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用英文书写的描写中国探长巧破劳动模范遇害案的推理小说《红英之死》，一下子就让读惯福尔摩斯、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西方读者倾倒。作者裘小龙因此获得世界推理小说大奖，出版商催着他续写陈探长系列。于是，我们读到了这个中国探长的系列故事：与美国联邦警局警花凯瑟琳在上海协同破案的《外滩花园》、侦破扑朔迷离的女作家之死的《石库门骊歌》。一夜之间，华裔作家裘小龙成了侦探小说明星，他的书红遍了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尤其是一些法国人，他们读罢小说，还想看看故事发生地上海，看看故事主人公们陈探长出入的上海外滩和石库门。于是法国人扛着摄像机来了，他们随裘小龙沿陈探长的活动路线游上海，带回录像以飨法国读者。裘小龙的书，在娱乐之余，竟成了中国上海的旅游指南，为大都市上海吸引来更多游客。
　　
　　但是，在西方畅销的中国题材的英文作品，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并不畅销，有的甚至遭到拒绝和排斥。一些评论家把华裔作家英语写作看成是作家本人与自己民族的一种疏离。因此，国内有记者追问作者裘小龙：陈探长系列是不是只为西方人而写，是不是讨好西方人？
　　
　　讨好西方人的作品我们是见过的，这些作品，正如杜克大学英语系教授托马斯·费拉罗（Thomas J Ferraro）评价美国少数族裔文学时指出的那样，无非是把“家里的脏东西拿出来曝光”。在中国，最能迎合西方人东方观点的“脏东西”是“裹小脚”、“小妾”、“男人的长辫子”。东方学中的中国话语决定了西方读者接受华裔作品的观念和方式。可是我们在裘小龙的作品中没有看见这些，他写的是当代中国上海。场景是真实的上海场景，人物也是真实的上海人物形象，主人公是个爱好中国古典诗歌的学问之人。至于犯罪杀人这些“脏东西”，哪个国家都有，侦探小说写的就是这些。
　　
　　但是，没有写“辫子”、“小脚”，是不是就没有讨好西方人之嫌？裘小龙也在寻找答案。不久前，他回娘家上海文学研究所和我们谈心，像《大红灯笼高高挂》那样符合西方人“东方主义”模式的作品，最能讨好西方读者。可是他并没写这些，他写的是当代上海。考虑到西方读者对中国的隔膜，他常常在书中解释一些东西，过多的解释就有了“讨好”之嫌。比如，他的《外滩花园》，英文名字是《跳忠字舞者》，他必须向西方读者解释什么是“文革”时期的“忠字舞”；再比如，他在作品中运用了许多中国古代诗词，翻的很不错了，他还要作些解释。于是有人以为是“讨好”。
　　
　　这就是华裔作家英语书写的两难境地，似乎他们总是以一种投机的心理，在迎合西方大众的东方主义猎奇趣味。
　　
　　我以为，不能认为所有畅销的华裔作家都在那里讨好西方读者。照顾西方读者对不同文化的接受能力与讨好他们不是一回事。一本中国题材的书在西方出版，西方的出版商包装他们，传媒炒作他们，批评家评价他们，体现了美国主流文化对少数族裔文学的一种接受模式。这种模式不一定产生在作家创作的过程之内，很可能产生于包装过程、阅读过程、评价过程之中。不是单纯的文化误读，不是个人的文化选择，而是西方社会的共谋。
　　
　　可以说，正是西方对当下中国的关注，特别是对上海的关注，共谋出裘小龙陈探长系列的畅销。与其说是“讨好”西方读者的结果，不如说是因为西方读者对中国的过去与现在有着浓厚兴趣所致。上海，是裘小龙小说畅销的重要因素。上海不仅是一个经济腾飞的象征，也是一个怀旧的符号，繁华的上海让西方人生出无穷遐想，吸引着全世界关注的目光。投资者也好，旅游者也好，即便普通百姓，都想了解上海。西方读者如若在上海背景中读到一个侦探故事，是一种双重的愉悦；如若在阅读中又有古诗词与色香味俱全的中国饮食频频点缀，阅读的愉悦就成几何级数增长，毕竟这些在福尔摩斯探案中无法读到。加上这些西方人的兴奋点，是通过英文书写得以传播，所以畅通无阻。
　　
　　不少人担心，诗人裘小龙在侦探小说路上离文学是否会越来越远。裘小龙承认，出版商的催促，使他忙于应付下一部陈探长系列，但是陈探长总有写完的时候，他正准备出诗集，虽然诗集赚不到钱。此外，他还有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写一个由许多短篇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这些故事发生在不同的年代，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年代叙述，会有不同的结果。这是一部已经开头而且定会继续下去的纯文学著作。
　　
　　我们听了释然。裘小龙的心，依然是一颗中国心，一颗文学的心。
　　
　　（裘小龙陈探长系列：《红英之死》、《外滩花园》、《石库门骊歌》，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