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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6年8月20日下午
地点：中国电影资料馆
傅红星（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
很荣幸能够见到我心目当中神圣的专家们，因为我称这里为电影艺术的殿堂。当然，今天的主题主要是我们在这里研讨一部刚拍出来的电影《东京审判》，非常感谢在这么热的天，大家利用周末的时间，这么多专家和媒体的朋友来到这里。先请我们
张建勇（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当代电影》主编）：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汪天云，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也是著名编辑，倪震，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所教授，林洪桐，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教授，黄丹，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教授，著名编辑，胡克，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辽宁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摄影系主任、教授。赵宁宇，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表演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张国清，中国艺术学院影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迅，中国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部主任、研究员。苏小卫，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副主任、著名编剧、审片委员，王人殷，原《电影艺术》文艺部主任，审片委员。钱建平，上影集团东方影视发行公司总经理，张甲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梅小傲，远东军事法庭中国首席法官梅汝傲之子，高群书，是《东京审判》的导演。张斥是咱们影片的编剧。
傅红星（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
咱们这个电影在北京还没有公开演，前几天是在中国电影博物馆演了一场。但是，这个电影最近在上海演的比较多，现在请我们上海电影集团汪天云副总裁给我们介绍一下上海方面对这个电影的反应。
汪天云（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
各位老师，我还是这样称呼习惯，确实今天有很多专家、学者、教授和评论家来参加这个研讨会。我借这个机会把这个片子在上海的一些情况，向大家作一个很简单的通报。
这个片子完成了以后，我们原来计划是在9月1号全世界上映，但是在8月15号就发生了小泉参拜的这样一个事件，然后上海很激愤，16号上海院线就提出来，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从8月15号到9月18号迫于院线对我们的需求，我们有三个拷贝，一个拷贝送到南京，两个拷贝在上海拍片，拍片的时候提出来把上海这个拷贝改成普通话的，因为这里边英语和日语太多了，现在我们译制片厂的同志们24小时加工出来了。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上海的一些学者、专家、导演、艺术家，还有校长，他们自己掏钱到电影院去买，大概有一百多位，其中考虑我们谢晋导演、黄普胜导演、于本盛导演等等，还有我们北京上海示范大学的王德校长，可能在座的很多人都很熟悉，他们看完电影以后，也跟今天一样，谢晋同志当时就提出一个非常强烈的言词，他说我很久没有自己掏钱看电影了，今天我自己掏钱看电影，然后我看了之后觉得每一位中国人都应该看一看，他说因为太多的年轻人，包括日本和中国的，都不了解我们的历史，如果忘记了我们中国屈辱，到后来赢得胜利重获尊严的这段历史的话，将是一个绝大的缺憾。非常让我们感动的是13家电影院用12个小时，就是从早晨9点到晚上9点跑片，放一个跑一个，然后把党员和积极性都动员起来，很多的党员和党委书记没事，上海很热，38度跑片，观众也很踊跃，场场爆满，四五百人的电影院饱满也很不容易，这里有很多的饱满，就是说很感谢导演，今天高群书同志也来了，他也感受了这种气氛。
很多的学者、艺术家、学者，包括上海这些老的新四军，最后看到审判，因为他们也没有看到过审判是什么样的，能够用电影形象那么真实的记录的，用非常详尽的内容来表现，他们觉得很过瘾，而且发生在小泉顽固不化的，中国政府用悍然参拜这两个字，就是悍然，还在为日本战犯招魂，表现了我们中国人民的极大的热忱。北京的专家学者们也是冒着热暑来看电影，也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不再等到9月1号了，现在团中央、几个部委都在表示要提前放映，因为有很多大学教授，有很多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们搞电影也都是在你们的熏陶之下进行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电影资料馆，电影艺术中心举办这样的会议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电影一定要反映现实，刚刚开完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赵表同志很明确的转达了上级同志对我们的要求，说电影一定要表现正气，表现正义，表现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表现我们这个人类的进步和文明，不能把一些阴暗的、沮丧的、灰色的乃至很落后的东西来表现。所以，我觉得这不仅是一部电影，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态度，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我们对社会的态度，我觉得我们这个创作班子和现在的发行班子，和我们所有的宣传人员，包括我们的报社记者朋友们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上海的报纸都是破格的整版整版的宣传，所以我想我们宣传这部片子不仅是为了我们这个片子，都是为了中国尊严的宣传。
那么我们不仅仅是中国人看了电影，日本人也看了这部电影，所以当时我们挂了一条标语是日本的留学生和日本合资公司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免费看，但是8月16号没有这样的人敢来看，我想以后会有人看，那么我们做过一个调查，日本有70％的人不知道远东国际法庭，不知道东京审判的过程，那么倒过来日本的右派倒是拍了一部影片，他们那个电影反映的是歪曲的影片，说东井英条把审判官和法官辩论得哑口无言，这是歪曲的。
那么这个电影是反映了一个很好的情况，就是把电影的艺术和现实情况作一个对比。最近中央好几个电视台也在播对战犯的审判，当时的评价是这个审判是比较彻底和公平的，这些史学家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当然我们电影表现的东西是通过三条线，一太是通过纪实美学的观点来表现，那么还有很多资料是唯一的，他选的都是很精美的，第三个选的是生活线，这个生活线动员了很多的明星，其中有的东西也是很感染，比如说曾志伟，他愿意演这个在战争当中受到心灵撞击的这样一种状态，他下跪磕头认错都是非常用力的，脑袋都是肿起来的，他说他也是一个中国人，他是香港演员，他说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记，所以他演的很用功，因为这部片子拍的很长，一会儿导演会介绍。那么永远院线不能超过2个小时，有很多都剪掉了，但是很多演员都没有怨言，说我演这部片子都已经尽力了。
那么我们还要在上海、北京、南京等等地方举行活动，那天我在资料馆也很感动，来了很多人，我不断收到上海的电话，说上海有这么多社会名人自己掏钱来看这个电影，有这么多的影院放弃了他们赚钱的机会来放这个电影，有这么多的观众踊跃的来排队来买这个电影，就说明了大家对这个战役，对社会历史的一种态度。当时我们用的这个主题是审视历史，创造和平。然后，我们在上海还要搞一个活动，现在已经在南京找到了60个证人，我们当时的活动就是叫寻找被遗漏的证人，结果有60个老人站出来说我可以作证。那么还有上海的留学生来愿意参加这个活动。我们这个活动叫历史告诫未来。
我希望这个活动在北京、在我们电影最重要的放映地，在北京一定会得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广大的民众，特别是我们电影界的前辈，电影界的专家、学者、老师、教授、导演们的支持，把我们这个电影宣传发行工作做好，同时也想让这个电影能够达到它应该达到的意义。而且我想这个教育意义恐怕也不是一时一世的，将是长远的。因为，社会要进步，人类要走向文明，总有阻力，总有反复，所以这是作为历史的见证，这部电影拍了以后的意义是远远超过电影本身，要想说的内容很多，我想今天我们张局也很重视，来特意赶来，我想留更多的时间请专家、学者，请我们的老师，请我们的导演，请我们所有支持这部电影的同志来发表高见，谢谢大家。
傅红星（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
今天我们这个研讨会主要是请我们的专家、学者对这部影片进行研讨。所以，所以在这之前还想请我们影片的导演高群书也能够用比较短的时间，因为我想还是要把时间留给专家们，给您控制在10分钟之内，您最想跟专家说的话。
高群书（《东京审判》导演）：
我最想说的就是感谢各位专家，汪总的教导是说老师，那么你们就是我的老师的老师，那么我也很想听到你们对这部片子忠肯的批评和意见。那么我是第一次拍电影，以前我是拍电视剧的，这部片子拍摄经历了很多的磨难，那么这部片子走到今天我已经是非常的高兴，我想无论这个片子的结果是什么，那么都是对我们所有拍摄和支持这部片子的人都是非常大的安慰。
那么这部片子说老实话，我想告诉大家一段历史，这个历史是真实存在的，这个真相是确实存在的，是不可能以某种方式和某种原因掩盖的，事实就是事实，真相就是真相。说老实话，我是一个很业余的导演，做这个东西定位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上引发了很多问题，一个简单的目的就是真实，以真实为主，告诉大家的一个就是要做减法，不要表现导演个人的激愤，不要表现创作者的情绪化，更主要的是尽量接近真相，可能在历史上有很多的问题，包括演员上、表现上、拍摄上、镜头上都有很多问题，我一直觉得这对于我来说可能等于是拍了一部电视剧，就是这样一个想法，它的使命意义大于电影本身的意义，真的是很惶恐。
再次感谢大家来到这里参加电影观摩研讨，谢谢。
傅红星（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
接下来的单元我们就请专家发言。我想为了表示对每位专家的尊重，也为了今天多会的专家都能够发言，我们搞一个小的规则，每个专家的发言时间每次在10分钟以内。但是，可以不限次数，如果还想再发言，可以在3个专家发言以后再次发言。当每一个10分钟的时候，我会摇一个小铃，善意的提醒一下专家。主动发言和点名发言相结合。
最开始发言是从刚刚最后介绍的专家开始，我们的法律专家凌岩教授发言。
凌岩（联合国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法律官员、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
谢谢主持人。
《东京审判》我是从国际刑法、国际法的角度来谈这部电影。《东京审判》是历史的一个大事件，而且是涉及我们中国的一个大事件。这个审判和二战以后的《纽伦堡审判》是不一样的。最主要的是这个审判是审判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追究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制定侵略政策，发动侵略战争政策的领导人的法略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说非常重要呢？在过去历史上，一个国家发动了侵略战争，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是不受审判的，不会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么，这种国家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如果战败了，到最后是怎么样呢？让他们割地、赔款，惩罚这个国家。实际上最后遭殃的还是老百姓，那些制定政策的人、发动战争的人反而不受到法庭的制裁。所以，战争就是老在国际上频繁发生，因为制定政策的人不受法庭制裁，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就像梅汝傲先生，咱们远东军事法庭中国代表法官梅汝傲先生他写了一本书上面写了这是一个改变历史，就是把发动审判侵略战争的制定者的责任，那么如果没有《东京审判》、《纽伦堡审判》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再有审判其他国家领导人严重犯罪的事情。比如说像这些年来发生的，不管大家都怎么看这个问题，比如说在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南斯拉夫的总统米洛舍维其，还有像伊拉克的特别法庭审判撒达姆这样的事情，没有前面的审判，后面的这些审判是不可能的。而且现在大家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太知道，柬埔寨红色高米时期的领导人犯下的严重罪行，现在也要审他们了，事过30年了，45年到75年的事情，也要审判他们。
