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里 有中国教育的百年演变

教科书真的非常重要，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都是由教科书塑造起来的。对教科书的研究，将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尽管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现在的孩子接受信息比过去丰富得多、容易得多，但教科书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黄牧航

　　201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立项了一个国家社科重大课题——“百年教科书研究”，全面研究近百年来各学科的教科书发展。不久前，参与该课题研究的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副院长黄牧航教授，来到“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与大家分享了百年中小学教科书的演进过程。

　　■演讲 黄牧航

　　■整理 解放日报记者徐蓓

　　要了解中国百年的教育发展，教科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载体。我国近代教育，不可否认，受西方的影响很大，同时，晚清民国期间的教科书，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迪。

　　开学第一课都讲了什么

　　过去100多年来，小学课本开学第一课讲了什么，这毫无疑问反映了百年教育的缩影，也让我们得以直观地了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我曾经收集过一套晚清的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里面图文并茂，而且图片非常鲜艳、漂亮。其中的第一课讲的是《预备立宪》，配的图片是一个会议场面，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头上还是辫子，整个国家的体制面临改变，他们在很认真地期待“立宪”的到来。

　　晚清修身教育课本《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修身在当时曾经是第一大课程，也是最重要的课程之一。第一课讲《仪容》，先要把仪表仪容整理好，比如怎样对待老师、同学，这些内容都通过图片的形式呈现出来。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修身教科书》，第一课讲《入学》，也是介绍入学后的仪容仪表礼貌。

　　辛亥革命之后，教育部颁发的第一套教科书中，《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的第一课讲的是《国体与政体》，《共和国修身教科书》的第一课讲的则是《道德》。

　　过去100多年来，小学语文课本开学第一课的内容可谓丰富多彩。比如，1937年第一课讲的是《动物、植物和矿物》，那时强调实业救国、科技救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开始抗战，1941年的第一课是《卢沟桥》。

　　1950年的第一课是《检查卫生》。在近代中国，我们把卫生与保国保种结合在一起，讲究卫生不仅仅是个人健康问题，还关系到国家兴亡，所以当时把卫生问题看得很重；1981年的第一课是《春天来了》，因为1978年我国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预示着科学的春天来了。

　　纵观历史长河，几乎所有学科的内容都有一个演变过程。比如，我们今天所说的“语文”，是1949年以后才出现的概念。以1922年为界，1922年之前称为“国文”，1922年之后称为“国语”。1949年，叶圣陶把这两个概念合而为一，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语文”。我们现在的地理学科，古代不叫地理，叫“舆地”。舆地更偏重于人文地理，而我们近代所说的地理主要是指自然地理，地理学科从人文地理为主逐渐过渡到自然地理为主。

　　此外，教科书还是百年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见证。我们现在所说的教科书本身就是一个近代的概念，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

　　比如，我收集的一套教科书《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经典的蒙学读物，但到了近代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翻开书页可以看到，中间是图画，下面是竖排的中文，而最上端是英文，出现了大量的英文单词和句子。在这本书的第一页上，是中国教育的标志和代表人物孔子的画像，而画像上方却是26个英文字母。当时没有音标，只能用中文把英语拼出来，按照中文方法来念。读到这本书，我心里的感觉真的很奇妙。

　　一批名家支撑起近代教育

　　要办好教育，首先得有好的老师、好的校长。教科书的编写出版，也需要好的教育家、好的出版家。支撑起近代教育的，正是一批民族的脊梁。

　　张元济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他组织编写的新式中小学教科书风行全国，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关于张元济的故事很多，对我触动最大的一件事，是1932年日军侵略上海，接连向商务印刷总厂掷下6枚炸弹，并焚烧了号称“东亚最重要的藏书楼”的商务印书馆图书馆，将46万册藏书包括3万多册珍本、善本全部付之一炬。看到漫天的浓烟，张元济非常痛心，但他没有就此屈服和消沉。

