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上海看"影戏"的故事

　　20世纪上半叶，看电影被时人称为“看影戏”，今天的“大光明”“国泰”“星美”等老电影院里，均留下鲁迅先生看“影戏”的足迹。散见在《鲁迅日记》《鲁迅书信》中的文字记载，为后人展现了一代文学大师看电影的吉光片羽。看电影，对于鲁迅先生是日常；对于上海，则是文学的永恒。

　　一枚“资深”影迷

　　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走下山东轮的舷梯，来到上海，开始了全新的人生旅程。来到上海的第四天即10月7日，鲁迅邀请李小峰、孙伏园、林语堂及三弟周建人等人在福州路的言茂源酒家午餐。饭后大家兴致颇高，专门奔赴虹口福生路27号（今罗浮路）的百星大戏院去观看美国电影《剪发奇缘》。

　　1927-1936年，鲁迅生命中最后的9年在上海度过，享受了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创作更是达到了高峰。除了写作，看电影便是鲁迅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1936年3月18日，他在给欧阳山、草明的信中说：“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许广平在《记鲁迅先生的娱乐》中记载：“如果作为挥霍或浪费的话，鲁迅一生最奢华的生活怕是坐汽车、看电影。”鲁迅对生活极为节俭，衣着素简，对于看电影，却不肯将就。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开设的现代化影院共有40多家，其中“上海大戏院”“卡尔登”“大光明”“国泰”“大上海”等都具有世界第一流设施，鲁迅的足迹几乎遍布上海的头等影院，也喜欢买票价高的楼上第一排正中座位，从而不受干扰畅快地看电影。看完电影后，鲁迅总会在日记中记下电影名称（偶尔还用英文写出电影原名），在哪家影院看的，有时还会注上“甚佳”“佳”“不佳”“劣极”“浅妄”等简短评语，可见其观影态度之严谨。

　　翻阅《鲁迅日记》，有时一连几天都有看电影的记录，有的影片甚至反复观看。1931年8月23日，鲁迅携广平、三弟周建人等四人前往山西大戏院观看《哥萨克》，由于内容甚好，第二天，鲁迅又同家人看了一遍。日记中，鲁迅说这部影片“甚佳”。

　　1935年美国影片《仲夏夜之梦》在国泰大戏院首映，这部影片是根据莎士比亚同名戏剧改编的故事片，由于口碑很好，场场爆满。国泰大戏院在今黄浦区淮海中路870号近茂名南路路口，离鲁迅的大陆新村居所颇有些距离。12月11日晚，鲁迅一家三口特意雇车赶去观看，却没有买到当场票，只好买了下一场的票。他们回家吃罢晚饭，再雇车前往国泰。该影片场景虽然新奇热闹，但并没有多少思想内容，令鲁迅大失所望。

　　鲁迅经常携家人、三弟周建人夫妇及其子女，也同好友茅盾、郑振铎、柔石、黎烈文和黄源等一起乘出租车去看电影。有时，先吃饭再去看电影，或者看完电影吃点宵夜再回家。1929年7月25日，他在日记中记载：“晴，热……夜同柔石、真吾，方仁及广平往百星大戏院看卓别林主演《嘉尔曼》电影，在北冰洋冰店饮刨冰而归。”炎热盛夏看电影、饮刨冰，在今天何尝不是人生至乐呢？无怪乎，鲁迅赞叹：上海是别有生气的。

　　有趣的是，作为慈父，鲁迅也兼顾幼儿的喜好，举家去看《金银岛》《漫游兽国记》等儿童卡通电影。在日记中，鲁迅共有三十多次“同广平携海婴”看电影的记录。1935年6月的一天，鲁迅和许广平携儿子海婴以及周建人的孩子，一起前往光陆大戏院观看米老鼠卡通片。同年9月27日下午，为了庆贺海婴六周岁生日，鲁迅专门与广平一起带孩子到大光明大戏院观看《十字军英雄记》。

　　鲁迅惜时如金，“将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写作”。然而，对于“浪费时间”看电影他却乐而愿往，可谓一枚“资深”影迷。沪居上海9年间，鲁迅观看了约140场电影，去了近30家电影院。从1933年4月鲁迅迁居虹口大陆新村到1936年的3年内，鲁迅先生看电影达到95场次。梳理《鲁迅日记》可知：1934年37场，1935年36场，1936年19场。豪掷时间看电影休闲之后，鲁迅便“苏息之后，加倍工作的补偿”了。

　　“门外汉”精辟评论

　　距离鲁迅寓所最近的是四川北路虬江路口的上海大戏院，鲁迅在日记中称其为ISIS，这也是当时上海唯一一家经常放映苏联影片的影院。上海大戏院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毁，重建后于1937年淞沪战争中又被炸毁。鲁迅先后二十余次到该院看电影，是他光顾次数最多的电影院之一，也是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看电影的地方。