所以我说《东京审判》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是开创了审判国家领导人刑事犯罪的先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像《纽伦堡审判》什么的，在国际上实际在其他国家已经有电影拍出来了，我以前就看到过，有一个电影是美国拍的，就是说美国在德国占领区进行的纽伦堡审判，他们早就有了，是个黑牌电影。
我们国际上这么大一个事件，一直到远东国际法庭成立了60周年以后我们才把它搬上荧幕，说实在的有点遗憾。但是，话说回来，无论如何现在我们把它拍上了荧幕，这是值得祝贺的，确实做了一件大好事，是值得称赞的。而且我看了一下电影，我觉得绝大部分也都是符合事实的。可能还有一些不太够的地方，我们的倪征燠先生的女儿可以提很多的建议。
我还要说一点的是有一些事情也是比较遗憾的，我看了这个电影以后觉得遗憾的是，《东京审判》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我们国家到现在没有一整套的审判记录和审判的资料，现在只有倪征燠先生保留下来的一套判决书，如果当时我们有法庭全套的审判记录，我想我们这个电影拍起来就更容易了，因为他那个记录是非常详细的，里面证人怎么说怎么问的都是非常详细，但是我们国家非常可惜没有这样的一套资料。但是，我现在也知道，比如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有完整的一套这样的资料，新西兰的法官把自己保留的这一套资料都捐献出来了，在他们国家的图书馆。还有印度的法官也是这样。在这方面，我总觉得我们国家应该想办法自己也弄一套完整的资料，这样也有利于我们做研究工作，研究历史、研究法律都是非常必要的。
另外，我想说《东京审判》主要是日本当时侵略中国的这些史实，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不应该忘记，应该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都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就像刚才汪总说的70％的人都不知道《东京审判》，但是这是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失，那么我们不是为了狭隘的复仇主义，我们的目的是我们要做出一切努力，让过去发生的惨剧不再在中国重演，而且也不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再发生这样战争的悲剧。
我想我主要就简单说这些，谢谢大家。
倪震（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所教授）：
看这部电影给我的震撼和强烈的民族的正义感和人类的尊严感我觉得大大超出了去欣赏一部电影艺术的角度上来说。每一个中国人、亚洲人在今天这个形势下，由于小泉故意或者是悍然继续参拜的话，亚洲其他国家，韩国、朝鲜还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民众都站出来表示抗议，对这样的行为进行谴责。所以，我觉得我今天看这部电影第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一种历史的和人类文化的感受，我觉得我们的导演、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和电影制片机构，能够经过一年拍摄这样的电影，当然不只一年，我知道中间经历很多的困难，在这个时刻拿出这部电影对中国观众或者是对更广泛的亚洲地区观众能够真正的重述这段历史，彰显人类正义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的重大。
我觉得这部电影，刚才说了在8月下旬到整个9月18号我们放映这部电影，我相信在我们中国的文化生活里面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一件大事情，也是我们中国电影在这段时间，2006年里面，我觉得在文化上在历史的高度上，在政治生活上，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我内心非常非常由衷的感谢导演、编剧、制片单位，我会非常仔细的再去看两遍三遍，并且出于从电影的角度，可能是站在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来写文章来对这个电影表示支持、表示响应。
这段历史，我觉得我们的电影艺术达到了能够表现这类历史事件的水平，你光有这个愿望，我有这个热情，我去拍它，我去表现他，以前我们也有类似这样的片子，我们也有这个愿望，要表现这样一类的，无论是国内的或者是涉及到国际的重大历史事件，因为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政治文化经济的环境里面，中国需要发言，中国需要用自己软实力向世界展示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人类社会里应有的完成它的使命，应该发出这个声音。
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这样类型的电影，今天在中国观众面前，在亚洲观众面前，在别的国家观众面前，觉得这个电影这样的一个拍法，这里面的场面，各位演员所表现的历史人物，是让我们相信真实可信，而不是说有一些电影我们要那么做，但是感觉到差的比较远，让人觉得说不真实不可信。当然这部电影我觉得基本上达到了能够在电影艺术和电影政治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国际对话的水平。这一点来讲，我是非常高兴，我认为这个使得我们今后在如何拍摄这样类型影片的方面积累重要的经验，我们需要很好的来请导演、编剧和摄制组其他的人员将来很好的谈一谈他们的经验。当然，也许有一些不足或者是没做到的地方，这都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我们还有相当多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可以说在电影创作上的空白需要我们去弥补，需要我们去表现。而且，这种眼光以前我们较多的是在国内的眼光，我们有一些经典的描写抗日战争的影片、故事、小说，现在我们电视剧也有一些重拍什么的，这都是好事情。但是，需要创新，需要开拓，在一个新世纪今天的政治历史环境下，需要扩展以往的那些视野，这样才能够适应和完成我们今天中国电影、中国文化和国际对话所承担的这样一个责任，我觉得在这部电影这些方面给我这样一个感受。
详细的今天时间比较紧，艺术上的讨论在另外场合上再去发表。
那么刚才汪总也讲了上海方面做了很好的发行、宣传和社会反响的重要的信息，那么我相信这部电影在北京和在全国各地一定也会出现像上海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估计任何的一位观众看到这样的电影的时候，是一个中国人，内心都会产生一种非常激动的，我要过分一点说可能是热血沸腾的这样一种政治感受、历史感受，我觉得太需要从正面这样去表达我们民族在那段不能忘记的历史和痛苦的历史当中最后获得正义和真理的这样一个结局的回忆，一个整个民族的记忆在荧幕上得到了一种表达。
所以，我想现在是8月20号，马上面临的是我们各级学校，大学、中学、小学开学，尤其是我们大学里，我想我们今天在座也有很多北京各位大学的一些老师，一些教授，我相信这部电影在我们开学前后，在我们高等院校里面进行放映，我想将掀起我们全国青年的一种热情的反应，我也相信我们北京电影学院也会进行一个非常好的非常隆重的放映，在可能的情况下，按照我们以前的惯例，一定会请导演、编剧、创作人员到电影学院跟我们的同学们交流，我相信这样一次交流可能会超出电影艺术意义上的交流，会产生学生对国家、历史、爱国情怀的一种愿望的表达，那么我相信北京电影学院的放映能够请到导演、创作人员能够到我们学院里来。
非常感谢制片单位和导演以及创作人员。
谢谢。
林晓光（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抗战史专家）：
首先感谢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因为去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在筹备去年的纪念活动的筹备期间，正好日本的后生省刺官否认了我们的东京审判的言论，那么后来我们的活动一定要把东京审判纳入到纪念活动里面去。
那么，虽然看过那些很多的文字资料，当时就为美国法官、梅博士、辩论官、倪先生、向哲俊检察院所做的一切已经表示震撼了，但是今天看到以影片的形式表现出来真是难以言表的。
那么这部影片所确定的担任国家公职的人不能因为履行公职犯了罪以后就逃脱法律的制裁，像这样法律的原则、司法的原则在今天仍然是生效的，像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东京审判》确立以后，实际上我认为是战过国际法国际政治的一个基础的确立。
第二点感受，我想像刚才很多先生同志们说的那样，通过这样的电影去教育我们的人民，应该说我们在学校的教育过程当中，对抗日战争的很多历史有很多的篇幅来介绍，相比日本的教科书，日本的教科书讲抗日战争的历史大概也就两三页，还有一个插图，在这个比较之中我们看到我们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重视的程度和广大国民了解的程度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要通过像电影这样大众传媒这样的工具，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而且，我个人觉得，还应该把我们的文艺作品更多的要推向国际社会。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有一个想法，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是战后几十年来犹太人不懈的向国际上宣传，那么现在国际上不可否认任何人像德国纳粹那样向犹太人犯罪都是不可然数的。那么我们也应该像犹太人那样，让大家不可否认这个历史。
那么昨天我从郊区赶过来，是去参加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实际上是外交部，中央外办授意召开的，会议的主题就是分析当今日本政权的走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那么9月20号是日本自由党总裁选举的日子，那么安备正三当选总裁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因为现在从状态上来看，另外全国各地的代表还有三百名，这些人里面大约有70－80％都已经决定投安备的票，那么可以肯定担任自民党总裁是确认无疑的。那么根据国际政治法自民党总裁担任总裁首相，议会总大的首领担任首相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那么在刚才电影里面打出来的字幕里面提到过安信介等十几个人都被释放了，而安信介就是安贝的外祖父，那么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安备正三在历史观上的问题可能比小泉来严重，那么比如说小泉说了一句话承认东京审判，因为作为政府的首脑他不得不审判，那么在和约里面日本承诺承认东京审判的结果。那么安备正一直在说供奉在靖国神社里面都是为国贡献的英雄，那么我是应该参拜的，那么今年他也是偷偷去参拜的，那么在自民党里面问他以后会不会去参拜，那么他不公开表态，那么不公开表态的本身就是他的态度，也就是从他的内心来说，从他的理念来说他觉得应那去参拜，但是考虑到现在国内很多的国民反对参拜，中韩等国也反对参拜，因此他为了争取顺利的当上下任总财务首相他对这个问题不作回答。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在政治问题上中日两国还是会继续斗争。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不管政府外交如何进行，作为每一位中国人来说，我们应该自己心里掌握最起码的尺度，就是日本的战后处理问题远远没有结束，有的人这样说，什么时候日本真正的从心底里道了欠，谢了罪，什么时候对中国的受害者给予了赔偿，那个时候才算日本真正完成了战后处理。那么，我个人觉得无论是跟日本右翼的斗争也好，在靖国神社的意义上跟日本进行斗争也好，那么还是我们中国受害的国民跟日本进行索赔也好，都是我们中国人民在过去这几十年当中不断进行的事情，那么在中国人民历史上是不能忘记的一页，也是不能翻过去的一页。
那么，对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子弟，我觉得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他们，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同时把这个历史真实的告诉日本人民，告诉世界人民。
谢谢大家。
傅红星（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
请胡克老师。
胡克（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
看完这个电影，很激动，因为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了，而且事先在去年的时候也曾经看过本子。我想说，当时在看本子的时候，还没有觉得像电影看到的这么震撼，看完电影之后，确实是觉得心灵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震动。
