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杨浦区新江湾城街道办班点，小学生们体验“快乐不简单”的爱心暑托班生活新民晚报记者孙中钦摄

　　“这几天谁帮你带娃？”每到暑假，很多双职工家庭就会为孩子的照看而发愁。报名暑托班吧，公益性的办班点很难抢到名额；给孩子到机构里报个班吧，收费又高得惊人。

　　暑托班的供给侧发展之路为何曲折？参与办班的单位还有哪些困难需要帮助协调？“暑托难”的缓解之道又有哪些？

　　秒杀供不应求陷困境

　　穿过马路，不到400米，这是从小吕同学住的上虹新村到闵行区虹桥中心小学的距离。虽然早上8时许外面已经骄阳似火，但奶奶仍每天送小学二年级的孙子来上爱心暑托班。“还是这里好，在家里能做啥？不是玩手机就是闲得无聊，大热天也不可能出去玩，只能在家打发时间。到这里来还有老师教知识，还有同伴一起玩。”奶奶说。

　　崔乾临是今年虹桥中心小学爱心暑托班志愿者队伍的负责人，他是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学的是教育评价专业，每天从浦东三林地区橫穿半个上海到这里。他说，暑假里一共排了两期班，每期4周约20个工作日，通过网络报名，放出的名额几分钟内就被抢光了。今年依旧保持每期每人800元的收费，主要用于午餐、保险和耗材等支出，不仅使用情况须公示，每天的菜谱也会公布在教室门口。

　　虹霁班、虹霓班、虹明班，名称很酷，管理方按年段大致做了分班，让年龄相仿的孩子能更好地互动。按照闵行区今年推出的暑托班课程图谱，每个办班点都会设置“七彩课程”，涵盖红色传承、思维培养、经典诵读、活力健康、艺术赏析、实用技能、生命关护等七大类的课程。小崔说，除此之外，不同的班级还会根据孩子们的年龄和兴趣点选择开设不同的特色课程，还会安排一次外出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样的暑托服务怎么会不被家长疯抢呢？

　　闵行区新虹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龚悦琦说，该街道户籍人口3万，常住人口8万，周边还是虹桥商务区的热地，爱心暑托班的需求量特别大，报名消息一出，也是立即被秒杀，其中有不少在商务区工作的白领，是每天先把孩子送到暑托班后再去上班的，下了班再把孩子接走。在招生过程中，街道会拿出名额、照顾困难群体和为进博会服务的职工家庭等，体现公平公正，雪中送炭。

　　当然，没能进入爱心暑托班而家长又实在无力照看的孩子，可以选择市场上众多的营利性暑托班。与叫好叫座的爱心暑托班相比，营利性暑托班的举办者基本上是培训机构或教育咨询公司，大多开设在机构内或商务楼里，收费相当昂贵，有些是按周收费。“我孩子的班收费还算是很亲民的，每周收800元。先前去看过一个班，是机构与街道合办的，每周一千多元，这算少的，有的每周就要三四千元，价格高得令人不敢想象。”家住虹口区的家长方先生说，尽管这样，那些营利性的暑托班有的仍“一位难求”。

　　图片说明：虽然办班点大幅增加，正规的爱心暑托班依然供不应求新民晚报记者孙中钦摄

　　刚需监管真空露尴尬

　　闵行区数据显示，去年参加爱心暑托班的学生接近4000人次，今年则超过了4200人次，办班数也由去年的51个班扩容到了56个班。作为区政府实事项目，区镇两级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

　　共青团普陀区委学生工作部负责人杨欣然说，今年爱心暑托班由去年的16个增加到了24个，两期累计服务小学生约1500人次，增幅近60%。立足制度建设，各办班点建立了“三员三志”机制，明确“指挥员（街道、镇团组织负责人）”“巡视员（学校分管校长）”“管理员（班主任）”角色，发挥大学生志愿者、高中生志愿者和晨检志愿者三方作用，原创了18条班级管理口诀，做到职责明晰、合力凸显。普陀区的暑托班还整合市、区、街镇各级各类优质资源，开设红色文化、健康教育、艺术体验、科技创新、职业体验等类别的多元课程。

　　反观市场上的营利性暑托班，广告发布、招生规模、办学资质、师资水平、托管条件等都比较随意。由于暑托经营项目横跨教育、家政、餐饮等方面，性质往往比较难以界定，这也导致暑托市场在监管上处于教育、工商和民政等部门职能范围的“真空地带”。浦东新区成人教育协会秘书长张萍说，暑托市场的兴旺也给众多培训机构带来了商机，有的称“暑托班”，有的称“暑期班”，其实就是学科培训，只是由平时的双休日变成了一周五天。但是，按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机构是不能提供午餐的，哪怕是餐饮公司送来的也不行，因为毕竟是在培训场所集体用餐，需要向教育部门备案相关餐饮企业的资质和卫生许可，问题是现在机构都是在打“擦边球”。长期关注假期托管现象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认为，假期托管乃至放学后的托管是家庭的“刚需”，也是一个发展趋势，但目前有些营利性的暑托班就面临着“合理不合法”的尴尬。

