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琵琶谱》 将在网上揭开面纱
中国古代音乐史基本上被认为是“哑巴音乐史”，一方面鲜有乐谱流传，即使流传下来，独特的记谱法又如同“天书”，难以被破译。近年来，在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中，古代音乐的复原也成为焦点，创作者、表演者、甚至来自民间的爱好者都在尝试。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赵维平表示，大量的复原工作热情有余，底蕴不足。 “乐谱是一切的原点，只有搜集好散失各地的古谱，进行更好的解题和研究，才能让古代音乐复原的工作变得更扎实，更经得起推敲。”
10世纪的《博雅笛谱》
上海音乐学院素有古谱研究的传统，叶栋、陈应时等学者都是该领域的开拓者。如今，赵维平教授领衔的中国与东亚古谱研究中心正在追溯、搜集、整理流失于海外的中国古代乐谱以及东亚体系的古乐谱，并对古代乐谱进行数字化转存、数据库开发收录，以建立一个开放的中国与东亚古代乐谱研究平台。目前搜集并扫描的古谱页数已超过一万页，其中包括京都阳明文库所藏《五弦谱》、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碣石调·幽兰》等珍贵古谱，平台计划今年5月上线。
珍贵古谱都从哪里来？
赵维平介绍说，中国是古代东亚体系乐谱的发源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鼓谱，六世纪出现了《碣石调·幽兰》琴谱，此后从唐代开始出现了大量的琵琶谱、筝谱、筚篥谱、横笛谱、笙谱等，它们是了解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重要途径，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乐律学及我国古代音乐形态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学术价值。然而，除明代以来的一些古琴谱，大量珍贵的古代乐谱珍宝流失海外，出现了流传、使用等方面的断层，严重影响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质量与水平。
曾在日本留学10年的赵维平，一直非常关注散落在日本的古谱，这些古谱最早是由遣隋使和遣唐使带去的。《碣石调·幽兰》是现存最早的古琴谱，由日本京都文光院的一位僧人在整理唐代文献时发现，目前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偶尔公开展出。“谱子上完全是文字叙述，左手第几指在第几徽上，右手第几指在第几弦上，是拨是弹还是抚。实际上就是用文字叙述的方式告诉你这首曲子怎么弹。”
京都阳明文库所藏的《五弦谱》，是一本琵琶谱，可以追溯到8世纪。赵维平曾到阳明文库拜访了不下5-6次，这是一个私人博物馆，不对外公开，每次去都要事先和一位日本学者约好，请对方领着去。“我非常希望促成《五弦谱》在中国的出版，但我们谈过许多次都没有得到许可。阳明文库还藏着14世纪初的一本笙谱，是非常好的一个孤本。我非常担心，万一他们家着火，这么珍贵的古谱就付之一炬了。”赵维平说。
还有大名鼎鼎的《敦煌琵琶谱》，一般认为抄于公元933年。当年被法国汉学家佩里奥从敦煌藏经洞里劫走，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如今，《敦煌琵琶谱》已经完成了全部的高清扫描，未来研究者们不用大老远跑到法国去看了。此外，赵维平团队搜集到的还有10世纪的《博雅笛谱》、12世纪末的《仁智要录》、明清时期的《魏氏乐谱》等数十种古乐谱和乐书，谱种包括古琴谱、琵琶谱、横笛谱、笙谱、筝谱等，年代跨越上千年。“中国与东亚古谱研究中心”数据库建成后，将提供古谱阅读、古谱及曲目检索等功能。“我们不仅仅提供乐谱，还会梳理好关于乐谱的基本信息，这是什么年代，谁收藏的，什么内容，一共有几曲，这些基本信息都要交代给研究者。”
《敦煌琵琶谱》
12世纪末的《仁智要录》
古谱研究引发全球关注
