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曾在日本福冈参观一家博物馆，看见陈列着古时九州一带农人所用农具及生活器具，有不少与中国南方的完全相同，以为这是向中国学习的结果，后来做专业研究的朋友告诉我，因九州是日本四大列岛中最靠近中国的一个，这里的居民本来就有不少是从中国大陆渡海而来的，他们带来各种家乡的文化。由此又想起一种由来已久的传说，称徐福为秦始皇求不死之药，结果却带领着数千童男童女留在了日本，他登陆的地点据说也是在九州，至今日本还留着许多跟徐福相关的遗迹。近些年更有几位海内外历史研究者对此加以考证，认为徐福就是日本的开国者神武天皇。这些我都不怎么懂，我想到的是人无非择地而居，赖天赐与人力养育子孙，只因山海之隔，遂别成一族一国。
地理和历史的因素造成了中日间特异的文化关系。在近代以前，中国长期向日本输出文化，移民的传播是一方面，日本社会主动的汲取和尽力模仿则起着更大的作用。结果是中国文化深深地渗透了日本人的生活。熟悉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人来到日本，有时会产生梦幻似的感觉，因为许多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消失而仅见于书本的古代习俗，会活生生地浮现在你眼前。我自己就曾经被一位日本老人邀至家中过新年，席上陈设“屠苏酒”，这古诗中的风物实在令我讶异，而老人说他们是年年浸制和饮用的，其实很寻常。到了近代，这种文化的输出与输入呈现反向的运动，作为亚洲最早全面引入欧美文化并由此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日本不仅成为古老中国走向世界的中介，也为中国的文化转型提供了一系列的范则。不要说别的，汉语中凡带有现代意味的专用语汇几乎无不移植于日语，如果现在从汉语中全部剔除这些语汇，我们大概就无法说话了。当然，这些语汇是日本人利用汉字的涵义和特性构建的，说到底其根源还是在汉语，因此中国人才特别容易接受它们，而这一现象又正说明中日文化关系的特异性。
也是从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屡次发动侵华战争，在中日关系上投下了深长的阴影，它至今还难以消解。但没有理由说中日文化曾有过的亲缘关系应该被忘记———恰恰相反，在这种阴影里它更具有值得珍惜的价值。也许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复旦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两本互相配合的书：《对中国文化的乡愁》，选译日本若干著名学者谈中国和中国文化的随笔；《我的日本印象》，选录中国若干著名学者和作家谈日本和日本文化的随笔。文章的作者绝大多数曾在对方的国度有过较长时间的留学或游历生活。这两本书品相雅致，内容朴实而耐读，它是沉静的，和善的，虽不耀人眼目却引人遐想。
《对中国文化的乡愁》所收文章的作者如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宫崎市定、小川环树等，都是上一世纪日本汉学界的顶尖人物，无不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举例来说，像青木正儿的《中华文人的生活》，那种饱览群籍而得来的纵横千古、洒脱自如的文笔，即使在同时的中国学术界也是极其难得的。书中还收有汤川秀树———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几篇主要以庄子为话题的漂亮文章，从他自述的读书经历，更能够体会到从前日本知识分子家庭中对中国典籍的重视。还有一点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作者不仅仅关注古代世界里的中国，同时也十分关注现实世界里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变化。因而在他们的文章里，我们能够读到关于上世纪前期中国学术、文化、教育方面情况的一些重要而有趣的记录。可以看出来，在中日关系已经变得很复杂的年代，日本优秀的汉学家们关注中国的眼光较他人有更多的善意。
《对中国文化的乡愁》的书名，借用了吉川幸次郎一篇收入此书的文章的题目。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作者说道：“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思想都是人类的故乡之一，一到某种时刻，有意无意的，就在讲述着对它的乡愁。”这里有一种悠远深长的感情，它建立在对古老的中国文化深切认同的基础上。但不能不看到的是，随着老一辈学者逐一离开人世，日本具有上述文化认同感的人恐怕是越来越少了。
《我的日本印象》所收较早的文章出于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诸人笔下，而最迟的一篇则是王安忆于2004年在日本上智大学所作的讲演。
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日本及其文化所引发的情感要复杂得多。中日之间过去缺少平等对待的历史经验，差不多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对日本还抱着“华夷之辨”的傲视，而战败之后，中国人从日本感受到的已经主要是压迫和凌辱。所以尽管日本一度成为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中介，但感情上的亲切似乎并不多见。
然而不管怎祥，至少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留日中国学生关注和喜爱日本文化仍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不仅周作人，我们读郁达夫《日本的文化生活》、夏尊《日本的障子》、刘大杰《日本民族的健康》诸文，都可以看到作者对日本文化之长处的理解，以及通过比较获得的对中国文化的某些缺陷的认识。这种态度原本是很正常的，重视别人的优点并以此改进自身是心理健康的证明。但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尚未来得及达到应有的深广程度，喜好的热情尤为有限，侵略战争引发的仇恨就已抑制了它的进展。所以在《我的日本印象》一书里，感情动人的文字多属私人性质。不仅年代较早的如鲁迅的《藤野先生》是如此，就是近些年新一代作家写日本的文章也有这样的特点。情形似乎是，我们拥有许多以个别方式存在的亲密的日本朋友，但要说到“日本”，却难免有一种隔膜感。这也许是无可奈何的，但恐怕不是长久之计。
中日隔海相望。海是阻隔的力量，也是沟通的途径。自古以来，那些渡越大海以求亲和与沟通的人，总是为后人所纪念。像九死一生东渡传法的鉴真大和尚，像李白诗中所赞美的晁衡即阿部仲吕麻，都是过去有名的人物。而前面提到王安忆在日本所作的讲演，其题目是《中国和日本的未来》。曾有过特异的文化亲缘关系的中国和日本，能够共同建设他们的未来吗？读复旦出版社的这两本新书，我们会更多地想到这一值得关切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