　　一方面，公益性暑托班供不应求；另一方面，营利性暑托班又令人望而却步。那么，小学生的暑假究竟到哪里去呢？暑期照看孩子的主体责任又该是谁？上海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系主任王健说，“有困难找政府”这可以有，但不能什么都依靠社会来解决，尤其是三年级以上的孩子，怎么规划和管理自己的暑假生活，也是他们能力培养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上的公益性暑托班只是一个补充，第一责任人仍是家长。事实上，不可能把所有的学校都拿出来办暑托班，也不可能让大多数的在职教师和大学生都去做志愿者。何况，让小学生在结束了一学期的学习生活后，马上又转入两个月的暑期班，这等于把暑假变成了“第三学期”，这样的暑假还有什么意义？放暑假了，待在家里或参加校外的各种兴趣活动，是儿童休闲和发展特长的应有权利。

　　变通整合资源拓思路

　　2018年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提出“开设500个小学生爱心暑托班”。这也是本市爱心暑托班连续五年被列为市政府实事项目，仍明确是由团市委、市教委共同牵头，市文明办、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妇联、市学联和市慈善基金会共同主办。来自团市委的数据，较之往年，今年全市的爱心暑托班数量从去年的432个办班点增加到509个，实现了全市所有街道、镇在整个暑假时段的全覆盖。今年的课程总量也超过了10万课时。

　　爱心暑托班的工作可谓细之又细、严之又严，但作为牵头部门和举办单位，仍有不少难点需要克服，有不少瓶颈需要打通。王健表示：“放暑假的孩子是从学校走向了家庭和社会，所以，应当把对他们暑假生活的安排和看护看作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而不是单纯地依靠哪几个部门就能解决的。我们有那么多的科技、文化、体育和休闲场馆资源，可以发挥他们的作用。还有，企事业单位也可以尽一些社会责任，为职工解一时之难。”

　　在松江区的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里有个“警营小铃铛”亲子工作室，开办已有多年，这是松江公安分局为切实解决双警子女暑假期间看护难问题，由分局工会牵头举办的暑托班，今年吸引了分局160名民警子女报名参加。“警营小铃铛”根据年龄段分成苗苗班、蓓蕾班、菁才班、雏鹰班。农林学院团委书记胡慧春说，这个暑托班与政府的爱心暑托项目有所不同，这是警民共建的结果，是动员了学校力量与家长单位的力量。暑托班的课程一部分是团区委配送的，一部分是由分局民警支援的，学校还会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为同学们开设诸如“稻谷变大米”“盆栽制作”等实践课，很受孩子们的欢迎。

　　市文明办未成年人工作协调处处长蔡伟民近日走访时发现了一个新形式。有些家长很“聪明”，白天把孩子往街镇文化活动中心的图书馆里一送，在里面可以做功课，可以看闲书，而且还有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管着，午饭时叫个外卖，即放心又省钱。“这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暑托班的举办方应整合资源，可以从政府部门、群团组织向社会的公益性文化场馆扩大，甚至还应鼓励更多企事业单位为解决本单位职工的后顾之忧而兴办暑托班。”他说，多年来本市在举办爱心暑托班时摸索出的成功经验，不妨可以推广、复制到更多社会力量举办的暑托班里，关键是监管要到位。

　　[记者手记]让暑托资源配置更优化

　　不是亲耳听到，还真不敢相信。一男生对老师说：“是爸妈硬要把我送进暑托班的，嫌我在家烦，影响他们打麻将。”虽然这是十分极端的个案，但折射的却是暑假托管资源的配置和孩子假期生活的大事。

　　公益暑托资源肯定是有限的，怎么优化配置？答案应当是比较明确的。其一，就是只能配置给的确有困难照看孩子的家庭。其二，要给愿意加入公益暑托的举办方松绑，包括场地租赁、税收的优惠，管理和教学人员的支援，课程开发的配送等，职能部门应当有所作为。其三，更重要的是安全问题，出了事情怎么办？既要让举办方始终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也不能让他们太心有余悸，给暑托班上个“保险”，这也必须当成是社会的责任。

　　还有，相当一部分营利性暑托班是走市场的。这个资源的配置当然是由市场说了算。但是，这又是一个特殊的市场，涉及青少年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规定的各种禁止性条文，不能让其成为“自由市场”。

　　连续五年的市政府实事项目中都列入了举办爱心暑托班的内容，说明这还真是个“暑假民生”大问题。“找市长”还是“找市场”，都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