古乐谱的流失，造成我国古代乐谱、音乐文化的研究首先在日本、英国展开。1938年，日本学者林谦三翻译出《敦煌琵琶谱》25首乐曲，在上世纪50年代，他发表的英文论文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中国学者潘怀素将林谦三的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另外一位绕不开的古谱研究者是英国人劳伦斯·毕铿。毕铿曾是一位生物学家，上世纪40年代随英国议会科学使团来华，为古琴演奏家徐元白的现场表演倾倒。 回到英国后，他抛弃了自己原来的专业，转向中国古代音乐的研究。在剑桥大学，他建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定期发表著述，特别是对唐传日本古谱的研究，形成了七卷本《唐朝传来的音乐》（Music From Tang Court）。毕铿团队的研究让中国古代音乐引发了世界性的关注。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也掀起了古谱研究的高潮。1981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叶栋先生翻译了《敦煌琵琶谱》。当年日本学者林谦三只破译了音高而没有破译节奏，叶栋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敦煌琵琶谱》译成了带有特定节奏韵律的五线谱。他还参考中国民间音乐，使乐曲结构丰富，并用所译之谱，施以配器，使之成为可以演奏、有一定音乐效果的曲谱。叶栋的译谱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何昌林、陈应时等学者也纷纷根据各自的理解译出曲谱、录制音像资料。
“中国古代音乐的研究离不开世界各地的学者共同的努力。早期日本学者的中文能力好的不行，研究的细致程度也难以逾越，现在看他们的文章，真是一种享受。” 赵维平说。近年来，上海音乐学院常常召开研讨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古谱研究者一起交流探讨。但当年英国、日本最重要的古谱研究者目前基本都去世或退休了，有些后继乏人。赵维平希望，能通过数据库的建立，吸引更多的人一起来继续对古谱的研究和翻译。
明清时期的《魏氏乐谱》
让沉睡的乐音重新复活
在古谱研究和翻译的基础上，学界和民间对于古乐器的复原、演奏方式的复原，甚至包括古代服饰的复原、古代舞蹈的复原一直都在进行。但赵维平表示，大部分的复原工作差强人意。他举例说：“90年代曲阜要搞雅乐，很多日本人很感兴趣，专程跑去看，结果发现流于形式，让人大失所望。”
要复原古乐，就要复原古代乐器。赵维平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琵琶等乐器都和从前有了很大的差别。古代乐器的复原，需要根据史料记载和文物进行严谨的考证，再找专业的乐器制作者进行定制。比如，日本正仓院藏有18种75件唐代传入的乐器，可以根据其尺寸和材料的信息进行复原。当然，除了复原古代乐器，还要详细考证，复原古代的演奏方法，因为许多传统乐器的演奏技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乐舞方面比较有名的，是北京舞蹈学院有开设的汉唐古典舞表演班。通过研究史籍文献和文物中的舞蹈形象资料，用上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哲学、礼法、习俗方方面面的工具，破解古典舞的密码。至于古代服饰，在专业研究者之外，还有一些民间爱好者成就不凡，比如“中国装束复原小组”。这个民间社团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依据考古研究复原了从先秦到明清的许多套古代服饰，还出版了《中国妆束》和《汉晋衣裳》等专著。
在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下，人们看到从壁画里走出来的乐队，听见遗失千年的乐音。作曲家叶国辉聚焦于劳伦斯·毕铿《唐朝传来的音乐》中收录的古谱《酒胡子》，以交响乐队的方式在世界各地演出，让唐朝传来的音乐以新的方式在今天传承和实践。作曲家谭盾参考着学者们关于唐代音乐的研究，开始了他的“敦煌遗音”十年计划。他希望复原12件敦煌壁画中的乐器，建立一支敦煌乐团，用音乐讲述 一个被遗忘的中国故事……赵维平说：“搜集和翻译古谱的终极目标，当然还是让中国古代音乐变得可被演奏可被倾听，真正拿掉‘哑巴音乐史’的帽子。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