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塞诗人以及被文学化的长城

　　《饮马长城窟行》是乐府古题，《乐府解题》这样形容：“古词，伤良人游荡不归。”自汉至唐，众多诗人在创作中赋予这首乐府古题新的内涵，在一众诗作中，论视角，大致可选择方案包括：思妇、征夫、将军。

　　要兼说创作思路类型，则古辞是第一种，同类有齐梁之后衍生出的一系列《青青河畔草》，大部分模拟古辞前半，专写思妇闺情。曹丕是第二种，陈叔宝同属此类，本意写征伐，却从中衍生出以萧纲为代表、游子主题的《泛舟横大江》，也是比较纯粹的宫体诗套路。陆机是第三种，侧重叙事主人公的独白，沈约、虞世南的创作受其影响。北周的王褒是第四种，写出边塞诗的意境和气魄，唐太宗李世民的写法和他最近。隋炀帝杨广的诗作在写作思路上就倾向对上位者的表扬及上位者的自我表扬。三国陈琳的写法，形式特立独行，个中的深沉情怀，要到唐朝王翰以后才真正激起回音。

　　古辞很委婉，“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只有思妇的视角和声音，没有正面出现“长城”和征夫的形象，只有征夫的家书来回应叙事女主人公，“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陈琳的作品对古辞作了很大的改造，“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视角换成了征夫，家书有了往返——“报书往边地”回应“作书与内舍”，一来一去的夫妇通信，占据了超出一半的篇幅。到了西晋傅玄，又采用了和古辞几乎一模一样的结构，但相比古辞，把征夫的家书取消掉了，从女性视角出发，“梦君如鸳鸯，比翼云间翔。既觉寂无见，旷如参与商。”给读者的感觉更加绝望。是什么原因促使作者产生这样迥异于古辞的审美趣味，可以再议，但自傅玄以后，六朝隋唐的《饮马长城窟行》，包括衍生的《青青河畔草》和《泛舟横大江》们，诗人们彻底放弃了夫妇通信这一场景设计。

　　八句且相对完整的《饮马长城窟行》，以其精悍短小、信息凝练，别具特色。《乐府诗集》所收的四首，其中一首来自亲征在即、没有胜算把握的曹丕，另有一首来自从来没上过战场的陈叔宝，都努力营构豪壮气象。曹丕写的是南征东吴，“浮舟横大江，讨彼犯荆虏”，但这场战事以曹魏失败告终；陈叔宝写的是“月色含城暗，秋声杂塞长”，这个偏安江淮、日子过得糊里糊涂的君主，也许根本分不清何处是关塞。但这两首诗的镜头感都很好。曹丕的“长戟十万队，幽冀百石弩；发机若雷电，一发连四五”，陈叔宝的“征马入他乡，山花此夜光；离群嘶向影，因风屡动香”，若拍成电影，都是帅气的场面戏：一个是战争类型片中的宏大场景，一个是匹马独行，很有快意恩仇的侠气。《乐府》收录的另一位作者张正见，很切题地写了“长城”，而且写活一个到了长城的南方人，“群惊还怯饮，地险更宜行”，全诗出现频率最高的定语就是“寒”。按照史书记载，张正见本人不曾真正到过长城，他也不是地道的南方人，实际上他的祖父任职北魏，父亲由魏入梁，他算是那个时代“南下干部”的子女。但这不妨碍写作的想象力，“伤冰敛冻足，畏冷急寒声。无因度吴阪，方复入羌城。”廖廖数字集中突出了寒冷效果，语词之间对江南的留恋情不自禁溢于言表。《乐府》收录的最后一位作者是北周僧人尚法师，写活一匹潇洒俊爽的长城征马，“别有长松气，自解逐将军”，流露着不同于世俗的侠气。

　　有趣的是，真正的南方人陆机，却成功塑造了顶着严寒、决然出长城的军人，他笔下的主角并不是前人常写的征夫，而是将军。在“往问阴山候，劲虏在燕然”“将遵甘陈迹，收功单于旃”等诗句提示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通过诗歌中的叙事，营构了一台独白的戏剧。“驱马陟阴山，山高马不前。往问阴山候，劲虏在燕然。”开头四句，“山”和“马”、“阴山”交替重复出现，有歌唱感，识别度也高。头两句场景原型应该来自《诗经·周南·卷耳》中的“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卷耳》原诗，倒是很像《饮马长城窟行》古辞那种情绪的滥觞，是妇女怀念征夫、遥想他在外行役时的语气。但在这首《饮马长城窟行》中，“山高马不前”之后，接下来便是询问战友、了解敌情，随即加紧行军，一边感慨战事艰险，一边时刻不忘备战的征程，连收束都定在对战胜的期待和信心。这种写法像是一首地道的战歌，后来的沈约、虞世南以古题《饮马长城窟行》描写军人的时候，都选择了类似的剧情结构。要论最有名也最精彩的衍生，则恐怕该数王维《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将成熟的结构稍加变化，诗人集中精神力量，描绘归雁胡天、长河落日、大漠孤烟。从王维的这首名作里，我们也看到盛唐诗和六朝文学不可或分的内在联系。

　　不仅有王维对陆机的遥远呼应，甚至，李世民的创作，也可以看作有意无意回答前朝王褒提出的问题。王褒《饮马长城窟行》勾勒的是长城驻军，在“羽林犹角牴，将军尚雅歌”的日常中，备着“临戎常拔剑，蒙险屡提戈”的厮杀。无论梁朝还是北周的军队都面临着战事绵延、而休战遥遥无期的困局，所以王褒的诗作结束在“秋风鸣马首，薄暮欲如何”。到了李世民，他采用的诗歌结构跟王褒几乎完全一致，但作为一个屡战屡胜的统治者，他有充分的理由把诗作的氛围处理得不那么紧张。王褒的“尘飞连阵聚”，到他这里就成了“胡尘清玉塞”；王褒忧思忡忡的“薄暮欲如何”，李世民替换成豪迈的远景：“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云台凯歌入。”“绝漠干戈戢，车徒振原隰。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这是初唐人在终结乱世那一刻的自信和豪情，对西晋陆机“振旅劳归士，受爵藁街传”的愿望，也算作了一个回应。

　　至此，唐诗里真正意义上征夫的视角也回来了。以王翰为代表的唐代边塞诗人们，在《饮马长城窟行》这个乐府古题下，重新发现了沉寂多时的普通人——他们不再是修筑长城的民夫，变成了士兵。国家强盛时，他们渴望建功立业；国家衰弱时，诗歌的感慨就侧重普通人的艰难。这首乐府古题成为一个庞大的容器，对长城的歌唱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整个时期人们内心的起伏波澜。长城的文学形象，与它有关的种种联想，也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印刻在整个民族的文化血脉中。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