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众多怀才不遇的文人心中，朱买臣可说是一种旗帜般的存在。比如，诗人李白的《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中，有一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可说是既风流又慷慨。可少有人知道这句诗的前一句，讲的正是朱买臣和妻子崔氏的故事：“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而由这个故事而来的成语“买臣负薪”，也已成为一个人未遇时以体力劳动艰难生活的指代。

　　从《汉书》始，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播，这个颇具深意的故事仍活跃在当下的戏曲舞台上。昆曲经典剧目《烂柯山》，便是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计镇华的代表之作。他扮演的朱买臣和梁谷音老师扮演的崔氏，至今仍是一种不可逾越的存在。而本次梅花奖得主袁国良和对手于雪娇在梅花奖终评展示时演绎的《烂柯山》，便是得到了上海昆剧团计镇华与梁谷音两位老师的倾力相授。与此同时，两位优秀的青年演员在继承老师对人物的理解、充分体现剧种特点，在舞台上呈现了昆曲程式举手投足之美，水磨调婉转曲折之美的同时，也对人物进行了更符合现代剧场审美和当代观众情感期待的演绎。

　　在《烂柯山》这个故事中，从“穷是穷到底，到底不荣贵”、家徒四壁至盆中只剩几粒米的老相公，到掌管一郡子民、人人见而生畏的会稽太守，朱买臣身份与境遇可说是跌宕起伏。故事结构既已固定，那么，用怎样的情感如何弥补这“不遇”与“遇”之间的落差，便成为不同时代的观众理解并且认同朱买臣的关键。

　　如果说，在计镇华老师演绎的朱买臣中，我看到了一个“孔乙己”式的旧文人：他有那么一点迂，有那么一点软弱，有那么一点怆，也有那么一点风骨，怀才不遇但始终不失气度，很符合我心目中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亦体现了上世纪的人们对书生的认知。那么，身为弟子的袁国良，则试图以传统昆曲表演为根本，小心试探，大胆尝试，在舞台上呈现出一个更为复杂且真实的书生形象，使之更符合年轻观众对人物的审美期待。

　　在演员生动而丰富的演绎中，我渐渐以理解之同情的心理，看到了朱买臣这个人物的内心：“吵家”时，面对既饥且寒的妻子，他因愧疚而隐忍，在妻子抱怨生活的贫苦时好脸相迎、步步退让。“雪樵”中，他在山路上踉跄前行的身姿，呈现的是风雪行路的艰难，更折射出人生旅途上的落魄和凄凉。在这里，穷书生的“穷”，不仅表现为外在形象和生活境遇的落魄潦倒，更成为一种人在穷途时难以逾越的精神困境。

　　从前的朱买臣尚留着一丝文人的傲气，他的退让和隐忍，皆以满腹经书为底气。那么，现在的朱买臣，则不怕展示自己的狼狈，甚至，他愿意诚实地袒露自己的辛酸与不堪，这似乎也是时代心理转换体现在戏曲舞台上的一些细微变化。于是，当故事进行到“逼休”一出，我们可以看到，袁国良畅快地演绎了人物复杂的情感。他哭，哭得不加掩饰，哭得波澜起伏，一边哭一边自斥自怜式的“不要哭、不许哭”，“不要哭、不许哭”，更是让闻者伤心，见者落泪。这其中既有对妻子的眷恋，被抛弃的痛苦，对自己无力支撑家庭的悔恨，对今后人生的迷茫，也有理想遭遇现实重击后的不敢置信。理想主义似乎是读书人的通病，不大哭一次，他们大多不愿意承认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千重山万道水。于是，哭到最后，朱买臣拖着一身疲惫离场，那个疲惫到几乎拖不动脚步的背影，无声却有力地把一个书生的穷途末路演绎得淋漓尽致。在留给观众足够想象空间的同时，这样细致而深入的表达，也为后来他拒绝与崔氏复合这一情节的合理性，埋下了足够的情感铺垫。因为，大哭一场后的朱买臣，或许已经领悟到剧作家把故事的发生地改到烂柯山下的原因。

　　一出《烂柯山》六折戏，每一折都表现了朱买臣和崔氏的不同心理层面。当观众把六折戏中的朱买臣“融合”在一起，就像被打乱的拼图终于拼出了一幅完整的图案。原来，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符号式的人物，也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原来，已然被标签化的朱买臣，也可以是立体的、有血有肉的，真实可感的。而真实可信的人物塑造，显然能更为顺利地建立起故事和当代观众的情感链接。

　　在我的理解中，经典之所以能代代流传而不息，是因为其内核恰好能与时代心理产生共鸣。唯有如此，方能让观众隔着时空对人物产生共情之心。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代演员对人物的演绎都有其独特意义。他们继承老师们的经验，然后带着自己独特的视角进入人物，解读人物，表现人物，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融入具有当下性的理解。唯有如此，经典才能愈演愈新，师与徒也可以在一种细而微的“和而不同”中，实现技术与情感的代际传承。《烂柯山》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