对于影片我个人觉得，我们中国人民为了在讨回二次大战的公道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曾经，我个人觉得我们曾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现在已经是第三个阶段了。最早的时候，就是《东京审判》事件发生的时候，至少蒋介石个人的观点是以德报怨，就是日本人无论对我们怎么残忍、参加残酷，我们以一个宽厚仁德的心来报答他。那么在毛泽东时期，毛泽东最基本的思想是把人民和罪犯区别起来，人民归人民，罪犯归罪犯。那么这两个阶段是领导人的选择，都发生了作用，而且都会后世产生了影响。我觉得对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来说实际上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普通的人民真正的开始面对这段历史，开始从自己的信念、思想和各种各样的感受来重新的触摸这段历史。
我觉得《东京审判》这部影片实际上意味着新的历史时期开始的时候，给人民提供了一个面对历史的机会，能够看到当时历史发生的一些事情，无论是以德报怨也好，还是把人民和政府分开也好，我觉得都是当权者的意志，作为人民并没有真正参与到这里面来。现在，这部影片实际上是把人民推到了来正视中日现实的一个阶段。我觉得这部影片很有意义。
第二，我个人认为，看了这部影片，深切的感受是我们对待日本帝国主义或者是日本军国主义真是不能掉以轻心，我觉得导演做的非常好，从影片里可以看到，从全方位的表现了日本整个民族之所以选择这么野蛮、选择战争、选择征服这样的一个和它的民族的关系，另外也看到了，实际上《东京审判》无论如何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正义的表现，一次表达我们自己正义的要求，但是对我们来说，至少对我个人来看，和《纽伦堡审判》比较起来，有相当大的问题，最终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罪恶，那么引起了现在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中国人民面对这段历史，尽管非常残酷，尽管非常悲痛，尽管《东京审判》也使中国人民第一次找到了胜利者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中国人民永远不可以掉以轻心，永远不可以忘记，实际上我们所希望达到的和世界应该给我们的公平，距离这个实际上还远远不够，无论这个影片在艺术上就像倪教授说的，他有很多需要商榷的地方，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正视历史，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让我们能够面对未来，而且可以想象我们和军国主义的斗争也好，我们和军国主义这种讨还我们的血债，我们要形成一个正义，我们这仅仅是开始，做的还远远不够。
我这次特别感谢的是，参与这些创作的人员据我所知我所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距离那个时代实际上是非常遥远，他们把自己身心投入进来做了一些非常让我们感动的事情，而且我们想象不出来他们居然拍的如此老道、如此深刻，拍出了一种能够残酷面对现实的感觉，这种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以为又会像以前反映抗日战争的影片一样，只是靠一些民族主义精神或者是爱国主义精神去支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能够正视日本人自下而上，到统治者，甚至没有出现的天皇等等这些人一整套观念的时候，能够如此非常平静的去把它表现了，我个人觉得这一方面他们是对这段历史有了很深刻的把握。另一方面，我个人也觉得，就这一代年轻人来说，他们已经有非常强的自信心，已经能够正视或者是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而且是已经能够面对自己所面对的这种残酷的敌人。我个人是非常感动的。
谢谢大家。
林洪桐（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教授）：
我觉得这部影片，刚才大家都说的是在政治上，在对当前形势上的，我觉得这是肯定的。我要说的在艺术上我也非常震撼。因为这样一部影片如果没有一定的艺术含量来支撑，是不可能的，这么大的事情如果拍的不真实，或者是没有艺术家融入自己主观的来解释这段历史，这也是不对的。所以这在电影艺术上来说是很震撼的，我第一部看的电影是《可可西里》很震撼，那么我觉得中国这几年很少有很深刻的，越来越轻歌曼舞，包括电视台的节目，所以就觉得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因为中国是一个有古老文化的民族，而且是很深刻的民族，今天看这部影片我在艺术上觉得很震撼。这个震撼我觉得就在于导演、编剧的创作对得起这样一个大事件，就是很大气，表现了整个场面和演员的表演和事件的真实的营造，当然应该补充的是，我觉得是可以达到国际水平的，像那次我们拍《南京大屠杀》我就觉得很差，根本对不起那样一个历史事件，导演拍的是使我们感受不到那样的事情，不相配，艺术创作和表现的内容不相配，这个影片我觉得达到了这个水平。
第二点，在艺术上我觉得不能说是纪实性，我觉得第一不但表现了情节，我觉得好的艺术还要表现情感，民族的情感。第二要表现情境，我觉得这个影片情境非常的突出，还要表现一种情绪氛围，给我们营造出当时法庭上那种氛围，我看了这个就想到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那些战犯还是很嚣张的，非常嚣张，真实的表现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国际法庭实际上是又一场战争，导演把这个氛围塑造的非常好，人物塑造的也非常好，他不是历史纪实片。
那么我感觉这次在表演上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导演能够把人物融进那个情境，这个很不容易，因为在那样一个情境下，人物是什么样的，包括反面人物，有几个战犯没什么话，但是那个感觉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是表演艺术上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说演员的表演不是在人演，在表演我的演技术，也不是表现我这个明星是怎样演戏是我要表达一个情境，导演怎么把这个人物融入到这个情境去，包括日本的辩护律师，还有东条井机，这个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表演或者是中国的戏剧不好的地方是人物和情境是脱离的，他不是那个情境、那个时代、那个感觉里的人，现在很多古代的、抗日战争的片子出来的小姑娘完全是现代人的面孔，现代人的态度、现代人的感觉，完全是现代人的，根本就不相信她是八路军，演员的表演有的时候还在表达自己多么的美丽。所以，这个问题在表演上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演员不应该去表演，去演艺，展示演技术，而是表达情境。那么这个影片是在表达情境，我觉得这个影片是具备莎士比亚和布莱那的结合，那么这部影片过了那么多年了，还有这样一场战争解决了以后，日本这个民族的态度还是这样的。因此，我们思考。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确实不是一般性的，是表达了人的思想。它在艺术风格上也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特别突出的艺术成就我觉得是音响，我觉得这里面音响是非常突出的，因为音响已经不是音响的，音响是一种思想，音响是一种氛围，是一种情绪，我想这部影片要是把音响拿掉，就没有这种氛围了，音响起了很大的作用。演员的表演我觉得也很有分量，我觉得分量现在在中国特别要提倡，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表演越来越不够分量，或者是我们的剧本越来越不够分量。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我们在肯定它的思想深度等等这些方面，当然也有确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的意义，它是很可取的。
那么我们在用香港演员，普通话太差了不是太好，那个香港演员演的叫肖南，台词太差了，我觉得这样的台词对我们培养学生的时候是没有好处的，特别是这部影片，台词、旁白是非常好的，他一说话就难受，我就不相信这是一种很严肃的东西，风格不一样。
另外，我觉得在表现普通人的情节戏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跟整个表达法庭戏的分量上不太般配，还是有点太疏远了。
我就说这些。
傅红星（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
我们请北京师大影视传媒学院的院长黄会林老师。
黄会林（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
我想说的是我今天很幸运，我上午接到的电话是我下午有活动，那么我下午已经安排出去了，我说不行了，那么我又很想看这个电影，那么我后来安排了一下就跟他们说了一下就来了，那么我看了电影之后就觉得我来对了。那么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个感受，刚才大家说了很多的震撼，我也想说震撼和激动。看电影的时候，我想到6个字，就是“历史，今天和未来”。
说历史，我觉得上海电影集团总是能够让我们有一些精细，比如说《开国大典》的时候，比如说《生死抉择》。他们今天给我们拿出来这么一个影片，我真是觉得他又一次对全国的电影观众做了个贡献。
从历史的角度想，我觉得这部影片它的历史的厚重，历史的这种容量，历史的这种冲撞力，历史的这样一种经过积淀又发酵然后到达每个人心灵的这种力量，我觉得是很到位，很独特的。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在抗日战争当中，我们中华民族真是血与火这样走过来的，我个人还多少跟抗战还有一点点亲缘关系，就是我老伴的母亲是1942年日本鬼子的五一大扫荡跳崖牺牲的烈士，她是八路军129师备组长的书记，后面日本来扫荡了，后面就是日本鬼子，然后她带着我爱人，在太行山上跑反扫荡，最后到了悬崖，后面就是日本鬼子了，她已经到了这个悬崖了，我们的婆母砸掉了墙抱着儿子跳了下去。所以，我爱人是侥幸活下来了，一个烈士遗孤。而这位女战士就牺牲了。
我们在前几年去太行山找到了她的遗骨，把她搬回来，埋葬在北京昌平华夏陵园，那个墓碑什么都没有写，我们就写了鲍雨贞烈士5个字，她是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一个明证，所以我们家至今还没有一个直系亲属去过日本，我们的女儿有机会去日本她不去，她说她受不了，不想去。
所以今天我看到这样这部电影，我觉得真是很振动的，历史我们这个事情只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件事实际上在中国是千千万万，看了《东京审判》这个影片上东条井机说他们没有杀过一个人，说他们是人类都糟蹋了，是兽是野兽之心，我们的电影并没有骂他们，说一些难听的话，我们只是把事实拿出来，东条井机就是这样的，这样告诉我们的历史可能就更有利了。这是我想到的是历史。
然后我也想到了今天，感谢上海电影集团这么及时的拿出了这么一部片子，这部片子在今天拿出来，它的政治意义刚才几位专家都说了，我就不重复了，它恐怕不是偶然得之，如果是偶然得来的也是我们经常叫做长期积累偶然得之。所以，我想上海电影创作者能够在今天作出这样的贡献，我想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今天的这个贡献是非常非常难的，看的时候我也想到，这部片子拍成这样太难了，因为它要有几个面对。首先，它要面对过去那段历史，如何评价，如何展示，刚才高导演说了几个字，他说他要求创作集体真实的表现真相，做减法，而不做加法，好象是这样说的。我觉得他这样一个立意，或者说他这样一种创作的原则非常好。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部影片，他没有非常煽情，他没有滔滔不绝的表现出来，但是他表现了太多的东西，这个题材是非常困难的，面对这个题材我特别感谢创作者们的这种艺术的创造力，我想我们的艺术最贵重的就是创造力，非常创造力就是克隆，就是玩闹，就是开玩笑，就是拿着这种财富去实现自己的一点什么。这样一部影片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的创造力，让我想到中国电影已经有了大的发展，让我想到中国电影是可以跟国际接轨的，从《天狗》到《东京审判》我觉得这个力度有了。
这种创造力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主题，是非常集中的故事，非常集中的场景，非常集中的人物，没有一点点花里胡哨的东西。里边当然穿插了一点点爱情的线索和日本的一个家庭，可能导演也是想通过这个和民生接踵起来，不仅仅是停留在政治事件层面上，可能是这么想的，但是整体来说它是非常严肃的主题，从事它又非常集中，故事集中、场景集中、人物集中就更不好办了，不能靠别的手段了，只能靠他的创造力。看完这部电影以后，从第一主演，扮演我们梅法官的，到我们的倪法官，到我们的向先生，整个的创作构成了一种群体，1＋1＞2了，而且这种1＋1＞2又赋予了影片非常强大的艺术征服力，所以我个人在看的时候它给予了我们这种心灵的撞击，通过这种心灵的撞击达到了整个电影的鲜活的生命，通过这种电影的鲜活的生命达到了很完美的影片的成品，一个成果，是创造性的成果。
