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趣味是中华文化的名片
我总是有一种想法：不管做学术还是生活，都要讲究趣味。现在咱们用得更多的一个词是“幸福”，幸福指数是精神感觉，具体到行为上可能是一种趣味。对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来说，为了获得做学术的幸福感，会更多地凭着自己的兴趣选择某些课题。
《探寻中国趣味——中国古代文学之历史文化思考》 郭英德著 商务印书馆
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选择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我来说是个偶然。我是78级的大学生。今年是恢复高考的重要纪念年头，因为40年了，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重要的标志。从中央领导人到各地的著名人物，77级、78级的占了很大比重，虽然很快会退出历史舞台，但毕竟恢复高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在大学，我一开始没有选择古代文学，其中有种种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封资修”的批评影响太大了，觉得古代是封建主义。虽然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也不行，但是异域文化的新鲜感对当时的大学生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我想选择西方文学或比较文学。最后还是确定做古代文学研究，发现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趣味”，因为中国人更能够体会中国趣味、更能够欣赏中国趣味，而且中国趣味是中华文化的名片，同时也代表一种文化的精神。
我在新书《探寻中国趣味——中国古代文学之历史文化思考》中提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如果想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就应该在众声喧哗的世界文化中保持自身独特的声音，在五彩缤纷的世界图景中突显自身迷人的姿态，在各具风姿的世界思想中彰显自身特殊的精神。20世纪以来，经过一百多年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华文化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方面、在突显自己的姿态方面，有了一定的地位、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彰显自己的精神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了探寻中华文化趣味，我这几十年来做了很大努力。我总觉得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应该有个最基本的旨趣，就是从历史文化时空交织的角度去探寻中国趣味。所以我提出探寻中国趣味的三个向度，这三个向度是互相交融的：一是历史的向度，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毕竟是一种历史现象，从历史现象角度来说要侧重于中国趣味的广度研究，这个广度包括时间的绵长和地域的开阔；二是心理的向度，因为毕竟中国趣味是体现于人心之中的，靠人加以体现，所以这是一个深度的研究；三是文本的向度，研究古代文学是面向古代文献、古代文本，所以文本的解读、文献的考索是最基本的工作，这种文本、文献是广义的，不仅仅是写在纸张上的，也包括不写在纸张上的文本和文献。学术研究到最后，不是拼你花的时间有多少，也不是拼你有多聪明，可能最后要考验你读书的数量、读书的程度，读书不仅要读得多，而且要读得泛，知识积累、知识感悟的程度起着最终的作用。
汤显祖像。资料图片
从历史文化时空交织的角度，探寻中国古代文学的趣味
我这本书分四个大的板块：
第一是对文学史学的思考。因为20世纪以来对文学史的研究，所以形成了新的学问叫“文学史学”。有文学就有文学史，但对文学史理性的认识相对滞后，而且比较完整的、比较系统的、数量大的、丰富的文学史认识就更晚，主要是在20世纪以后。100多年以来，对20世纪文学史的研究应该有一种反思、思考，这是我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包括对国内研究的思考和对海外研究的思考。
第二是历史的向度。我给它起的名叫“文学史论”，“文学史论”是现在研究的一个热点，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学术潮流，尤其是研究历史的、研究文学的、研究思想的潮流体现出一个特点，就是在非常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来阅读、阐释中国古代文学。这种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包括政治、经济、生活、宗教、学术、教育、民俗等各个方面，是多维度的、丰富的视角。我经常说研究文学的人仅仅读文学作品是远远不够的，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应该以社会为读本。而且这个社会的构成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用的词是“社会文化语境”。“语境”就是说话背后的环境，或者能够支持你说话的基础，在这样的语境下来言说中国古代文学，可能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文学的真谛。这是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跟本书副标题也是吻合的，就是在历史文化语境中探寻古代文学的中国趣味。