　　图书馆被炸毁的第二天，66岁的张元济就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要编一套复兴本的中小学教科书。他说：“为人务须振作精神，不可稍形颓丧。人生处世必有不如意之时，愈不得意，愈能振作，便不难人定胜天。”从第二天开始，商务印书馆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编辑出版了近代教科书史上编撰人数最多、出版种类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套里程碑式的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共有738册，我至今也没有收集全。但是，每当我看到这套教科书，心里就想：近代中国多灾多难，但我们中华民族确实拥有无比的毅力和韧劲，在越艰难的时候，越能够振作图强。

　　通过研究百年教科书，我们还了解了一些原本并不熟悉的中国教育家。

　　比如陈子褒，这个人在晚清民国期间大名鼎鼎。他是广东江门人，热心于基础教育，尤其是妇女儿童的基础教育。在他那个时代，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妇女和儿童的教育，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他曾经说过：“妇孺之学，则大人圣人至人之基也。”他编写的46种教科书，都是用粤语白话来写的。

　　还比如黄晦闻，曾经是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过，他编写的《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把广东重要的历史事件、名人写给小学生们看。

　　此外，美国教育家杜威于1919年来到中国，在中国待了两年多时间，走遍了中国18个城市。杜威提倡的“教育即生活”的教育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深远，这从当时的教科书中可以很充分地看到这一点。《社会化的算术教科书》就体现了经典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教育观，教材中运用了戏剧表演的形式，模拟在一个米店里买米的场景，这和现在新课程中提倡的情景教学是一样的。

　　由教科书塑造的我们

　　我认为，研究教科书不是教师的事情，每一个有兴趣的人，有条件的话都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建议，大家要积极搜集、保护和整理百年教科书，传承千年文脉。

　　我们国家近代以来多灾多难，一套教科书经历如此多的战乱，能够保留到今天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所以，哪怕是破破烂烂的碎纸片，也是有历史温度的。尽管现在有些书籍可以电子化，但是电子化永远替代不了你亲眼看一下实物、亲手摸一下实物，因为那是前辈留给我们的遗产，所以大家千万要珍惜我们身边的这些“碎纸片”。

　　我曾经收藏过两本手抄的教科书，估计是一个穷学生买不起教科书，只好一笔一画抄下来。他抄的是什么书？《共和国的新历史》与《共和国的新理科》。这两本书破破烂烂，但是从中可以看到很多信息：它的开本和我们正式教科书的开本差不多，但这个学生只能用一些发黄的纸，抄完以后装订在一起；每一页的内容和正式的出版教科书完全一样，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一个字，包括排版也是。而且，他不光把文字抄下来，还把教科书的配图也一笔一画地画下来。我当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很感动，民国时期能够读得起书的人并不多，但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这样一股韧劲，把教育看得很重。

　　最后我想说一下晚清民国期间的教科书对我们今天有哪些借鉴，可以促进课程开发以及教科书的编写。

　　我认为有以下四类教科书，对我们今天仍有很大启发。一是女子教科书。现在我们很少有男校和女校之分，但是女子教科书里有些积极的内容还是可以借鉴的。1895年—1922年是女子教科书集中涌现的时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女子教科书，内容非常丰富。二是乡土教科书，把历史、文学、地理等各方面内容融入乡土教材中。三是活动教科书，也就是手工教科书。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动手能力差，有必要也编一些手工教科书、农业教科书等，让孩子们去学。四是个性教科书。这样的教科书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比如教材以作者来命名，《傅氏高中物理学》《朱氏初中本国史》《陈氏高中本国史》等等，有非常鲜明的个性色彩。

　　因为理科的学科发展演变太快，理科教科书对今天的意义没有过去那么大，而文科教科书，尤其是关于德育方面的教科书，对我们今天的启发依然很大。晚清民国修身教科书的一大特点，是澄清了公德与私德的区别，很多内容被故事化、形象化地呈现出来。比如说，两个人并排坐，为什么不能跷二郎腿？因为你会妨碍旁边的人，这是最基本的礼仪。还比如，要爱惜旅馆里的公物，借别人的书一定要爱护，游园不可伤害一草一木，等等，都是很具体地教我们做人的道理。

　　教科书真的非常重要，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都是由教科书塑造起来的。对教科书的研究，将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尽管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现在的孩子接受信息比过去丰富得多、容易得多，但教科书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教科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