而且刚才林洪桐老师说到表演，我不懂表演，我觉得恰恰他们没有追求表演，他们没有一个人像在表演，他们好象他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就是他，所以从一开始，这个梅汝傲先生一开头、一亮相，我觉得他既不像个大陆演员，也不像个一般的香港演员，他就是这个角色，这一点通过没有表演达到了含金量极高的人物的创造。这一点也是给我很大的信心和享受。
最后，我觉得他还面对未来，这个未来是他面对了中国的14亿的未来，他面对了日本的国民的未来，也面对着世界的未来，这个我就不想多说了，我们那里有一个大学生电影节，我希望这个影片能参加大学生电影节，而且我相信我们北师大从学电影的到全校的师生会在这个电影面前折服的。我记得，若干年前很出乎我意料的，我们大学生电影节让大学生们自由投票选举他们最喜欢的电影，我完全没想到，所有的学生的票投向了《周恩来外交风云》那一年，于是我们《周恩来外交风云》成了我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欢迎的电影片，所以说明我们大学生的良知，说明我们大学生对电影的取舍并不只是像我们想的那样的大学生。我相信大学生们看这部电影也是会以他们的良知来对待，我相信它会在大学生电影节上取得它应该有的这样一种结果。而且，特别是电影里面有一些细节特别棒。比如说一开头，梅法官坚持个人的尊严，不是，是民族的尊严，是国家的尊严，你要不把中国排在前头，我拒绝出席，一上来就把观众给征服了，一上来就把我们民族的这种元气很充沛的表现出来了。比如像最后那个投票，6：5，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真实。
黄会林（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
是历史的真实，真的是很棒，但是这个细节的创造，这样一个细节的过程的创造，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艺术性的，非常有艺术的魅力的，像这样一些就不说了。
我个人觉得，今天很好的受到了教育。谢谢。
黄丹（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著名编剧）：
刚才看完电影之后，我觉得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我们以前在电影学院看片子，如果好片子我会鼓掌。但是这个片子又想鼓掌又不敢鼓掌，这种心情。因为这个片子整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片自前前后后也了解一些情况，包括去年《南方周末》登载之后我觉得特别不容易走到今天，那么今天看完影片之后，拍成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激动、振奋。
那么我也很多的日本的剧作家的朋友，每次去日本，或者是他们来中国，我们都见面。每次和他们聊这些的时候，经常是吃完饭以后，尤其是一些老的编剧，他们经常会主动喝了酒以后会主动跟你们谈这些问题，对战争罪犯的问题，对审判的问题，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到国外不跟人家谈这些事情的，他们主动谈的时候我们也会特别强烈的表达我们这种意愿，这经常是我们和他们之间要争论的话题。他们认为，人，尤其是对这些战争参与者，人死了以后，你们中国人怎么老是不依不饶抓着这件事情，我每次都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或者是像《纽伦堡审判》一样，如果你们日本人不彻底来检讨这件事情，我说我作为中国人从我心里面是过不去这件事情的。
那么今天看了这部片子，那么去年我到德国去的时候，专门了三个集中营看，然后专门到纽伦堡法庭去看，然后今年我还买了《真相》，探讨日本天皇的这本书，所有过去的这些经验，然后以及今天看这部片子，我觉得这部影片是贡献非常大的，我们能够再多一些这样的片子，具有历史震撼力的，真的是可以说震撼的影片。
我看完以后，我觉得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特别激动，也是特别感慨，甚至我对它有一些不满足的地方，我都不忍心来说，那么包括以前这几位老实说的，他艺术上达到的，我们中国人，包括我们的学者、在校的学生，那么都是真正能够被折服的影片，那么作为中国的大片，真正达到了它的深度，它的政治上的分量，可以把所有的那些所谓的大片毙掉的。所以我特别感谢大家。
谢谢。
宋家玲（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
有一些感触，和刚才有一些专家的感觉差不多，大家都感觉到震撼，我自己也感觉是这样。
我想说的几点，第一点，因为这个片子里面有一位编剧和我比较熟悉，所以整个创作过程我了解一点。首先，我感觉到上影集团能够把这个电影抓起来，而且最后能够抓出这么一个成果，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对上影集团特别表示敬意。
傅红星（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
还有五家民营公司。
汪天云（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
是电影局抓的，应该感谢电影局。
宋家玲（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
最后能够出来这么一部片子很不容易。再有一点，我想到一个，从这个片子里面，整个感觉到反映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看完以后，能够感觉特别真实，这个片子应该讲还是以真实打动人，震撼人也是在这儿。因为远东审判过去也看过一些书和一些纪录片也表现过，但是今天看这部片子，仍然感觉到很激动，这个片子里面有一些典型的东西在电影里面表现还是非常到家。因为这个题材确实很难把握，因为审判，要如果光是一个法庭辩论的过程，那么就会感觉到你来我往，感觉到会比较枯燥，但是这部片子选择了几段来表现，我觉得把握的还是比较适当的。
另外一个，这三条线交织在一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创作上来讲很好的路子，民间的一条线，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如果民间这条线缺少了以后，不但是说电影看起来会单调，而且它的意义，这场战争对于人民思想的影响，不管是赞成的、反对的，这个审判的意义可能通过民间这条线更会深化、延伸了，不仅仅是审判几个罪犯的问题，而真正是一个正义和这种非正义，在人民当中这种影响。至今，尽管进行这种审判，但是在日本的很多人中间，包括在民间也仍然存在审判的声音，所以这一点可能会让我们更加惊醒，不是说审判了一个就完了，一个审判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
因为我到日本曾经拍过一些片子，也接触过一些日本人，比方说日本人对于我们政府放弃赔偿，当年中日恢复邦交的时候，曾经中国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国政府不再追求战争的赔偿问题，日本的群众对于这一点特别的感激，他说日本中国政府追究战争赔偿，日本的几代人都要背上沉重的还债的包袱，这不是一代两代人的问题。所以，他们对这一点特别感谢。当然，也有一些日本人不这样看。所以，我们在当年中日恢复邦交的时候只是说政府放弃，没有说人民放弃，从人民的角度，人民群众我一家受到损失可以追究，要你赔偿给我。所以，中国民间发起战争赔偿的，也有这个问题。这就看日本到底对中国态度如何，激起中国民众的公愤，对不起，民众有这种要求，政府只是说我政府不索赔。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中日的关系比较复杂，这一场通过远东审判来反映整个中日的关系，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当时林老师讲了很多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我觉得确实是这样，这样的一部片子，这种真实还原的历史事件说起来很容易，真实的做用艺术的手法把它还原出来，而且能够有可视性，要能够打动人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在艺术创造方面这部片子也确实取得了比较过的成就。开始的时候，我感觉我看片子过程当中，看片子前半部分，就老觉得中国人，包括梅法官，觉得好象国外的法官辩方阐述的比较多，中国这方面表述比较少。但是，影片后面部分就把这一部分给强化了。到最后影片的高潮部分，还是中国的法官，中国的律师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方面表现应该讲还是不错的。
我提出一点，感觉到有一点遗憾或者是不足的地方，一个是梅法官，或者是中国方面的律师，感觉到还是就我本身的感受来讲，还是再突出一些就好了，因为梅法官在整个戏里面就两段比较突出，一段是一开始的时候民族尊严的这一段比较突出，还有就是最后这一段宣判的时候，那么我不知道是局限于历史材料，对这个人物没有更多的历史材料提供，来表现得更生动或者是更有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些戏，中间这一部分感觉有一点弱了。因为这一段不知道就史实来讲是这样一种状况，还是就取舍来讲剪掉了一些东西，但是总的我个人来讲，就觉得这个人物有一点缺憾，我觉得这个人物能够突出一下，中间有一些戏能够再足一点，可能从人物来讲可能更突出。当然，总的来讲，我觉得一个重大题材的片子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力度，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能够拍到今天这样的结果，我深知这样的题材创作的难度，我自己也搞过，所以能够达到今天这样一个程度确实很不容易。
谢谢摄制组，谢谢出品方。
张建勇（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当代电影》主编）：
这位是《周恩来》的编剧。
王人殷（原《电影艺术》主编、审片委员）：
大家说的很多了，我首先是想作这样一个表示，我就参与这部影片的全体的创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深深的敬意，非常感谢你们给我们中国电影拿出了这么好的一部影片，对于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很少看到这么有震撼力的，这么看了以后让人引起思考的影片，非常感谢。这是我第一点想说的。
另外，我觉得这部影片是一部思想很有深度和高度的一部历史性的、政治性的影片。这部影片不应该说是一个一般的对历史的审视，我感觉它不仅仅是站在中国人民这样的一个角度，而是站在全人类的这样一个高度来回望历史，来审视历史。所以，部影片就不像一般的历史影片它的那具有的思想的宏阔性和它的深度。刚才，大家已经说了很多的，我想我们之所以受到震撼，之所以感到激动，有一种捶击心灵的感觉，还是看到这部影片它艺术上的成就，如果没有这种艺术上达到的水准，很难把它要表现的思想表现的这么深刻。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我想说主创人员是站在一个科学的历史观的高度来非常真实的表现这一段以法庭审判为主的历史。这段历史它的真实性是通过在法庭上的审判，辩方、正方的这种辩论，然后在里面穿插的史料，我觉得这种史料的运用是非常好的，有一些是我们带有新的披露，以前是我们没有完全看到，而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加入这个史料和证人的出现，就使得这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特别有震撼力，就让你感觉到就是让我们有一种亲历的感觉，所以它的震撼力就很大。
另外一点，我觉得它作为中国是受害国的表现，和法庭上的史料的这种表现，还有一条线是写了一个日本普通的一个家庭，在作为侵略国他们的不同的态度，这几个人物我觉得都是很有一定的典型性的，作为一个发动战争的国家的人，他们对这场战争的看法，由于有了这个法庭上和法庭外的结合，才使得这个影片它的历史的厚重感和他所表达的思想的更加的全面、完整和科学。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构是很有艺术构思的。
再有一点，我觉得整个的影片其实是以一个事件为主，一个审判为主，这就非常难，难度很大，在法庭上要让观众能够被吸引住，这真是太不容易了，整个的影片我想它还是重视了对于人物的刻画，还是重视了人物的刻画。比如对于这个梅博士，他的开头，他坚持要座位，这个座位应该怎么排，一直到最后他的据理力争，就是要处以极刑，这整个的过程当中，他这一个人物把民族的尊严，他的伸张正义，他的这种渴望和平，这一切都表现的非常的真实和细致，所以这个人物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
另外，其他几个中国方面的人，包括那些战犯，我觉得虽然没有更多的话，但是可以看出导演和演员的功力，那些战犯他们的表情，包括眼睛一动，嘴一撇，你都能感觉到他们骨子里的那种反动，那种惨绝人寰的东西，那种反人道的关系，都表达出来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很不简单的地方。就是在一个事件当中能够把人物这样凸现出来。
再有一点，我想说的是在艺术上，他对于音响、音乐效果的运用，这一点是很有创造力。它的非常强烈的音响和整个人物和事件和情感完全结合在一起。所以，它使整个影片的捶击力就非常强。
