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中国” 脚踏实地——行走在大地上的新闻课

　　

　　2019年，刘浩然所在的贵州组正在采访平塘特大桥桥下村民。复旦新闻学院供图

　　摄像机架着，镜头前的农家乐老板却嘴巴紧闭。负责记录的吴争盯着笔记本心想，采访大概要凉了。

　　新闻学院2020级本科生吴争，是复旦大学“记录中国”项目苏州组5位组员之一。他们这次采访的是位于太湖中间的西山岛明月湾村。

　　按之前村党支部书记的介绍，这位农家乐老板曾是当地“刺头”，开办农家乐后生活好转，在村民中挺吃得开。学生们琢磨着，或许能用他的故事以小见大展现古村落的发展。

　　可问题一个个抛过去，农家乐老板都只是简单吐几个字，就再也一言不发。采访在尴尬的气氛中草草结束。

　　聊起这段经历，学生们很沮丧，随队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翁之颢却觉得珍贵。“课本里不会教给学生这些东西。比如与人交往的能力、对社会的洞察力等，都只能在实战中积累经验。现在的同学们国际视野、知识储备都非常优秀，但他们离基层太远，离中国的现实社会太远。”

　　“记录中国”项目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澎湃新闻合作发起，至今已连续开展6期。其间，大学生们的足迹遍及全国23个省份，从中西部脱贫攻坚，延伸到东部沿海城市开发开放，再到大国工程的建设，涵盖78个县市，采访对象超过500人。除此之外，还有与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合作展开的社会调研项目“行走长三角”，新闻学院自主策划的“新闻前线”系列社会实践项目等。

　　“中国新闻教育如何走出自己的道路？这是复旦新闻学院一直在思考的命题。走出校园、走出象牙塔，学生才能对国家、对社会有更完整的认知。他们自己走过的地方，才是他们真正感知到的中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张涛甫说。

　　“把课堂搬到大地上”

　　吴争第一次听到“记录中国”是在入学之前。“可以说，‘记录中国’是让我选择复旦新闻的理由之一。”她笃定地说。

　　这个戴着眼镜、圆圆脸的女生来自江苏南通，热爱文学，《红楼梦》读过12遍。她的高考分数达到北大的录取线，但拟录取的专业不是自己喜欢的，于是又到复旦了解情况。

　　在复旦新闻学院的校舍里，吴争从讲解老师的口中听到“记录中国”这个项目时，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记录中国”的主题与国家的时代发展紧密相关：2016年的主题是“打赢脱贫攻坚战”，2017年是重走80多年前西南联大西迁之路，2018年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聚焦大国工程，2020年则是聚焦家乡之变。这些报道并没有因主题的宏大变得枯燥，而是有人物、有细节，能让人读得进去。有篇报道吴争印象很深，它细致描写了一位渔民的一天，展现了当地渔业的现状。

　　“国家层面的改变还是要落到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做记者就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看到事物的不同面。”她感到小时候对新闻的热情被点燃了，更坚定了学新闻的想法。

　　为吴争做讲解的是新闻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许愿。她是“记录中国”的项目负责人。许愿记得，2016年3月项目刚启动时，复旦新闻学院的教师和澎湃新闻的记者坐在一起讨论框架，强调最多的一点是，“不能走马观花”，要让学生们“真刀真枪”地参与一个完整的新闻生产过程，自己确定选题、采访、写作、最后发表报道。

　　澎湃新闻政治新闻部总监陈良飞当时也在场，“我发现学生们的习作都是围绕着复旦周边，虽然这些也是现实，但学生们似乎可以关注得更广阔一些，能够去感受中国时代发展的脉搏。”

　　最后商定，除学院教师外，每组配一位澎湃新闻记者作为业界教师跟随。“可以说，是把课堂搬到了大地上。”陈良飞总结。

　　今年5月，临近期末，2021年暑期“记录中国”项目开始报名，主题为“大国小镇”，即通过深度采访小镇，由点到面展现国家建设发展的面貌。线路主要分为5条：云南省大理州沙溪古镇、贵州省遵义市茅台镇、河南省信阳市浉河港镇、江西省景德镇市瑶里镇，以及江苏省苏州市苏绣小镇。

　　吴争有些亲戚在苏州，觉得入手相对容易些，就交了去苏州的报名表。

　　同样是第一次报名的还有2019级本科生钟沁蕊。扎着马尾辫、打字超快的钟沁蕊在浙江长大，她报的是贵州组，“想到和沿海地区全然不同的地方看看”。

　　报名表中也不乏一些“老兵”。

　　已是第二次报名的2018级本科生刘浩然没有挑路线，“只要离开上海就行了”。2019年那次，他本来不是贵州组，有人想换，他觉得去哪都无所谓就换了，结果得到了至今难忘的体验——一行人坐着晃晃悠悠的工程电梯，抵达离地200多米、尚未合龙的平塘特大桥桥面，仿佛置身山岳之巅。

