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音乐的“民族性”如何在原创音乐作品中得以彰显，一直是众多作曲家乃至所有中国专业音乐工作者不断寻求解答的问题。2016年4月28日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办的第三十三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将逾半个世纪以来在此一年一度的盛会上所涌现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几部原创作品以“经典，传承”为题，进行了精彩的呈现。而恰巧，整场音乐会的五部作品，均体现出不同时代的作曲家，以各自天才的方式将“民族性”融入自己的作品中。

　　在1965年第六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正值青年时期的作曲家吕其明，接受了组委会委约写作《红旗颂》的任务，当年忐忑之下以虔诚之心写就的这部交响诗，昨晚在音乐会上点燃了所有在场中国人心中的那支红烛。已近耄耋之年的吕其明先生激动的起身向乐队和观众致意。而在1959年所演出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自诞生至今，堪称中国音乐的文化符号。来源越剧唱腔的主题、精致紧凑贴合故事情节的结构与主奏乐器演奏难度和个性的彰显，都使得这部作品兼具极高的民族性与艺术性。昨晚担纲独奏的是刚刚在中国音乐“金钟奖”小提琴比赛中斩获头奖陈家怡，这位师从于《梁祝》首演者俞丽拿教授的上音大二女生，演奏中无论滑音的幅度和揉音的频率，设计上都体现其深谙“俞式”小提琴唱腔的精髓。

　　《红旗颂》中无论是国歌的动机，还是富于歌唱性的中国式旋律，都发自于作曲家对于中国在那一时期亟待继承战争年代的军旅优秀传统的认知。这也是当时整个民族最为重要的风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民族性”的直接表现。而反观《梁祝》这部作品则在那一红旗漫天的激情时代唤起了人们对于浪漫与人性真善美的追求，这也是人类最为永恒的崇高价值观，同样是“民族性”的充分显现。

　　作曲家王建民的《第二二胡狂想曲》昨晚由去年获得去年“上海之春”优秀新人表演奖与中国音乐金钟奖金奖的青年演奏家陆轶文演奏。王建民先生的“狂想曲”系列一直被视为当代民乐作品中学院派的典范。至今的四部狂想曲分别取材于云南、湖南、新疆、西北等地区的民间曲调为素材进行创作。我们从中可以从富有动感的节奏以及高度技术化的音乐语言感受到百年来受到西方深刻影响的一代作曲家对民乐创作的探索。这其中也凸显了作者对于自身感受以及对于声音本身感官体验的关切。王建民为代表的这些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的作曲家之于“民族性”，所体现出不同于前人的立场：民族性不再仅仅是创作的目的，而更多是作为一种手段。

　　另一部由许舒亚先生创作的双簧管与乐队《冬雪》，则是一部能够代表长期在国外学习的中国作曲家创作现状的杰作。以键盘打击乐和弦乐队为编制的乐队营造出优雅纯净的法式音色，点状拨弦与双簧管富有穿透力的音色营造出宛若作曲家家乡冰封冬日的壮美图景，弦乐的紧张冷峻下竖琴温暖的音色点缀其中，却又细腻的对寓春于冬这一浪漫主题加以关照。在这些在西方求学的作曲家，更加关注于如何以高度洗练、艺术化的手法，使得自身的审美取向在声音中得以彰显。而我们也欣慰的发现，以许舒亚为代表的这一批归国艺术家，透过他们的作品，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鲜活的个性，重要的是，这些个性都来自于他们自身的中国文化基因，这样的“民族性”又何尝不令人惊喜？

　　已有96岁高龄的朱践耳先生是中国当代音乐各个时期的亲历者、创造者。今年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他曾表达希望再一次完整的听一遍自己的管弦乐组曲《黔岭素描》。昨晚上交完成了这一作品在国内的第二次完整演出，遗憾的是朱践耳先生并未来到现场。我们透过朱践耳先生在上海之春演出的一部部佳作可以清晰的看出这位伟大作曲家艺术风格的变迁。《黔岭素描》这部作品深刻体现出朱践耳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西方创作观念开始深刻影响国内创作之时的姿态——一切手段都要为表达具体的音乐形象服务，这部作品中的“民族性”不再依赖于单声部线条的歌唱进行表现，但在其声音的织体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了云贵高原的旖旎壮阔与淳朴民风。这样的佳作首演于上海之春，毫无疑问其意义是深刻的。在当时面临道路抉择的中国交响曲创作指明了一条清晰的“民族性”路径。

　　本场音乐会上演的历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原创作品令人感慨，对于中国音乐“民族性”的表达方式，音乐节以逾半个世纪的持续予以诠释，第一时间推出新作，第一时间激荡严肃音乐的创作思潮，这种方式是厚重的、是极具历史责任感的。当然，今晚演出的几部作品，仅仅是上海之春所推出的繁多优秀曲目的一部分，这样适时的总结，足以繁荣上海乃至全国的音乐创作和表演艺术的发展。衷心期待本届音乐节之后的原创作品能够获得成功的呈现，并在今后成为载入史册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