这部分研究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大的审美风貌、大的文化趋向或者文化潮流背景下的文学研究，包括对宋代文学的思考，对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思考，对传奇戏曲兴起背景的探讨。还有一方面是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具体的社会现象之间关系的研究，因为关系很重要，人生在关系之中。比如美国著名哲学家、北大博睿讲座教授安乐哲，他特别谈到中国文化、中国思想最核心的东西是关系。它和西方文化、西方思想最大的区别是，西方文化、西方思想更多是讲个体，是一个元素、一个要素，而咱们更多是讲关系、讲网络，他认为关系才是切近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的焦点。从这个关系中看文学会对咱们有很多启发。所以我在文学和学术的关系、文学和教育的关系、文学和传播的关系、文学和出版的关系等问题上做了探讨。
第三是心理的向度。心理向度的提出跟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思考有密切关系，我们那时不仅仅思考中国文化的问题，而且更多更深地思考中国文化养育或者养成的人的问题。像鲁迅提出的“救救孩子”的观点，以及有关“国民性”的启蒙思想，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当然，要启蒙大众，更多地还是启蒙自己。所以我们对人感兴趣，对心态感兴趣，当时有很多关于文化的论著和论文，有很多关于文人心态的论著和论文。在这个思潮下，我们当时有个课题叫作“古代文人心态”，所以我就做了汤显祖、蒲松龄等著名文学作家的心态探讨、个案探讨。现在看来，那时的探讨带着尖锐的、批判的眼光，应该多一些“理解的同情”或“同情的理解”。但20世纪80年代对人的苛求、对精神的苛求，现在看来还是很值得称赏的。因为人毕竟要有一种理想的状态，要有追求。做一个有理想的人、做一个有追求的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我们心向往之，也是不断自我反思的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当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成熟了很多，也世故了很多。90年代以后，那种尖锐的反思少了，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于是我有了其他几篇关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文章。我觉得，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思考，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锐气，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趣味，不同的年龄可以写成不同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不同的年龄才能写出不同的文章。诗人老了也许还能保持童趣、童心，但学者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多的是更老成了。
第四是文本的向度。文学史是由一个一个文本构成的，过去讲“作品”不太合适，可能更准确地讲，文学史是文本构成的历史，没有文本就没有文学的历史，甚至没有文本就没有作家。在这个意义上文本研究非常重要，文本的研究，我在这本书里选的是文体的研究，文体是文本的集合体。个别文本的解读文章，我也写了很多，因为传统的看法，这是属于鉴赏层面的，所以没有收录到这本书里。收入这本书里的是文本向度的文体研究，一方面是文体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是文体本体的研究。我在文体理论方面的主要著作是《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文体的本体研究，因为它更侧重于历史文化的思考，文体的本体研究跟当时文体的产生、演变的历史和社会关系更为密切，这也是我研究的侧重点。我写了一些文章，包括对戏曲小说叙事性的探讨，也包括对散文的一些文体的探讨。现在我更多地侧重于古代散文的研究。散文的文体非常丰富，从文体研究的角度切入散文研究可以有很多新的发现，这样的发现可以指向中国文化的内在真谛。
《兰竹图》［清］郑燮上海博物馆藏
两种完全不同的趋向研究
探寻中国古代文学的趣味，要关注特定时代的文学风貌、特定作家的文化心态和特定作品的文体特征，这三方面也是老生常谈。但在这三方面研究中深入一步，去发现内在的中国趣味，尤其是把中国趣味放在世界文化、世界学术的背景下进行思考，这是我们过去一直努力将来也会继续努力的方向和课题。
我的这些探讨不成体系，因为我做学问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是抓住一个课题以后一直穷追猛打地做下去，在戏曲研究、传奇研究方面做得比较多；另外一种趋向是凭兴趣，东一拳西一脚，一些点的东西比较多，一些探索的东西比较多。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调剂。我经常跟学生谈起这个事，做大量研究的学问累了，就跳出来看看电视、看看电影、写写书评、读读小说，写写别的领域、别的趣味的文章，调剂一下，对自己的整体研究有好处。因为历史的构成是丰富多彩的，所以应该有多种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