　　1936年10月9日，根据普希金小说《杜勃洛夫斯基》改编的电影《复仇艳遇》在上海大戏院首映。时值共产党人姜椿芳在该院从事宣传和翻译工作，他特别赠送给鲁迅一张优待券。第二天下午，鲁迅与许广平携幼子海婴、侄女玛理一同前往观看。这是鲁迅生前观看的最后一部电影，也是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日记里，他记了这样一笔：十月十日“……往上海大戏院观《Dubrovsky》，甚佳。”当夜，鲁迅发着高烧，仍坚持致信给两位友人，分享观影之乐，推介这部影片。在给黎烈文信中说：“午后至上海大戏院观《复仇艳遇》（Dubrovsky by Pushkin）以为甚佳，不可不看也。”同一夜又致信黄源：“今日往上海大戏院观普式庚（普希金——笔者注）之Dubrovsky（华名《复仇艳遇》，闻系检查官所改），觉得很好，快去看一看罢。”但这一夜，距离鲁迅病逝只有9天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院扎堆上海，尤以虹口的电影院为多，故而有“过河去看文明戏”的俗语。谈论上海生活的人，如果没有看过影戏、喝过咖啡，未免是美中不足。寓居上海的作家，大都有看电影的经历，鲁迅、郑振铎、施蛰存、田汉、洪深和夏衍都是电影爱好者，也积极参与电影评论或制作。

　　鲁迅曾自谦地表示，自己“于电影一道是门外汉”“不懂得其中的奥妙”。但事实上，鲁迅对电影有独特的欣赏品位。他喜欢看纪录片、风土人情片、科教片、侦探片等，特别喜爱看反映世界各地土著生活的影片，如以北极爱斯基摩人生活为背景的《蛮岛黑月》。对美国的纪录片《南极探险》《人兽奇观》等还看了数遍。对纪录片，鲁迅是当作看风土记的心情去的；对历史片，则觉得可以和各国史实相印证，还可以看到那一时代鲜活的社会相。1936年4月15日，在致颜黎民的信中，鲁迅谈到：“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电影，我是看的……是看关于非洲和南北极之类的片子，因为我想自己将来未必到非洲或南北极去，只好在影片上得到一点见识了。”鲁迅还将《人猿泰山》《非洲怪兽》的纪录片推荐给萧红等人。

　　对于电影的娱乐功能和认知功能，鲁迅有着深刻的理解。早在日本学医期间，他就已接触到电影，也正因为学校播放日俄战争的影片，让鲁迅弃医从文。鲁迅还主张将电影的艺术形式运用到日常教学活动中，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在一次筵席上，他论断电影教学“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当然，这个想法在当时是非常前卫的，所以，“话还没有说完，就埋葬在一阵哄笑里了”。

　　鲁迅还时常把一些经典的电影镜头写到文章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讽刺某些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其中的“奴隶总管”和“鸣鞭”的典故，就出自电影《亡命者》。

　　支持左翼进步电影

　　鲁迅非常关注国产电影。1927年他曾在广州观看电影《诗人挖目记》，因为内容荒唐没看完就走了，他在日记里评论其“浅妄极矣”。对于神怪武侠、鸳鸯蝴蝶、侦探滑稽之类的国产电影，因为不能真实反映中国人的真实形象，鲁迅有过犀利批评：“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深受着‘才子加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惯了上海，晓得怎样‘拆梢’‘揩油’‘吊膀子’的滑头少年一样。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中国进步电影事业的最初阶段，就受到了鲁迅的重视。1930年1月，他翻译了日本左翼电影评论家岩崎爬的《电影和资本主义》一书的部分，以《现代电影和有产阶级》为题目,发表于同年三月出版的“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鲁迅还写了“译者附记”，表示了他对当时电影的看法。

　　对于进步的左翼电影和影片公司，鲁迅则是给予热情支持。1932年，上海地下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先后派田汉、夏衍、阳翰笙、阿英、郑伯奇等到明星、天一、艺华、新华等电影公司担负编剧和导演工作。此时，夏衍化名蔡叔声，将茅盾的小说《春蚕》改编成电影搬上荧幕，这是一部反映农村经济衰败的现实主义影片。此前很少看国产电影的鲁迅，特地出席了《春蚕》的试映会。在《电影的教训》一文中，鲁迅论及国产电影在主题上的突破时，深刻指出：“幸而国产电影也在挣扎起来，耸身一跳，上了高墙，举手一扬，掷出飞剑，不过这也和十九路军一同退出上海，现在是正在准备开映屠格纳夫的《春潮》和茅盾的《春蚕》了。当然，这是进步的。”

　　1933年11月12日，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捣毁了进步倾向的艺华影片公司。用“武打”来摧残左翼电影事业。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中，痛斥这种行径：“上海的艺华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所袭击，捣毁得一塌胡涂了，他们是有组织的一伙，吹一声哨，动手；又一声哨，停止；又一声哨，散开。临时还留下了传单，说他们的所以征伐，是为了这公司为共产党所利用”。鲁迅以文为枪，揭露蓝衣社破坏进步电影的反动行径，有力支持了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斗争。

　　后记>>>

　　今天，“大光明”“国泰”等电影院默默矗立。假如流光逝影可以驻留，我们是否可以“邂逅”鲁迅先生呢？散见在日记、书信集中的文字，则为我们留下了鲁迅对于电影的精辟见解和深刻思考，这也是我国电影艺术理论中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