那么，我想说的这几点，我觉得我们这部影片已经看到了中国电影是可以有能力拍这种政治性的历史大片的，而这个大片就不仅是可以在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他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很有震撼力的东西，而且应该说它拿到世界上，我觉得基点很高，他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站在一个回望过去、审视历史而有展望未来的角度，我感觉它肯定是国际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也是太需要的，我们一代一代人对于这一场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有许许多多的经验，许许多多应该回忆的东西，而就目前来说，小泉目前的反对的本质对他的揭露，这部影片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在发行上应该很看好，它应该能够受到全国人民非常热烈的去观看，而且从中能够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感谢上影集团和那几位公司，尤其是民营的能够加入到一起来看，这也看到了中国电影的一个潜力，就是国营和民营的合作是能够拍出这样好的大制作影片的。
谢谢。
傅红星（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
刚刚王老师提到梅法官，我们请梅法官的儿子，梅小傲先生讲几句。
梅小傲（远东军事法庭中国首席法官梅汝傲之子）：
我讲几个细节，宏观的东西我就不说了，这部电影用的外语比较多，这样有中文字幕的质量的要求就提高了，有这么几个地方，比如说讲到张鼓蜂事件的时候，是和本大佐，他的人名是大佐还是他的职位是大佐呢？还有就是张鼓峰写成了蜜蜂的蜂，那么溥仪也说了我没有任何自由而言，那么是不是应该说成没有任何自由尊严，还有就是最后那一段好象是对审判的困难，就是国际背景没有真正体现出来，从倪征燠加入审判之后，中国审判官已经是扭转了局面，应该是节节胜利，那个土肥原不说话，不说话也没有用，在指证板垣的时候就把他定罪了，那么在定罪的时候我父亲为什么遇到这样的困难呢？是因为国际冷战阶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态度有所变化，美国从他的战略意义考虑，他一定要把日本作为在亚洲的争取利益的一个基地，他对日本方面越来越宽容，原来势不两立，慢慢他的态度变了，这个也是导致最后定罪量刑那么困难的原因之一，这个电影里面好象没有怎么提到。
另外，比如说按照英美法秩序的严格规定，法官和检察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他们那样的接触，能不能允许他们在业余时间到小酒馆去，有没有？好象没有，不过这是艺术的需要，但是我也有一个担心，会不会引起日本右翼的攻击，你们说是实行无罪推定，实行有力证据原则，结果你们是法官和检察官，控诉方和审判方你们在下边串通一气，一起对付被告，会不会被人家抓住这个，实际上是当时向先生，向哲浚先生两住处都和我父亲不在一起，法官住异国饭店，检察官是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人家的规定是很严格的。
另外，比如谈到天皇的问题，不是法庭宣布说不追究他，起诉谁不起诉谁是检察长他控制的，这个检查处是由美国人来当首席检察官的，法庭是11个法官，庭长是法国人，起诉谁不起诉谁基本上是美国人说的算，法官坐在那儿干着急没有问题，但是我父亲当时对记者说过，反驳对日本所说的不起诉天皇的理由，那么允许日本天皇制度，制度和个人是两回事，保留天皇制度，并不等于不追究当时在战争当中担任天皇的那个人，因为他参与了战争决策，还有既然是原有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公告完全没有庇护哪一个人的意思，利用波茨坦公告来支解这个问题是不对的。那么这是我父亲阐述的不起诉天皇的问题。
那么整个国际大背景在电影里面没有提到，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一个遗憾。其他方面各个专家都说了，我也不懂电影，这个我就不说了，谢谢各位。
苏小卫（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副主任、著名编剧、审片委员）：
我去年参加过剧本的重大题材小组的讨论，当时叫《远东大审判》，当时大家一致认为这个题材是非常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价值的一个非常好的题材。但是，同时也有一些担心，因为这个题材确实也是非常难作的一个题材，大家都深有感触，就是说一个好题材并不等于一部好电影，并不等于一部好影片。所以，我想说的是可能这个题材遇到了高导演，和高导演遇到这个题材都是一个幸运。
抗日战争题材我们拍了半个多世纪了，留下了一大批特别好的电影。我想把这个题材继续拍下去，让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永远的不淡忘我们民族的这份屈辱，而且也明白这种侵略战争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我们电影人永远的责任。
《东京审判》这个选题是抗日战争最后的斗争，也是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所以，今天完成了这部影片，我觉得也是说明了我们的电影人没有放弃这份责任。在媒体上也看过很多关于这部电影拍摄过程中的一些介绍，确实有投资的艰难，也有拍摄的艰难，包括直到现在好象还有很多困难没有克服。我现在想，今天看完这部影片，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困难，好象这些困难也都是对创作者信心和决心的一种考验，解决我们所谓的艰难、困苦。
那么想说一点这部影片给我印象比较深的，首先就是题材和创作风格的统一，它的气势宏大，风格比较冷峻，感情也很强烈，既包含着一种反思历史的凝重，也能感受到创作者的一种悲情，我觉得题材和风格在影片上达到了比较好的统一，解决法庭上那种深绿的调子，还有音乐，前面老师都提到的，还有不断移动的镜头，我觉得是我们所说的那种震撼力所表现出来的。再有就是对历史事件的把握和参与，那么漫长和复杂重大的事件，一个庭审，我不认为创作者是在按照历史资料在再现这个过程，而是我觉得他是用这个事件作为一个载体，然后他充分利用了提审调查的空间，让这些证人、检察官、辩护人出场，还是描述了抗争很多的侧面，刚才王老师说了，有非常深刻的内涵的。
大家也都注意了及这部影片力量的用港台演员，还有包括外国的一些演员，我觉得可能开始从初衷上来讲，有对影片的商业性或者是发行上的考虑，但是从完成的效果看，我觉得导演还是很好的把握了这样的一些演员，能感觉到这些人物对他们性格塑造的重视，并不是简单的有了这样一个明星为完成这样一个角色，然后从效果来看，那个梅法官的忧郁，包括战犯的冷峻，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刚才胡老师谈到了，故事结构上下的工夫我们也都能够看到。
还有一点，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作者的身心投入，那么一部作品有没有感情，还是取决于创作者的感情投入，你这个创作能不能打动观众，也还是取决于创作者表达感情的能力，我是很看好高导的那种情感的特殊描述，还有他对事情内涵的感情我觉得也是抒写得比较充分，我觉得我们从看片子里面还是能够感觉到很强烈的主观感情的，我觉得这是这部片子给我印象很深的，而且也是这部片子今天能够跟大家产生共鸣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有了创作者这样这么艰苦这么不懈的努力，而且有了电影局领导大力的支持，我知道他们确实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电影局给了大家非常大的支持。再有就是现在有了上影集团，从815到918有这样一部电影，就像刚才汪老师说的是中国电影界挺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是我们回望历史，面对现实，展望未来。
谢谢。
章柏青（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研究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那么我讲两点，一个是这部影片这个题材，我以前不知道梅法官，不知道这一个检察官的名字，不知道这样一个确凿的历史，只知道东京审判，有那么一个确凿的历史事件居然不知道，以前也上过历史课，对历史本身不是很感兴趣，那么基于这样一个代表我们民族这样一些大的法官，这样一个为我们民族做出贡献的人们，居然没有在创作当中反映出来，我想到一些事情，我们在历史当中很多题材还真应该很好的挖掘。
以前我们的电影当中，反映我们抗日战争的作品还是非常的少，分量不够，看到这部影片以后，感觉到一点，我们的解放战争下的力量是比较大的，这是应该的，但是抗日战争的东西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最危险的时候发出的呐喊，而且就我这两年以来，我了解的，很多大的策略很多都没有反映，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反映的，我们的梅法官就这部片子当时来讲，可以讲是我们当时国民政府的反映，那么现在我们创作领导者支持这样的题材上荧幕，使我们抗日战争得到非常强烈的、正确的反映，这一点我觉得以后还是要发扬的。这件事情对于我们近代史上，对我们整个民族的影响太大了，这是我看了以后所想到的一点。
第二点，这个片子我觉得会在社会上面引起极大的共鸣，上海已经兴起了共鸣，因为它具备轰动的条件，一个是这部片子的题材和内容是很震撼人的，第二它切合了我们广大观众、整个社会的心理，这个心理就是爱国，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不承认侵略行径的时候，每一次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都是我们人民很激愤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媒体，需要我们通过这部影片来激起我们爱国的情绪，也能够吸引我们广大的群众去看，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心灵上面受到震撼，我想全国人民都会受到震撼。
第三，我觉得这个片子光是政治或者是爱国这么一种思想，这个导演和编剧是很大气的，《东京审判》有很多的史料，那么能够在大量的资料当中能够体现出这么几个重要的情节来，那么还有就是情境，那么一个是依靠内部的张力，那么我看了两次这部电影，它吸引我的就是我们内部的那种性格力量，第二就是我觉得影片当中每一个围绕着这个事件，导演和编剧在结构上面下了工夫，它的对话新颖，包括几个人物，通过对话我们能够看见他的情感，他的对话、情节都是比较单一的，就是站起来或者是讲话，那么矛盾本身是很激烈的，但是表现形式就是这样的，那么内部战争表现的很好，和环境和背景一致，所以他能够吸引我们看下去，不沉闷，就审判来讲是比较闷的，但是这部影片看起来是不沉闷的，每一个情节都吸引我们，有很多的悬念，这个悬念特别体现导演对历史事件重点的把握，它的气氛，环境的营造，总体上吸引我们。
另外，他应该有三方面的内容，我觉得都做到了，历史的资料和法庭辩论的结合很好，挑选的几个镜头都非常有典型性。另外就是生活面的，这个戏显然是虚构的，这生活和这个事件来说是不容易结合很好的，但是我觉得这部影片是结合的很好的，是对历史震撼性影片的补充相得益彰，所以这部影片具备了这样几个本身的特点，我觉得就特别需要我们现在造势，造就一个形势，所谓炒作我觉得不可否认，那么一种炒作是纯粹商业的炒作，另外一种炒作是就影片的特点，抓住影片的特点使这一段时间使我们这部影片的热点对我们这个影片创作和社会产生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冲击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也是我们的希望。
我就讲这些。
张驰：
我今天主要是来学习的，也没想说什么，我主要是觉得参与这部影片的创作对我来说是感觉非常幸运的，另外这部影片说句老实话，当时创作的时候，导演也知道，时间非常仓促，肯定有很多的不足，那么今天听到各位老师的意见，我是表示非常的感谢。那么另外我想多说一句的是感谢制作方，感谢导演，看了这部影片之后我也感觉到导演的创作非常的不容易，我写这部剧本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一直在想这么大的一个题材，这个片子怎么拍呀，文字写起来很容易，但是拍起来是很难的，看了这部片子我觉得真是非常的惊讶，感谢制作方，感谢导演，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的老师和领导。
谢谢大家。
傅红星（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
确实电影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出来的，也得靠演员在每一个镜头、每一个机器前面的表演，所以我们表演系的老师从表演上说一说。
赵宁宇（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表演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大概两年前读了《东京回忆录》，那么当时我就很敏感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也是我们中国很需要的题材。但是是非常难拍的，那么今天看到这样一个非常成功的影片，有两点感受，一是制作上的难度是如何克服，另外一个是历史怎么能更有效的讲述。
