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宁区精神卫生机构与54所中小学打造青少年心理健康保护网
不久前，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门诊来了位“报喜”的小患者：休学一年后的佳莹，在母亲的陪伴下来办复学所需证明。一年前的一个周末，一时想不开的佳莹站上教学楼顶，在老师与医生长达3小时的劝解下才放弃轻生念头。
处于身心发展关键期的中小学生在面对学业、生活、自我意识、人际交往等各方面压力时，可能会出现各类心理问题甚至精神障碍。在校内，心理教师成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第一守门人”，但他们的工作状况如何？当危机事件来临时，他们是否能第一时间寻求到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在长宁区，区精神卫生中心、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与54所中小学正联手织起一张青少年心理健康保护网。“医疗机构理应成为教育机构的专业后盾，医教结合共同促进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院长沈颉说。
心理教师其实任务繁重
根据上海市教委相关规划要求，至2020年，中小学心理教师将基本实现专职。长宁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常务副主任、长宁区教育学院德育室副主任郑云飞介绍，区内中小学共有60余名专兼职心理教师，达到100%学校覆盖，“专职教师多毕业于各高校心理学系，也有部分来自教育系、卫生等专业；兼职教师虽然大多来自其他学科，但基本具备相应的上岗资质。近年来，心理教师的专业和专职程度总体呈不断上升的态势。”
每周一定课时的课堂教学、每天在辅导室开设1至2小时的个案咨询、每年“心理健康活动月”的科普活动、不定时的各级培训计划……许多人眼中“空闲”的心理教师，其实也有着繁重的任务。然而，最让他们感到棘手的，还是突发的严重心理危机事件。
去年，成绩优异的佳莹在中考遭遇滑铁卢，进入了区内一所普通高中。这个文静清秀的女孩很快成为班级的佼佼者，但她却对大家的厚望感到不堪重负。给好朋友留下“我想不通”的短信后，她站上了教学楼顶。
“那天是周末，接到电话时，我正好在地铁上，就赶紧出站奔向了学校。”长宁区精卫中心副主任医师郑宏回忆。此后，在家—校—医—辅导中心的多次四方圆桌会议中，佳莹冲动的原因浮出水面：除了在校压力外，家庭关系的紧张也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我们邀请她的母亲共同参与家庭治疗，从第一次全程抱着手臂的抵抗态度，到后来愿意主动发微信表达自己的困惑，母亲的改变也让孩子越来越好。”
“以往学生有了心理问题，大多由班主任、心理教师直接和家长谈话，双方容易兜圈子、绕弯子。”在郑宏看来，第三方医疗机构的介入除了带来医疗视角外，也能客观减轻双方的压力，让谈话在更有序的状态下进行。“我们希望心理教师主要能做好普及知识、早期预防介入的工作，能筛查识别高危学生，并尽快转介，最大程度避免悲剧的发生。”
从四方联动到“心理顾问制”
2017年，长宁区率先在本市出台首个区级《中小学校学生心理危机综合干预实施方案（试行）》（下称《综合干预实施方案》），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合作、学校负责、家庭配合、社会参与”的联动模式，将学生出现的心理危机事件分为重大、严重与一般三级，并对干预流程按一天内、一周内、一个月内等进行详细规定，包括危机备案、心理辅导、医疗干预、团体心理督导等。复旦中学心理教师杜晓雅记得，通过该联动机制，四方携手成功地让一名由于家庭变故产生抑郁、躁狂情绪的高三男生获得及时治疗并顺利完成学业。
不过在许多心理教师看来，病例转介说来简单，实际操作却仍有一定难度。“一来转介前需要专业的识别和筛查；二来转介目前需要通过学校、辅导中心、教育主管部门层层上报，若出现重大危机事件，耗时较长；三来大多数学生最终需要回归学校与社会，后续康复训练难以单凭师资力量在校内完成。”郑云飞坦言，如同“双向转诊”，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也要“双向转介”，为此，长宁区将再开先河——10月，作为长宁区创建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建设的重要举措、《综合干预实施方案》的精深开展，在现有的四方联动基础上，区内将施行《中小学校“心理顾问制”工作实施方案（试行）》。
“在与中小学多年的接触中，我们发现，初中是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危机的重灾区。”郑宏介绍，为此“心理顾问制”首批选取区内5所“联盟校”初中进行试点，由区精卫中心副院长季卫东担任总督导，郑宏等5名专家分别对接一所学校。“该制度将主要解决心理障碍学生的识别、筛查和转介工作，并保证第一时间赶赴突发事件现场进行干预。”郑云飞透露，一年试点后，区内将全面铺开“心理顾问制”，让“医教结合”再上新台阶。
据悉，2018年至2019年6月，长宁区精卫中心干预区内中小学共14例苗子事件。“我们没有处方权，只能根据学生初步症状提供建议，以往由家长自行带孩子就医时，难免出现隐瞒病情等情况，耽误就诊最佳时机。”杜晓雅说，从四方联动到“心理顾问制”，心理教师的底气更足了，“区精卫中心与辅导中心的加入让我们感受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心理教师亟待处置自身情绪
正如杜晓雅所言，不同于语数外等传统科目，心理教师在大多数学校是“寂寞”的——没有教研组，独守心理室，面对越来越高的心理教育要求，除全力以赴外，还要独自面对来自各方的不理解声音。“虽然心理健康的社会关注度正日趋提高，但在校园内，唯分数论、唯升学论的态度让不少家长与孩子坚持拒绝就诊。”郑宏说，“虽然设置了心理教师岗位，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绝非心理教师一个人的责任。”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协会（NASP）研究，每1000名学生需配备1名学校心理学家。“目前上海中小学85%以上配备了心理教师，但人员存在一定流失率。”据了解，上海市范围内作为区域心理健康教育枢纽的辅导中心，需负责包括区内各项心理健康教育指导、24小时热线服务接听、个案咨询和危机干预等工作，但普遍只设置了2至3名从业人员，人员存在较大缺口。
杜晓雅坦言，按照目前的心理课时量及绩效工资方案，心理教师的收入是较低的，同时由于课时少，职称评定和年度考核都可能受到影响。“不少学校通过加课、参与社团拓展课程辅导等补贴绩效，但这样一来，其专职性是否又打了折扣呢？”郑云飞建议，为了稳定队伍，保障心理健康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教委相关文件中“心理教师享受班主任待遇”等政策需要得到有效落实。郑宏更提到，危机事件干预后，心理教师自身也需情绪处理，专业督导和心理体验极为关键，但相关费用高昂（专业督导或心理体验的费用很少低于600元/小时）。
选择这份“与血和泪打交道”的工作已十年有余，杜晓雅说，三分之二的大学同学选择了出国、读研与企业，而她坚守心理教师岗位的原因是“喜欢”，“让学生们在谈话的关怀中找回快乐与价值，是心理教师的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