　　2018级本科生李大武则是第三次报名。他是海南人，但自称是“精神江南人”，所以这次报名了苏州组。他热爱写作，言谈间总流露出些乡土情怀。“当我来回穿越中国大地，它的厚重博远，一次次地提醒我：去看，观察基层的发展脚步，看大事小事，看活生生的人。”他写道。

　　打破认知

　　7月4日，苏州组出发。然而前两天的采访都不太顺利。

　　在采访那位农家乐老板之前，学生们还采访了村党支部书记，但也收获不大。“他没有谈到我们真正关心的古村落保护方面的内容。”吴争说。

　　从农家乐老板家离开后，大家就在复盘，采访到底为何失败。

　　有人提到，是问题准备得还不够充分，笼统的大问题应该拆解成更为细致的小问题。有人分析，或许是对方不喜欢镜头，不想在这么多不熟的人面前说自己的故事。还有人推测，或许是对方碍于村干部在场，不方便说心里话。

　　“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也是决定采访成败的重要因素。”李大武说，他想到去年参加“记录中国”时的一个细节。他习惯采访时用笔记本电脑做记录。随队记者就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当对着电脑敲字时，你可能无法跟采访对象有眼神交流，他不知道你的电脑屏幕上有什么，会不会分心，他心里就会有一个疙瘩。“我就学到了，要尽量去消解疙瘩，而不是让他产生这样一个疙瘩。”李大武说。

　　当天下午，苏州组迎来转机。采访对象很配合。学生们轮流发问，上午没有机会问到的内容也得到了解答。想到古村落的内容有着落了，吴争松了口气。

　　对于学生们来说，“记录中国”是一个打破认知的过程。

　　钟沁蕊原来对贵州茅台镇的概念是停留在有一个“茅台集团”，后来才知道这个小镇上就有大大小小3000家酒厂。

　　在踏足这些大小酒厂前，她以为酒厂里都是酒香味儿，没想到现场弥漫的是醋一样的酸味儿；她想象酒厂都像饮料厂一样有现代化的流水线，却没想到有的酿酒车间工作环境十分原始，酒醅堆得像小山一样，工人们都光着膀子工作，参观者还得留心脚下，以防跌到坑里。

　　在去往贵州的大桥之前，刘浩然想象造桥的工人可能会是当地民工，而实际上很多都是大学生，他们操作的是有尖端技术的机械，可实现精准测量，言语之间尽是自豪。学生们还去了员工宿舍，结果和想象中的工棚完全不一样，虽然结构简易，但生活区、休闲区、研讨区一应俱全。

　　“记录中国”项目是以问题为导向，在打破认知之外，学生们还需要自己确立报道的议题。

　　这并不容易。出发前，为了确定苏州明月湾古村的选题，吴争翻看了政府网站上的介绍，也看了不少社交平台对这个网红打卡地的华丽推荐，却很难从这些文字中了解真实的小镇生活；有一个小组提交了关于小镇方方面面的问题，随队记者开玩笑问：“你们是打算写一本书吗？”

　　但是，随着采访的深入，随队记者发现，学生们的问题逐渐开始贴近现实。

　　河南组打算探究信阳的毛尖茶叶为何不出圈。但具体如何切入？组长陈芷沁一开始没有头绪。直到她站在当地茶山上，看到烈日下依然在茶田里弯腰锄草的老妇，对当地转型之难的认识才开始变得具体——当地茶农虽已摆脱贫困，但生活依然艰苦，年轻人外出打工，留下的茶农老龄化严重。

　　贵州组的学生们思考茅台酒为何高价。一开始的重点落在稀缺性。他们获知，在当地的中国酒文化城，疫情之前每天都有大批人排队等着，手中的60元门票，最大价值是可以凭此以每瓶1499元的原价购买两瓶茅台酒，酒在出门以后立刻就可以加价1000元出售。

　　在镇上一家大酒店，他们发现，如此稀缺的酒品其实可以按1499元原价买到，但点单者却不多。为何？原来，酒店要求客人必须当场喝掉并归还酒瓶。“在无法收藏的前提下，很少有人单纯为了喝而点上一瓶茅台。”组员们在后来的成文中这样总结。

　　“数字化带来了更多信息，但并没有传递来复杂、立体的人；平台上碎片化的、快速的文字，是难以从中了解事件的全貌的。”钟沁蕊认真总结道。

　　新闻的困境

　　“老实说，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不太想做记者。”吴争说。复旦新闻学院目前实行的是“2+X”培养模式，即第一、第二学年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等方向中任选一个学习；第三、第四学年再按新闻传播学科专业的培养方案学习。所以学生们在大二升大三时还将面临一次选择。

　　吴争的感受不是孤例。复旦大学教师邵京年年都是“记录中国”的随队教师，平时也与学生关系紧密。她隐约地感觉到，新闻理论越来越深奥了，但是很多学生对学新闻的热情变淡了，对论文是“完成任务”，缺少研究后达到的收获感；还有的学生说，记者收入偏少，成就感不足，感到“靠一篇报道很难影响什么”。

