价要低于外面市场价，让动迁居民得到实惠。

　　居民们都盼望着动迁，但几乎每户家庭都经济拮据、生活困难。为此，动迁指挥部从入驻之初一直坚持这样一条原则:宁可自己麻烦万千，也要绝对保证老百姓的利益不受丝毫损失。

　　有一户人家始终房门紧闭，找不到人。当时，中山北路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到处寻访左邻右舍,翻遍里弄户籍资料,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户主陆先生的下落。原来，单身汉陆先生的这间房屋是1982年向私人购买的，因房主家庭矛盾致使过户手续一直无法办理。更加不幸的是，陆先生没住几年就患上精神病住进了医院,房门因此关闭至今。面对既失去行为能力又无过户手续的陆先生，动迁人员费尽周折找到他的监护人、他的亲侄子,帮助他获得合法权利。

　　在动迁中,独生子女有一定的得房面积。但当时许多独生子女家庭却拿不出独生子女证。于是，街道办事处请来了区计生办等有关部门现场办公,为符合政策的独生子女补证、换证。

　　这项工作十分复杂，但这个“福利”对于工薪阶层来说非同小可。因此,工作对每一户补证、办证的独生子女家庭都怀着极大的责任感。有一对夫妇第一胎是个残疾儿,经批准又生了第二胎。不久,残疾儿病故,按有关政策,他们这时应享受独生子女家庭待遇，但他们不懂这一政策，一直没有办理独生子女证。工作人员从文件档案中找到依据，为其办理了独生子女证。凭着这样的工作态度，数以千计的居民获得了差点失去的住房面积。

　　动迁人员还为那些劳改劳教人员维护合法权益。潭子湾路78弄有一间12.6平方米的私房,产权人阿华是个大龄单身汉。动迁时,他因曾在铁路上海站贩卖车票而在青浦农场劳动教养。动迁人员前往青浦向他介绍动迁政策，为他办好所有手续，使他在桃浦十村得到一套30多平方米的新居，还得到6000多元先期动迁的奖励费和2000多元的差价费。阿华一度声泪俱下:“回去后,我再不好好做人,怎么对得起人民政府。”

　　还有很多动迁工作人员，整天走街串巷，走到双脚走出血泡；有的女同志义务献血后仅休息了两天，又奔波在动迁基地；还有的居委干部因过度劳累，发高烧没休息而得了肺炎，被上级领导“命令”休息两天后，又活跃在弄头巷尾；还有些工作人员凭着人头熟、情况明、办法多的优势，不分昼夜，厚着脸皮，气饱肚皮，说破嘴皮，跑穿鞋底，感动了一户户居民……

　　应被记取的“动迁第一人”群体

　　十个月后的1999年6月30日，伴随着几声巨响，在瓢泼大雨中，“两湾一宅”最后的房屋化为瓦砾。蜗居了半个世纪的居民，陆续搬往桃浦、宝山、江桥等动迁居民安置小区。

　　拆迁过程有一批特殊的“动迁第一人”群体——他们是“两湾一宅”地区的街道、居委干部们，他们既是被动迁对象，又是动迁工作人员。这批人把困难留在自己家里，苦衷咽在肚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了身边一批居民，为“两湾一宅”动迁工作做出默默奉献。

　　时任万民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梁慧丽、主任刘汉云，仁义里居委会主任杨兆顺等，他们不谈任何条件就与动迁组签了约。梁慧丽原先是企业干部，企业倒闭后到了社区当干部，她家在这个地区有一个独栋房子。按照当时的动迁政策规则，居民家不足12平方米的补足12平方米，超过24平方米的不算面积，这样的政策对大多数居民来说很有利，但梁慧丽家吃了大亏，但“不讲条件就走”是组织上对她的要求，也是她做居民工作的基础。当时她二话不说就搬进了绿杨桥的过渡房子，后来拿了桃浦地区莲花公寓的动迁房，在这个当时煤气也不通的城郊结合部生活至今。

　　然而在她的“两湾回忆”里，更多地想到的是别人家的事。她说：“我们每到一户，完成签约，就会在那里插上一面旗帜。”梁慧丽回忆，她曾遇到嫁给当地居民的外来妹，因没有上海户口、无法分到人均15平方米面积；还有个老人不愿意离开，差点在快被拆掉的危棚简屋里寻了短见……最终她跑遍各个部门，为居民争取到了分房或是相应面积，还帮助不少居民解开了心结。

　　还有振华居委会干部熊阿姨，自己家里也有生活困难，遭到子女“挖苦”和反对。她硬是把子女劝阻在家里，统一了思想，并带头搬到桃浦十村……

　　“两湾一宅”动迁中，四个动迁公司收到居民自发赠送的379面锦旗，40余封感谢信。还创造了“拆建分离、土地储备、政府搭台、企业出资”新的工作思路；“大兵团作战、层次分明、快速反应、责任到位”新的组织体制；“引进市场、自由选择、消化空置房”新的运作机制。

　　或许也是因为动迁工作做得到位，许多居民对“两湾一宅”留下了最后的美好回忆。毕竟是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人们情不自禁想在老房子里取下一点纪念品。有位老居民，因工作需要住在外地，几次打长途电话来商量要留一件纪念品。最后工作人员在他们家取下了屋顶的一片瓦，仔细包好，把一份“两湾记忆”珍藏起来。

　　尾声：回到水清景美中远两湾城

　　“两湾一宅”改造项目被命名为“中远两湾城”，这个大型商品房小区的设计理念很超前——40%以上的绿化覆盖率，首层架空、疏密有度的建筑布局；6公顷中央公园等8大主题绿化和1.85公里长的苏州河景观岸线；还配备现代化九年一贯制中远实验学校，高标准幼儿园，中潭路商业休闲街，灯光网球场、阳光游泳池和高档会所等等，还有设备先进的大水量分质净水和生活垃圾处理系统……

　　1999年7月，中远两湾城打下第一根桩。分四期建设，2006年2月全面竣工。历时7年的开发建设，把一个贫瘠、落后的“两湾一宅”棚户区改造成为上海内环线内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生态居住园区“中远两湾城”。目前，小区居住户数约1万余户，居住人口超过3万人。

　　原中山北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游华基记得很清楚，中远两湾城刚开盘时每平方米均价3500元左右，有的经济条件好的“两湾人”，最终还是买房搬回了这里。

　　当年选择货币安置的接正琴，在外租房过渡了两年半后，仍与家人搬回中远两湾城居住。至今她都觉得自己搬回来的选择很正确：“这里有我们的回忆，我和我丈夫同是潘家湾的居民，对这一带有深厚的感情。现在这里交通也非常便利了，步行就可到地铁站，上海火车站也在附近，一年一度家门口还能看到国际龙舟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