因为，我在六年前曾经导演过一部庭审题材的电视剧，拍了二十多个庭审，一百多场戏，我知道其中的艰难，庭审这种戏可能是世界上最难拍的一场戏，因为几乎是一个空间内很少调动的戏，大炮用的非常少，法庭上是不允许来回乱走的，这是基本秩序，所以看到导演将这部影片大概能有一半以上，50分钟以上的长度都是在法庭上，处理的如此有不同的质感、不同的节奏，而且依靠的主要就是基础镜头，横移或者是大炮，所以对于这部戏，我也是再次提示作为法庭戏拍摄具有极大的难度。但是正是因为外部这样大的制约，不管导演是主动还是被动，必须在演员的深度去深挖的动向，那么在他身上所蕴藏的几十年的生活和一个国家几百年的历史，这是它的积累，这也是我们所看到为什么影片当中有这么多非常鲜活的人物。
我个人感受这个影片中导演最出色的就是来自日方的演员，不管是一个镜头的还是全片最优秀的日本律师的扮演者，其次是英语的演员，华语地区的演员我个人认为有一些是不称职的，但是影响不了整个影片的效果。
那么和本大佐是一个错误，应该是和本大座，指示他的人是一个中佐，一个少佐，后来这个家伙918那次爆炸又是他搞的，这是很有名的在这个历史上，这样一字之差其实这个错误就比较多。就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国际版本的话，我是一个大概在中等的英语水平，就是一个能够在国外基本生活的人，那么能听出错误比较多。
那么包括刘松仁的表演非常好，而且英语都是自己说的，但是梅汝傲博士基本上是英语的发音，但是我听起来是德国人的发音方式，国际影坛上对于语言的口音问题是很重视的，所以我们要走出去在这方面还要做一些加工。
那么对于一些历史题材的使用和介绍方面，我觉得导演、创作集体恰恰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可能还不小，但是可以补救，解决我们在找到非常大量的弥足珍贵的史料，但是我们没有表现出来，那么我们这些了解史料的人可能知道这些日本战犯人物是什么职务，干过什么，那么很多看电影的中国人不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都干过什么，我们的最普通的观众群对这些知识是彻底不知道的，所以影片当中有一些史料的图象段落里面加一些字幕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我也感受到导演想保持一种公正、客观、冷静的这样一种情境，那么作为中国观众比如说东井石根，南京大屠杀的执行官，但是可以补救，类似宣传上或者是电影院的招贴上，那么比如说包括网站，联合新浪、搜狐做这样知识的普及，可以把这些东西弥补过来。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高质量的影片可以提出更高的建议和要求，也希望上影集团对后面的创作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
谢谢。
梁明（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摄影系主任、教授）：
首先非常感谢上颖集团和导演编剧，我确实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题材，特别是我们搞创作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审判的题材用视觉的语言去表达它存在很多的难度，另外，像它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大部分都集中在法庭上，所以我首先表示对他们的敬佩。
我想刚才各位专家学者都说到了一个词叫“震撼”，我也是有同感，很久没有看到过一部影片对人的心灵有震撼力的影片，这是心里话。我们中国自从拍大片以来有很多，这些大片可能让你觉得造型上很有震撼，或者是说镜头语言上很有震撼，但是真正的从心灵的震撼上来讲，我觉得是这么多年来我看到了这样一个片子。所以，也是从这几点表示了对他们的敬佩。那么，我想说对影片造型方面多谈一点，这部影片的造型应该说是负责的朴实无华，而且是非常的凝重，从它的色调到镜头运用，到人物调度，和整个影片结合的是水乳交融，我觉得是这样的，他找了这样一个视觉语言去表达这样的题材，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刚才导演说他没有过多的加入个人的一些情绪，我觉得在整个创作中是加入了很多个人的情绪，但是在运用这些艺术手段和手法上他没有加入，我是这么理解的。比如说镜头的运用，他不是为了一些镜头运动而去运动，他是该运动的时候运动，不该运动的时候静止，非常的恰到好处。
另外，我觉得整部影片的造型语言运用的非常的准确，整体的色调完全能够让人感觉到那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样一个环境的状态，我们讲是环境造就的感受力，是非常真实的环境的感受。另外从法庭的造型设计上，我估计他们也是按照实属去设计的，而且下了很大的工夫，另外是人物的塑造，这么多演员表现的非常的出色，是他们表演的才能，从我们造型语言的表现上来讲，我觉得每一个人物的造型找的非常准确，特别是有一些演员，他只是一晃而过，他不是有很大的表演的空间，有很长的时间去来用他的表演体现这个人物，他是利用比如说几秒钟的一个镜头一过，他靠的是什么？是人物造型表现的这种语言，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准确，众多的人有众多的演员把握的拿捏的都非常的到位。当然，有个别的，我觉得确实是有个别的演员刚才有老师讲到，包括他的港台强，包括他的造型形象不够，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他是非常到位的。再有一个，我觉得刚才也有老师讲到，没有煽情，音乐用的少，音响用的多，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手段，加强了震撼力，包括心灵的震撼，有时候是靠音响的效果造成的，那么音响出来了以后，不管是视觉的，也是听觉的。那么音乐用的少，但是音响用的特别的好，这种音响的运用我觉得在整个影片中也是一个开创性的，我们这么多大片看起来很多都是用音乐来展示某些东西，但是在这部影片当中没有靠音乐，而是靠音响。主要的这些优点和好处大家都已经讲了很多，就不再占用大家时间了。
我想我有两点体会想再讲一下，一个是我们今天的电影，有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这段历史，我们今天很多年轻人你究竟让他看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包括电影局的领导也在，我觉得我们抓这样的题材是很有作用的，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传媒大学老师作为搞教育的工作人员认为很重要，像我女儿，今天我也带她来看，她很小，她13岁，她并不对的这段历史，她完全不懂，但是她会有感受，为什么带她看一个她并不感兴趣也不懂的东西呢？我觉得对她很重要，现在电视上播的是什么？全部都是轻歌曼舞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电影打造这么多轻歌曼舞，有很多时候是你让他们看什么，并不完全是他们选择的，电影不光是这个的。我觉得电影确实是有很重要的教育功能，你让这些青少年看什么，他们就会感受什么，知道什么，那么这一点电影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会让青少年，包括我们成年人很多也不清楚这段历史，包括我们的老师讲的，有很多人似乎知道又似乎不知道，那么通过这样的影片去给我们年轻人一些历史的教育也好还是政治的教育也好，是很有必要的。像过去有很多也是重大题材，或者是一些历史的题材，可能表现的就没有这么鲜活，可能更多的是说教，更多的是政治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对他们来讲产生了很多的反感，他们拒绝看这样的电影。那么这样的影片我觉得可以让青少年坐下来看这段历史，他觉得不是说教，而是从影像到声音都是从艺术的真实的角度来给他们进行教育。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再有一点，有一些老师说这样一个高水平的电影可以进入国际竞争的水准，而且我们的国际竞争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深刻的对历史反思的一种程度，不光是靠我们的武打、我们的功夫来征服世界，我们可能靠我们一个深刻思想的这样一个方面来征服世界，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高导演作了很大的努力。
再说到我觉得这样一个好的影片要求可能要再高一点，我们可以和世界去接轨了，我们可以和世界的电影去对话了。但是，可能在有些方面我们可能做的稍微差一点，比如说在历史真实这个点上，小的咱们就不说了，最大的刚才有些老师已经谈到过，就是检察官和法官不能在下面有任何的接触，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当然现在拷贝已经做了，是不是能够把它剪掉，这个并不难，如果是这样，上映会更好一些。那么历史上是日本战败，那么还有一个切入点是梅律师中国应该排在第几，我们认为他是为中国人民争这个气，争这个光，他一定在排在前面，那么从整个影片上来讲是不是很重要，这个切入点，那么我想说一下我女儿什么都不懂，那么她问我排这个位置很重要吗？这个我就不太好跟她解释，如果这个人物的切入点不从这儿切入可能更好一点。这样一个切入我自己的直观感受有点计较，就是中国人这么大一个事你还计较排这个位置，这是我想说的一点，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谢谢大家。
倪乃先（倪征燠之女）：
非常感谢今天给了我一个观摩和学习的机会。因为我今天是陪着凌岩教授来参加会议的。所以，我觉得在通过今天的会议上，无论从电影艺术，无论是从外交政治，或者是从法律军事各个方面，都对这个影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从各个方面来说，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因为我是门外汉，对电影艺术一窍不通，所以我听了以后，对我能加深一个认识。我想就关于这个电影里头再提几个建议，一个建议就是是不是能在最后结局的时候，再把从11月12号判决宣布以后，这个日方4战犯又向美国联邦法院提出上诉，把这一点提出来，因为这是很荒谬的事，这不说出来，观众一看，就没有看到这一面，也不了解，只是带出了一个文字说明，把这个问题说了。最后怎么得到了12月22号的判决的执行，把这个有所交代，可能这个效果能更好一些。
第二个也是关于检察官和法官庭外的生活接触，据我知道，其实在家里面很多照片里面，法官和法官的秘书，检查组的朋友还是经常一起到乡根，到东京都去休假旅游，但是在这里头都是作为一个朋友的身份，不是作为一个在讨论庭议的，或者是关于宣判结果的一些讨论。所以，这个是不是稍微作一个调整。
第三个，我听了英文里头有一个概念性的东西，他老提一个法律和（英文），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不是能调整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我父亲那个名字是一个日加一个奥，不是火字边。
那么还有我提一下，据我所知，英达一个笑星，很多人都给我打电话，你看了没有，像你父亲吗？这个很糟糕，我怕给观众中间有一个成见和印象，但是今天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他比较纯熟的表演在这方面解除了我这方面的顾虑，我作为一个亲属提出来，这样也使制片方得到一个肯定和欣慰。
那么还有一个向先生，我记得他在影片里面说了两次老子，那么我记得在1975年的时候，我父亲是50岁，我父亲是40岁，那么他是在留学生里面是比较年长的，另外他是一个谦谦君子，他再动肝火也不会说出这两个字，那么书生气书卷气可以增加一点，但是江湖气不要，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能调整的尽量调整一下。
谢谢大家。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抗战电影史专家）：
我感觉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法律事件，《东京审判》都已经成为一个中国人心目中永远记忆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一个电影，《东京审判》我个人觉得也应该成为一个事件。在当下的中国影坛可能能够成为世界电影的影片并不题多，除了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几个导演号召的电影以外，其他的影片无论多么的轰动、无论多么的震撼，也不能够成为一个事件。国产电影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成为一个让国内的电影观众缺乏根本信心的一个载体。
事实上我记得上半年也是上影的一个《天狗》在举行座谈会的时候，有很多的专家领导提出来《天狗》是一部震撼的电影，我当时也提出来对于这部电影我们应该采取非常规的发行策略，应该让它成为我们中国观众内心深处对国产应变重塑信心的一个事件电影。后来的发行情况我不了解。
汪天云（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
《天狗》的发行并不是很理想，但是我想我们也并不遗憾，我想《东京审判》会超过《天狗》。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抗战电影史专家）：
后来我感觉铺天盖地的更多的是疯狂的石头。但是作为国产电影作为大事件应该大肆的宣扬，那么像《天狗》、《东京审判》这样的影片应该是在媒体、学界引起充分的关注，我不知道《天狗》和《东京审判》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但是至少是一个电影公司制作的电影，那么这使我感觉到中国电影市场有一个心的发展之路，就是真正的关注人的心灵，真正关注民族心理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切合，这一点可能是我们中国电影的新的信心。
