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虞甲是一名在外地工作的上海知青，他的孪生兄弟虞乙一直在上海工作，并患有精神疾病，生活上不能自理。虞乙一直由两兄弟的继母照料生活，这两年，继母年事已高，生活照料存在难度，家里一直对监护人的问题存在着争议。从外地退休返沪后，虞甲认为应当由自己来担任胞弟的监护人，但是家里其他人并不同意，多次签订监护人协议都没有成功。虞甲于是向居委会要求指定监护人，但居委会多次协调也没有结果，家庭内部矛盾很大。

　　2006年8月，原告虞甲将所在街道办事处告上了法庭，要求街道履行法定职责，为其胞弟虞乙指定监护人。街道办事处感到这个诉请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十七条的规定“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法律并没有赋予街道办事处为居民家庭指定监护人的权利，街道办事处没有可以履行的法定职责。

　　普陀法院行政庭的法官在收到这个案件后也感到十分棘手，居民委员会多次协调没有结果，没有指定出监护人，虞甲就无法对指定监护人不服提出诉讼，虞甲也无其他救济途径可走。他把街道告上法庭也是无奈之举。按照法律规定，这个案件完全可以驳回虞甲的诉请。但行政庭法官并没有这样做，他们进一步考虑到虞甲家庭的实际情况和虞甲的情绪状态，驳回无疑会使家庭矛盾冲突加剧，对社区的和谐也是个不稳定因素。于是，行政庭法官立刻和虞甲所在的居委会取得了联系，希望他们能对指定监护人的事宜再进行协调，不管如何，要按照法律规定指定一个监护人，让虞甲可以享有法律规定的救济途径，这样久拖不决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居民委员会最终在行政庭法官的指导下，重新召开了家庭协商会，为虞乙指定了一位监护人，有了居委会的指定结果，原告虞甲终于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收到指定结果的当天，他就向法院申请撤诉，一起原本纠结在“民”与“官”之间的行政案件就这样被引入了正常的纠纷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