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通两仪，独立文舍——《上海文学》的一点追求

　　■《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

　　刘亚军先生约我写点主编《上海文学》的体会文字，以供“期刊”版面之用。我当然是十分乐意。但是从九月初起，《上海文学》连续策划两场活动，为之忙得不亦乐乎。一场是九月上旬与甘肃文学院、文学报等单位一起举办的“甘肃小说八骏”上海之行的大型研讨会；另一场是九月底与法国人文之家基金会、上海大学文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等单位举办的中法作家文学对话会。这两场活动之间还穿插了复旦的百年校庆和中文系八十年系庆活动，几乎是马不停蹄。所以这篇文章一拖再拖，到今天才提起笔来。

　　但因此也有了现成的题目——刚刚结束的中法作家文学对话会其实有一个固定的名称，叫做“两仪文舍”。现在我把它借用过来，作为本文所要表达的《上海文学》的一点追求。其“两仪”，正好用来指刚刚举办的两场活动：西部文学与西方文学，虽一字之差，却代表了当今文化的两端。

　　西部为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相对沿海城市来说，还称不上发达，甚至还处于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但正是由于在转换过程中，文学对时代变化的敏感性就特别强烈。西部的文学还远不止于边缘化，在那里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文学依然占着重要的位置。看那甘肃“小说八骏”，在研讨会上一字排开，个个彪悍威武，即可看出文学在西部地区仍然是堂堂正正的汉子们追求理想之境，而非酒足饭饱之余小儿小女撒娇把玩之物。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也说过这样的意思，世界板荡，文学边缘，需要有中流砥柱来支撑人文理想，不能一味在时尚大潮下随波逐流，把文学当作流行歌曲去消遣。为之，我接任主编后连续去了宁夏、甘肃等地区，策划了西北青年作家小说、广西青年作家小说、甘肃小说八骏、河南作家小说等专号，就是因为我看好这些地区的青年文学人才，我觉得在那里文学仍然是一种可以被严肃讨论、被执着追求的神圣理想和崇高情操，而不仅仅是商品时尚、名利捷径或者变相的欲望宣泄。《上海文学》不仅仅是上海的文学杂志，而是在上海这个城市为当代文学所建立的一个平台，上海是一个文化交流频繁，信息网络发达，传媒体系极为强势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它有责任把当代优秀的文学创作推荐给广大读者，为当代文学划出一道高标准。

　　从这个愿望出发，再说与西方文学的沟通。我所指的也不仅仅是欧美当代文学，也包括世界各国进步的、严肃的优秀文学作品。我执编《上海文学》以来，一直在抓优秀的翻译文稿，扩大世界文学的信息量。在相继翻译介绍的奈保尔的《波希米亚》、拜耶特的《森林里的怪物》、卡弗的《柴火》、耶利内克的《保拉》、雷肯的《海》以及《巴别尔小说两篇》等短篇精品中，对于短篇小说的艺术作了多方面的探讨。该栏目引起了外国作家的关注，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读了《上海文学》上发表的莫言的《小说九段》以后，主动寄来了模拟性的《小说九段》和他所翻译的瑞典大诗人托马斯的诗集，已在第七期与读者见面。第八期又发表了日本著名作家井上厦的反战剧本《和爸爸在一起》，可以说，托马斯的诗和井上厦的剧本，都是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两年来，结合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上海文学》都以第一时间编发了南非作家库切和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的专号，基本上是与世界同步性地介绍了这两位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文学思想。我的理想是不仅要把《上海文学》办成中国读者了解世界优秀文学的窗口，也要让外国作家知道中国有家《上海文学》杂志，可以把他们最好的作品介绍给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去。

　　《上海文学》与法国人文之家基金会联手举办“两仪文舍”的作家对话活动和刊登中法作家的作品，也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展开的。

　　最后讲讲“独立文舍”的设想。所谓西部与西方，属于文学的两仪，走通两仪，就是为了搭建一个优秀文学的平台。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只有风格的相异之处，没有艺术的高低之别，任何地区任何形式的文学创作，总是有超越世俗平庸、超越时尚口味，具有特立独行精神的优秀艺术作品。文学杂志的功能，就是及时地把这些有价值的作品介绍和推荐给我们的读者，不管这作品是来自西部的天籁还是来自世界的精品。作家沈从文曾经把文学看作是人性的神庙，我所希望的是《上海文学》也能够在文学普遍边缘化的今天，供奉起真正的人性之神。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文舍”也即神庙，需要我们用独立于商品市场的审美精神来办好刊物，所以，我既在第八期的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专号里刊发井上厦的反战剧本，又在第十期获得台湾皇冠文化公司的特别授权，全文首发新发现的张爱玲小说《郁金香》。对于一流的艺术作品我从不拒绝，这就是“独立文舍”的含义所在，也是我主编《上海文学》的一点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