当然电业肯定是需要内心文化，但是像《天狗》和《东京审判》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我们曾经被这样的电影培养很多年，这是一种有良心的，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电影，是真正的与中国的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的电影，所以我个人在看完《东京审判》这部影片之后，尽管感觉在手段上面、在很多细节上面确实也有刚才各位专家所说到的一些问题，但是事实上这些问题不是最根本的，因为我们现在来看，中国电影当中的优秀的作品，五六十年代留给我们的一大批抗战题材的作品，不是说在剧作上、表演上各方面都是完美无缺的，同样也是有很多问题的，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些影片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文化遗产呢？可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于它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时代背景与民族心理的切合，我觉得《东京审判》这个因片也就是有这样一个精神和心理的影片。
谢谢大家。
饶曙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刚才大家都已经说了很多了，今年6月份我到上海参加一个会的时候，就听很多人谈到《东京审判》的拍摄，知道这个片子非常艰难，中间投资各方面出现很多问题。但是，导演最后坚持把它完成，而且完成到这样一个水准，我感觉就跟法官梅汝傲的坚持最后得到了一个完美的结果，修成了正果，所以我想表达对导演的敬意。
那么我觉得这部影片是在恰当的时间出现了一个恰当的作品，或者是在一个正确的时间出现的一个正确的作品。刚才我听政法大学的老师，为什么六十周年以后才出现这样一部作品？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但是我想假如十年以前我们可能不具备拍摄这样一部影片的客观的条件，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受到了很多的限制，正是因为去年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整个我们在思想上，在历史唯物观上有一个重大的突破，我们才有可能真实的、历史的、客观的面对和处理这个题材。我觉得这个影片恰好就是等来了这样一个机会，而且在这样一个时候出现，会对我们刚才道新老师讲的，会对我们民族电影、对我们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是一个非常大的推动。
接着这个话题，我就讲为什么我说它是在一个恰当的时间、一个正确的时间出现的这样一个作品呢？正是因为摆脱了那些思想的各方面的限制和束缚，我们创作的自由度、我们思想的自由度就有了一个充分的发挥，我觉得这个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是具备了史诗品格和史诗气质的一个电影。
刚才导演讲他是客观的、冷静的历史，这个没错，还原历史的真实是历史题材影片的一个基本任务，也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但不是全部的内容。那么我们在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还要有所追问，我们为什么要拍这样一个题材，我们拍这样一个题材有什么目的？电影，比如造型等等总是有所表意的。我认为我感觉这个影片是在把人类的尊严和正义与民族的情感和情绪结合了起来，把一种历史的记忆和追问与个人的感情的情及意结合了起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影片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历史题材，而且他达到了对人的心灵的、感情的、个人的记忆的一种追问，这种追问使他摆脱了再现历史事件的最基本的目的，而达到了一种与人的心灵的沟通。刚才所有的人都谈到一个词——震撼，那么震撼这个词的力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觉得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整个影片对叙事结构的控制我觉得做的非常好，它始终让我们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追问上，但同时又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信息，那么它有所控制，在情绪的营造上，在情绪的渲染上，大家都谈到这一点，比如说音响的运用。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审判的现场和历史真实事件的穿插与运用，我觉得掌握的比较好，正是因为有所选择、有所追问，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就达到了一定的自由度。这是影片最终有一定的史诗品格的重要的原因。
但是，对这个影片我也有一些不满意，尤其是听了刚才梅先生讲的话以后，更坚信了我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整个影片在对历史事件的处理和追问上以及人物的塑造上，聚焦不是太准确。什么意思呢？对于历史事件的真实的再现和追问，肯定是影片的一个主要目的。但是，我觉得在处理这个的时候跟人物之间的塑造有一些问题，尤其是对法官形象的塑造，我觉得他没有把影片一个很重要的焦点聚焦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所以，在某些事件的叙述上有一些断裂，不是很连贯。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看到当我们的中国法官坐在审判席上审判日本战犯的时候，大家刚才都谈到了，那些日本战犯的造型、表演，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给人的印象很深，但是我就没有看到我们法官的眼光，尤其是我个人特别想看到这个法官和战犯的这种对视。尽管历史事件并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你至少应该把主要的镜头还是集中在法官跟日本战犯通过对视来显示出一种正义的力量。这一点我们没有看到。
另外有一点，刚才大家可能也谈到了，法官的形象不是很鲜明，我看到的历史史料不多，但是我知道当时梅法官在面对这样一个审判，面对有可能不能对战犯进行严惩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焦虑，他所面临的那样一种巨大的压力，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那样种种的东西，没看到。这是我最大的遗憾。而且，他助手形象的设计更多的把戏给抢走了，比如说在酒馆的时候，那些情节的发展，都是助手的戏，而不是法官的戏，法官坐在酒馆的时候完全是旁观者，没有进入到戏剧发展的情节当中，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有一句话我始终不太舒服，我们老讲，这场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而且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痛的灾难，我就老觉得这句话肯定是对的没错，但是这句话应该是日本人他自己来反思，他自己来讲才是对的。我们老是这样去表现，我觉得多少有一点一厢情愿，所以我觉得整个影片助手的那一个情节的戏，强过对我们法官也好、检察官也好、我们的律师也好，强过对这些人物的塑造，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不太满足的地方。
比如说谈几个细节，无论是国际的首席检察官还是我们的向哲浚，他的第一次出场的形象，我觉得有一点轻佻，包括第一次检察官集体亮相的时候，那些动作行为我觉得稍微有一点轻浮，那么还表现在恶毒的细节上，比如说在对溥仪的审判上，我觉得溥仪无论是对作也好、语言也好、造型也好，多少有一点戏剧化，有戏剧感也不错，比如说曾志伟演的那个，那个“狗日的日本鬼子”，这个观众就很接受，这个就比较舒服。但是溥仪的那个就感觉不太舒服。
那么比如说记者的那个香兰，也算是他的一个情敌吧，那个日本人，那么那个对手戏的时候，那个日本人的形象感觉更具有一种强者的感觉，再加上那个人又是港台强的普通话，感觉是有些问题。
最后有一句话，我刚才听汪天云副总裁讲的是我们这个影片是展现历史，创造和平。但是，如果面对的是日本到现在为止仍然不表现一点歉意和反悔，如果我们面对的审判席上审判的日本战犯的那种不认罪，而且坚持他是维护大东亚秩序那样一种态度，我觉得创造和平是不够的，应该是我们中国人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国家。
谢谢大家。
李迅（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部主任、研究员）：
看了这部影片有一个联想，联想到以前我们的抗战影片有那么一个特别经典的台词，当日本鬼子突然感觉到对方活力一下强大起来的时候，马上日本鬼子的队长就说老八路，赶快撤，就感觉特别的可笑。
那么从电影上来讲这部电影额我的感觉是非常正规军的一种气概或者是一种作品，应该说是结束了我们以前抗日战争电影的那种游击的风格，那么我们以前一讲抗战就是游击为主，八路军都是后援部队，这样来表现抗日战争。那么这部电影是在非常以电影化，非常出色的视听手段，使咱们对于日本的这种抗日题材电影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和高度。
就像刚才曙光说的我也同意，基本上应该是属于一种史诗的风格。具体的其他的一些感受我就不说了，差不多和大家是相同的。
我只想说的是，这个创作一方面是从史诗的角度。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这个大量的法庭戏也使我们看到了一种叫法庭片的美国类型，能够联想到这样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即使他是基于真人真事的，也是赋予很大的虚构，他会把法庭戏中非常有戏剧性的发展的故事都作以戏剧化的引述，这实际上包括了这位老师谈到《纽伦堡审判》那个影片，那个是1961年拍的，那么类似于《东京审判》这个片子，不管怎么说这个虚构包括戏剧化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效果应该说是非常好，但是这个效果更多的是由外部的，比方说行为、比方说审判过程的本身、比方说辩论，包括音响、造型处理来达到。这里面有一点不足的是在法庭片类型当中非常强调和重视的就是人物的心理刻划，这一点来说是有不足之处的，这里边完全可以虚构，包括梅法官，包括其他的都可以虚构，把他的那种心理的东西能够概括了，一方面就是说在前面的就要去占第二位，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这个梅法官的心理完全可以表现的更复杂、更丰富一点，而不是简单的，我就非常直接的要达到那个目的，他实际上那时候的心境是非常不平静的。
再可以联系到和中国历史上整个抗战的历史联系起来，我相信梅法官做那个工作的时候是肯定翻阅了大量的文件、资料和很多东西，从他那个视点可以把中国抗战很多的东西联系进来，这个刚才也是曙光所说的不太够的地方。
第三就是视点的问题，因为如果你现在是一个混合类型，又是史诗，因为他把比较底层的人带进来，又把比较高的审判的人带过来，这是一个史诗的特点，是一个纵向的人物的联系，包括造型都是史诗式的，那么如果一法庭为主的，可以以梅法官为第一叙述人的氛围，那么如果是史诗的类型，这是没有不必要的，那么除是第一场和最后一场投票之外，所有的视点都是客观的视点，不知道刚才注意没注意到，梅法官在这里好象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在酒馆里面一点都不进入酒馆里面的戏，而这个旁观者也没有带入梅法官自己的思想和感觉，这实际上是造成平民戏或者是法庭外的戏和法庭内的这么强有力的戏不匹配的这种感觉的原因。我觉得不应该用第一叙事的视角。
那么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群戏，也是因为咱们从法官到检察官都有不同的突出的表现，更应该排除掉梅法官主要叙事的身份，第一讲述人的身份，而应该像水浒似的，就像向法官说的，我还有两个杀手锏呢，其实感觉可以不说这样两句，那么谁出彩谁就应该描述出他来，应该便出这样一个东西来，这样就能够是三个人物都有非常出色的东西来呈现。当然，英达那个角色是留下了的，但是向检察官就是很分散的一些，不是特别能够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的，他所在这里面所能够表现的都没有了。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应该说史诗和法庭片这两种类型在美国类型片中是非常成熟的了，我不知道编剧是不是在编剧过程当中是不是看过《纽伦堡大审》或者是美国一些很有名的法庭片，这实际上应该是我们在无论是做这种很正面的正规军似的史诗片还是说作为一种简单的类型的，都应该去很认真的把他们那种东西、技巧学到，特别是心理描写的东西，咱们国家如果是外部的造型、外部的戏都能够做的很好，可能心理描写是比较欠缺的一个方面，在这个发展阶段能够把这些东西做好，这个戏可就不是一般的突破或者是成功，可能是整体的方向的成功，完全可以拿到国际高水准的评价。
傅红星（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
