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及成书的《五讲三嘘集》

　　鲁迅先生曾打算写一本《五讲三嘘集》。“五讲”指他1932年11月在北平省亲期间发表的五次讲演，“三嘘”则是对三个文人一嘘了之的文章。但后来此书并未写出，当然也未出版。

　　1933年底，鲁迅在回答杨邨人的公开信中写道：

　　至于所谓《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其实是至今没有写，听说北平有一本《五讲》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不过既然闹了风潮，将来索性写一点也难说。如果写起来，我想名为《五讲三嘘集》，但后一半也未必正是报上所说的三位。先生似乎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鲁迅这篇《答杨邨人公开信的公开信》当时也未发表，直接收进了《南腔北调集》。该集于1934年3月由上海同文书店出版——从此，《五讲三嘘集》广为人知，虽然终于没有成书，而他当年意气之盛，却可由此见其一斑。

　　鲁迅的诸多对手中，梁先生是最受重视者之一。鲁迅批评梁实秋的文章先前有好几篇，最著名的当然是《“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此外还有早一点的《卢梭和胃口》《头》和晚一点的《我们要批评家》等。对梁先生此后的缠斗，鲁迅并未怎么回答，仅考虑过以一嘘了之。

　　杨邨人曾加入共产党，原是太阳社成员，曾从极“左”观点出发反复批评茅盾，又无端造谣写无聊小文攻击鲁迅；后来退党，公开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鲁迅极端藐视其人，曾偶尔顺便刺他一枪，但未专门写过文章。可“革命小贩”杨邨人太无聊，竟忘乎所以地在刊物上发表致鲁迅的公开信，希望引起鲁迅的注意。这样的人物，正如鲁迅所说，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回他一封公开信，狠“嘘”了一通，算是抬举他了。

　　对于更“差一点”的张若谷，鲁迅也只是偶尔点到过，例如张参与撰写的《艺术三家言》（《二心集·沉滓的泛起》）。此外，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文人无文》《不负责任的坦克车》《辨“文人无行”》等文中也小小地“嘘”过他几次。

　　仅以一“嘘”了之，表明鲁迅对某些对手的藐视，但尚非彻底的藐视。后来鲁迅说过：“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鲁迅的“北平五讲”大致如下：

　　一、《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1932年11月22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讲。柯桑记录稿载《电影与文艺》创刊号（1932年12月），原拟编入《集外集》，被审查官删去；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二、《今春的两种感想》，1932年11月22日在辅仁大学讲。吴昌曾、邢新鏞记录稿载北平《世界日报》1932年11月31日《教育》栏。原拟编入《集外集》，被审查官删去，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三、《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1932年11月24日在女子文理学院讲。北平《世界日报》1932年11月25日有报道。讲演记录稿鲁迅不予认可，后收入傅国涌编《鲁迅的声音：鲁迅讲演全集》（珠海出版社2007年8月版）。

　　四、《再论“第三种人”》，1932年11月27日在北师大讲。可参见王志之《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前后》（《理论学习》1977年第十期）。

　　五、《文艺与武力》，1932年11月28日在中国大学讲。《北平晚报》当天曾有所报道，后亦收入傅国涌编《鲁迅的声音：鲁迅讲演全集》。

　　这样看来，“北平五讲”中现在可确知的是两讲，即《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与《今春的两种感想》。

　　后来鲁迅在《集外集》的《序言》中写道：

　　只有几篇讲演，是现在故意删去的。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

　　总之，著名的“北平五讲”，鲁迅本人只同意将其中两讲编入《集外集》。

　　至于拟议中的《五讲三嘘集》，他终于没有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