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文字，谁能把生命中的每一天记得清清楚楚？可是世界如此之大，人数如此之多，芸芸众生，难道凡夫俗子的每一天也那么重要？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棵树，可以见森林；一个人的日记，可以见证一个时代。看徐成淼的日记，就是这种感觉。

　　发生在疯狂年代的那一幕幕，已经被许多人用许多方式描写：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历史专著、人物传记，但是，没有什么样式，比日记能更准确更直截了当展示那个逝去的时代，那生活情景，那政治氛围，那人物细微的内心。越是久远的日记，越弥足珍贵。因此，当“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席卷全国，徐成淼首先想到的，不是他的文章、照片、书信，而是他那几大本日记，这是他青春与生命的纪录，万万不能轻易销毁，也万万不能落到抄家人手中。于是，他趁着朦胧暮色，趟过河去，把日记隐匿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于是，39年之后，我们读到了徐成淼冒着风险保护下来的，写于50年前的一段日记———《我的复旦四年》（“大象人物日记丛书”之一，大象出版社2005年4月版）。日记纪录了1955年到1958年，徐成淼在复旦大学读书时代的生活。

　　徐成淼从小爱好音乐、绘画、文学，他的日记充满了真切的感觉。徐成淼进复旦才十七岁，那是个欣欣向荣的年代，也是个政治狂热的年代。他对新社会“火热的生活”极其向往；对上海“进入社会主义”满心欢喜；对“向科学进军”充满激情。和许多那个时代的青年一样，他激情满怀，政治热情高涨。但是，父亲的“历史问题”使他遭受政治和生活双重压力。他不断为能否获得助学金犯愁；他不断为自己能否被信任担心。他没有钱买邮票寄信，没有钱买稿纸抄写自己的小说，但是，他不气馁，拼命读书，几乎门门功课考5分；他写小说散文，不断给报刊投稿；尽管担心别人说他“假积极”，还是真诚地参加政治活动。

　　但是，灾难还是发生了。他的一首二百字的散文诗被批判，随之被错划为右派。无休止的检讨，无休止的被批斗，心爱的恋人不敢与他来往，日夜相处的同学成了凶神恶煞……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来不想推翻我心中崇爱的党，我从来是那样欣赏苏联和毛主席，但这一切我都将昧着良心说话，我将把自己说成坏蛋！是人民的罪人、死敌”，“党啊，英明无私的党啊！我是那样相信你，但我应该怎样取得你的信任呢？”

　　在这炼狱般的苦难中，同学的一个笑容，都会让他激动不已，“路上遇见沙丽丽，她朝我笑了笑，我竟不知所措……现在，只要能对我笑一笑的人都是我的恩人。”开小组会时，有个同学用手轻轻摸了一下他得膝头和腿部，他一时激动得“差点哭了出来”。没有亲身体验，谁能如此深刻地再现受难者如此真实的心态？读这段日记，让我辛酸得掩卷长叹。

　　可是大祸临头时，徐成淼居然懵里懵懂，坠入情网。他在日记中花了大量篇幅记下了对恋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记下了恋人频喜频忧一日三变令他无所适从的苦恼，这些真实的纪录，没有花哨的形容词，没有氛围的渲染，有的只是真实的细节，丝毫不比我看过的一些炒得沸沸扬扬的小说对爱情的描写逊色。

　　书中还有两句不同寻常的说明，一句是说1958年3月日记被迫中断一个月零六天，另一句是：“（1958年3月16日至1958年11月28日之日记，原文系以汉语拼音记写，三十年后，由徐成淼本人将其由拼音复译为汉字。）”

　　在政治高压下，多少人烧毁自己的信件日记，留下无尽的遗憾，而徐成淼在疾风暴雨中坚持纪录，甚至用汉语拼音掩护，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历史就这样被蕴含在一个普通人的日记中。它让我们看到了50年前复旦校园的景象：相辉堂，500号（原来那里是教室，现在可不是了），复旦周边有大片菜地的五角场、国定路……值得一提的是，日记中还展现了当年大学生的阅读史：茅盾的《子夜》，安德列耶夫的《明朗的远方》，还有《简爱》、《茶花女》、屠格涅夫、普希金……

　　如今，徐成淼已是贵州民族学院的教授，他说：“将我当年绝对私秘的日记予以公开的条件已然具备，我相信我和我的同代人，已经完全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去俯视以往，而将个人恩怨如尘埃一般轻轻抹去。”是的，一个人的史记，就是一面小小的镜子，可以照见现世，警示未来。毕竟，对于过去的历史，我们还是思考得太少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