　　翁之颢理解学生们的困惑，他觉得这部分折射出了当前新闻教育的困境——不够贴近现实。

　　在暑期结束后的第一周，9月3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开了一次内部讨论会，教授李良荣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硕士生、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基本的理论框架都是西方的，找不到一个是我们中国的。1956年王中教授奋斗的目标就是要建立新闻传播学的话语体系，现在过去了60多年，这个任务还是没有完成。”

　　这位在复旦任教近40年的教授、“复旦版”《新闻学概论》的著者始终强调：新闻学研究不能钻故纸堆，而要在鲜活的实践当中寻找问题。

　　“‘记录中国’就是在做这样的探索。”张涛甫说，“走出校园这样一个象牙塔，学生才能对国家对社会有更完整的认知。他们自己走过的地方，才是他们真正感知到的中国。”

　　除了最早探索的“记录中国”项目，新闻学院又陆续探索了不少社会实践项目，如与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合作展开的全新社会调研项目“行走长三角”、新闻学院自主策划的“新闻前线”系列社会实践项目等。

　　至于学生困惑的另一面，张涛甫认为，“新媒体技术革命深刻改变了我们接近信息的方式，也全方面颠覆了传统的新闻传播研究。我们需要重新构建新闻学的框架。”“一方面我们要培养学生对新技术快速理解并运用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核心能力的培养。新闻的本质还是要贴近现实。”

　　2014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全国新闻院校中第一个开出了数据新闻与可视化课程，并很快将其明确为本科生必修课。学生们必须学会挖掘、清洗、分析数据，也要会写一些代码。

　　同时，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海晏开设的“全媒体内容生产”研究生课程，也是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的无人机新闻报道业务课程。

　　在实践中，学生们确实也将课堂所学的新技术应用起来。今年“记录中国”每组学生都带了无人机前去航拍。其中，贵州组尝试了用数据新闻的方式作了报道。

　　张涛甫说：“在当前整个行业发生巨变的当下，新闻学院有责任感、也有危机感。我们需要把这种责任感和危机感转化到对中国新闻教育探路之上。”

　　期待

　　经历了一个夏天，转变已经悄然发生。

　　吴争已经下定决心未来要做记者。她说转变其实就发生在一瞬间，那是在苏绣小镇的一次采访：

　　那天她和几位组员去街采，进入一家小店时，一位40多岁的绣娘正在做直播。小店的门脸不大，进深却很长。光线远远地射进来，绣娘坐在暗处，人看上去有些憔悴。直播间里只有寥寥几位观众，但她依然努力地介绍着苏绣产品，不时生硬地夹几句“老铁们”这样的网络用语。

　　下了播，聊起苏绣，那位绣娘的表情才舒展开来。她说：“我们这一代是把苏绣带出去的一代。”年轻时，她在商场里介绍苏绣产品。为了研究苏绣，40多岁时还专门到清华美院旁听课程。而如今，她感到苏绣产业缺乏年轻人的参与，说到“有些人不爱苏绣，只是把它当作挣钱的生意”时，一度落泪。

　　她那时把吴争他们当作了真正的记者，恳切地说：“请把我们的呼声传递出去，希望有更多不带着功利目的的年轻人加入发扬苏绣文化的队伍。”

　　在那一刻，吴争好像找到了做记者的意义。“任何一个有能力和有新闻理想的人都不应该去辜负这样的期待。”她说。

　　吴争后来在“记录中国”的感言里写道：“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真正关心一个产业的存亡、一门手艺的流失，或者一群与我本来无关的人的生活。”“我真正想要关心的——更大的中国，存在于这版图中那些不曾到达的角落，存在于这山河的每一寸，唯独不存在于我的臆想。”

　　“通过‘记录中国’这些去往不同基层的实践之后，让我觉得之前的生活经历对未来的新闻生产和自己的文学写作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李大武说。

　　这次采访中，李大武对一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印象很深，他毕业后回到家乡做了一位茶叶老板，“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发展家乡。”也因此，已经大四的他为自己做的理想规划是：考上选调生去基层锻炼，以后从事社会新闻方面的工作，最后回到家乡海南，做些事业帮助家乡发展。

　　也有一些人在“记录中国”之后没有选择新闻方向，而是选择了广告等方向。“这也很好，通过‘记录中国’了解自己的兴趣，然后把精力放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不是也很好吗？”刘浩然说。

　　这次“记录中国”之行，让他印象深刻的也是一位大学生。在江西景德镇市瑶里镇，他们想采访当地老中青三代人对小镇的观察，于是找到一位学旅游管理的“00后”大学生了解情况。

　　年轻的大学生当时反应平淡：“我们这儿挺普通的，旅游开发做得也不好，没什么值得采访的。”结果第二天，这位大学生又专程跑来找到刘浩然，并提出，“能不能重新采访一次？”

　　原来，等学生们走了以后，他自己跑到镇上去遛了一圈，发现自己上大学离开家乡这些年，家乡变化其实非常大。“在这生活了很多年，就很少去留意身边的变化了。”他说。

　　刘浩然觉得，这像极了他们，只有真正去听去看，才发现原来我们的国家还有这样的人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