你刚刚说的咱们写法庭戏最有经验的，特别有发言群的是我们宏森局长，他是我们《大法官》的编剧，所以请我们宏森局长讲。
张宏森（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
今天下午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很受启发，也深有同感，我觉得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记录到我们民族记忆的一个底片上，它的意义、它的作用、它的功能各位今天都已经讲了很多了，我就不再重复了。凌教授讲，我们的国家档案馆已经丢失了一部关于《东京审判》的庭审记录，或者是我们就没有。那么，在我们民族记忆的底片上，我们不能再丢失《东京审判》这样一个重要的事件。所以，拍摄这样一部电影，在二十一世纪之初，在《大审判》六十年之后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我觉得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非常值得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当然，进入到民族记忆的底片上记录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我耳闻目睹了这些记录者们所付出的一些非常艰苦的代价，纠纷不断，官司缠身，债台高筑，到最后也可以说是人困马乏。但是，在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整个主创人员和出品单位有一种愈挫愈奋的这种精神，所以我看到过他们的委屈，看到过他们的眼泪，看到过他们的愤怒，看到过他们的痛苦，但是最后看到的是他们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品格。所以，他反映了中国电影人在今天这样一个电影的大背景之下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精神面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学习、我尊敬，并且也非常值得全社会来进行广泛的推崇。
第二点，我想谈的是关于对于一个影片的评价问题，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专家都普遍用了两个字——震撼。那么这种感受，尤其是这种现场的感受，我是非常相信的。我最近面临着很多影片的鉴赏，也面临着很多电影理论或者说文艺理论的一些引导，我自己对自己在电影评价方面，我觉得应该尊重什么，是尊重各种理论和我们的规定，是尊重在各种思潮面前我们应该做出的一些各种心态的一些选择，还是尊重我们内心最直接的感受，尤其是来自现场的感受，我觉得肯定是后者。
这部作品无疑带有很多遗憾和不足之处，比如说他在内容的构成上，主线和副线之间的比例关系，比如说有人说这部片子激情太重，用力太猛，显得过于紧巴，还有人说这样的过于一种封闭空间的拍摄，可能带话剧色彩，还有在镜头使用上可能过多的带有一些镜头的一些特点和规律，留有一些电视剧的痕迹，等等，无疑是带有很多的缺陷和不足。但是，我们现在中国电影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发展时期，试图用评价一部电影的全部标准来衡量一部电影显然是困难的，所以用全面的标准来衡量一部电影，我觉得我们距离这个时代还很遥远。因此，我们更看重这部电影有没有什么突出的侧面，如果他在侧面上引起我们的共鸣，引起我们的震动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应该积极的大力的去评价，那么甚至是在我们的学者、专家冷静的看过之后稍后的时间去给他会诊。
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先把这些放下，让大家在现场使用的两个字，这种来自于现场的这种感受，就是震撼二字传达出去，我在这里也呼吁，并且恳请我们今天到会的新闻媒体，能够舍得拿出一点版面，拿出一点篇幅，尤其是舍得用一点好词，用一点蛊惑性或者是富有煽动性的词汇，能够把今天带给我们的震撼，把大家今天的感受，通过你们的传播平台向广大的受众传播出去，希望我们的媒体能够像炒作我们很多的商业大片，炒作外片一样，能够以关切、关怀之心来看待国产电影创作当中的一个崭新的成果。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恳请媒体，今天来了很多媒体，会议开到现在也走了很多媒体，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媒体对这部片自有这样的一种努力，我希望在这部影片上我们炒作一下。
从《天狗》到《东京审判》，其实国产电影大家把《天狗》都联系在一起，《天狗》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们试图把《天狗》在媒体和新闻话语当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我们希望新京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这些影响力比较大的报纸拿出一些主题性的版面来探讨或者是传播。但是，不尽如人意，实在是疯狂的石头，疯狂的石头也是占据了一个侧面，也不能用全面的标准来要求它，就包括我们大众媒体当中所极力弘扬的《太极气飘扬》和《大兵瑞恩》，那么尤其是《太极气飘扬》里面存在多少的问题，那么如果是国产电影炒作成功，那么能够使国产电影开拓出一种道路，会引发出一个中国电影一个《东京审判》的成功能够引发出一个群体性规模的形成，像《天狗》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是无疾而终，像《东京审判》我昨天突然在家里心血来潮给导演和制片人发出信息，我怕你们也有一种图具表象性的这样一种努力，到最后一部片子仍然是被绝大多数的中国观众所不认识、所不了解、所不看到，仍然是没有放映成果，仍然是没有票房的成绩，虽然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大家坐在一起，虽然可能也会有点映的成功，也有局部展映的成功，那么我局部的告诉他们，你们多少院线有多少拷贝，我逐一的去问，也非常的着急。
那么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先放弃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帮助国产电影崭新的成果，让它的宿命能够说为乐观一点，这样才能够带来中国电影在今后一段时期更好的崛起或者是更好的发展。
我们刚刚开完了电影创作会议，会议上大家都集思广益，发表了很多很多推动中国电影健康发展、快速发展的一些好的建议，但是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于落实，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的操作手段和操作方式，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各种会议之后的行动。所以说，在这里我对影片本身我说不了更多了，我只是希望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会议，能够让这部影片真正的能够在全社会当中结成一个硕果。如果说这个影片最终连一千万的票房都达不到，那么，我想我们只是结成了一个电影界的一个创作上的一个成果，而今天在电影界创作上的成果不足以标榜，要想形成一个真正的电影成果，他必须是创作成果和市场成果的完美结合。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今天更多的是想帮助我们的制片方，帮助我们的出品单位来呼吁一下大家对他的行动，爱护性的行动。
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谢谢大家。
傅红星（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
今天咱们这个研讨会，我觉得开的质量非常高，专家们从这个影片的思想性、艺术性、社会性都给予了非常好的总结，非常好的评价，反映连片子的高度、深度、广度，连它的国际性大家都说到了，有些也提了非常好的建议，细节都说的非常好。我想我们还是回到主题，就像刚刚宏森局长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为中国电影出力，我想理论是一种力量，评论是一种力量，评论是导向，评论是旗帜，我们在座的专家、学者也能够通过今天的研讨会，各自的发言能够产生碰撞，能够为我们的报刊奉献出一批理论和评论的文字。在座的媒体也希望能够像刚刚宏森局长说的那样，能够拿出一定的版面，因为传媒也是一种力量，如果我们的评论、我们的理论和传媒结合到一块，两股大力量结合到一块，一定能推动我们中国电影的大步发展。因为中国电影实际上现在已经面临一个非常好的局面，非常好的一个形势，全球都在关注处在快速上升期的中国电影，可能说的更大一点，是华语电影，有非常多的华人在世界影坛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和地位，都在关注。就连斯皮尔伯格拍一部关于日本女人的电影还用了三个中国女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前一段时间备松到这边来，斯皮尔伯格到这里来，那么北京要办奥运会，有很多世界级的导演来北京，要拍北京。所以，中国电影依然是在全球的文化事件当中非常有名的事件，那么世界非常有名的文化界的名人都是在研讨、关注中国的电影。
那么我特别同意日本的导演黑则名说的一句话，就是在电影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我也觉得在电影面前我是小学生。所以，今天这个会议我觉得开的从我个人来讲学到很多东西，也受到很多教诲。电影我说它是五高，高智商、高投入、高科技、高回报，也是高风险。当然我们这个片子的导演也姓高，为什么说是高智商，因为前几天和宏森局长说，宏森局长也有一个观点，电影的难度是很大的，强度很大，你必须是高智商的人才能进入这个行当。刚刚诸位专家，包括我们的梅先生、林先生、倪先生都说到有一些细节，如果我们这个电影有一个更大的期待，你要期待全国的上千万的票房，甚至你要期待它的一个国际市场，因为你已经是很国际化的一个题目了，《东京审判》不是中国人审日本人，他是一个国际法庭，是一个国际法的概念，真正一个国际法实现的话，应该是从二战以后开始。当然，现在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刚刚黄老师讲的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现实，历史就是未来。让我们再一次表白这个道理的是这部电影，我们看了这部电影以后，又强烈感受到历史是现实、历史是未来。
今天为什么这个电影引起大家的关注，是因为历史重演了，已经被判了死刑的，是成为一个国际罪犯的东条井机，他的牌位居然进入到靖国神社里面去了，然后他们国家的领导人还在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他们还这样，为什么他们还不悔改，难道今后这段历史还要再重演呢？为什么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另外一个国家发动战争，他是要被国际法庭所审判的，也就是说我们看的这部电影是六十年前的事，几十年前的事情，但是历史并不是陈芝麻烂谷子，当艺术家把这段历史用影片高度真实的还原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看的人感到非常的震撼，所以重新思考什么是电影、什么是历史，这是让我们重新思考的。所以，我想说这部电影当它面对广大观众的时候，观众也会在考虑，也会在想，可能有的观众他已经忘掉这是演员在演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演员演的不好，是因为他让我们出戏了，所以这个演员演的不好。如果他没有让你出戏，你看下去了，这一部1个小时50分钟的电影可能有的人没有觉得它长，为什么？你看进去了，还原了，这是高难度的，你要把一段历史还原这是高难度的，尤其是这部历史还有很多人活，你两千年以前的事随便拍，没有人知道真实不真实，你感觉真实就对了。但是这个才60年，历史并不遥远，当时还在呢，黄老师还很清楚她那个婆婆是怎么回事，那么梅先生很清楚他父亲当年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还原历史难度太高了，所以很不容易，所以刚才大家也说出了对创作集体的感谢之情，也说出了对出品方的感谢之情。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这个会议还成功在，在这个电影没有得奖之前，在这个电影大规模的进入院线之前，在这个电影引起方方面面的重大反响之前，起码我们的理论界、评论界有了很大的反省。理论先行，理论有的时候是起到方向作用，有的时候起到推动作用，所以我想今天的会议非常成功，非常感谢今天参加这个会议的专家、学者和我们的媒体，包括我们的领导，但是今天因为宏森局长还是以创作者的身份，以一个编剧、一个专家的身份来参加我们这个会议，说了很好的意见。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以高导演为首的创作集体，因为你们向中国电影、向中国社会、向中国人民奉献了一部让大家震撼的电影——《东京审判》，你们没有忘记历史，历史也不会忘记你们。所以，我们也希望专家们的意见你们认真听取，能够修改的尽量修改，能够减少遗憾的尽量减少遗憾，希望利用的电影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再次感谢大家，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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