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音乐会中上演新作品或是演出频率不那么高的作品，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市场接受角度来说，对指挥、乐团和演出场所都是一种挑战。经过学院内外的共同努力，国内的演出市场已经开始呈现多样化，人们对于新作品和生僻作品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乐团也逐渐开始尝试委约作曲家量身定制“专属”作品。在2015年的MISA夏季音乐节闭幕式上，美国青年作曲家AndyAkiho创作的《乒乓协奏曲》举行了全球首演。这部由上海夏季音乐节和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委约创作的作品，一经上演便获得一致好评。毕业于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中国青年钢琴家、作曲家龚天鹏自2014年签约上海爱乐乐团成为驻团作曲家后，几乎每年都会为上爱创作一部全新的委约作品，也让上海爱乐乐团不断展现了自身的活力与激情。

　　“委约创作热”不仅限于北京、上海，还蔓延到了广州。2017年，余隆和广州交响乐团在其2017/18音乐季开幕式上，首演了与德累斯顿爱乐乐团联合委约的作品——潘德列茨基《第六交响曲“中国诗歌”》。两年后，这一作品再度亮相“第36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由吕绍嘉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托马斯·鲍尔演唱，奏响这位“当代贝多芬”的最后一部交响曲。

　　《第六交响曲“中国诗歌”》用德国诗人汉斯·贝特格的德译唐诗集《中国之笛》为歌词创作，不禁令人联想到马勒的《大地之歌》。在潘德列茨基的创作中，运用中国思想或元素的极少，而这一次也可以说是他希望借助东方思想来尝试音乐创作的新突破。这部作品为男中音与交响乐团创作，共八个乐章，选用了李白、杜甫、李清照、张若虚等中国古代诗人的作品。由于《中国之笛》是二次转译的作品，事实上其内核与真正的中国唐诗已无太大关系，而抛弃了潘德列茨基一贯宏大叙事风格的这部新作，虽然在听觉上是悦耳的，配器上也十分精致，找到些许古诗词中轻盈飘逸的氛围，但并没能真正体现中国元素，就不用提中华文化的内核了。不仅如此，这部作品被冠以“交响曲”这样厚重的体裁似乎并不恰当，八个乐章不仅没有体现出交响曲原本的对比与戏剧冲突，在音响结构层面也更加倾向于带管弦乐队伴奏的艺术歌曲。为了让作品与“中国诗歌”的标题更加贴合，老潘在部分乐章间加入了二胡独奏，五声性的简短旋律令人颇感熟悉，却不能与八个乐章产生任何化学反应，不禁令人感到十分遗憾。好在无论是指挥、乐队还是男中音的表现都还令人满意，也让这部前后变化并不明显的作品有了更多的对比性。

　　上半场是新作，下半场是相对生僻的作品，用两首这样不太符合大众口味的作品打造一场音乐会，对于演出方来说十分需要勇气。谈到理查·施特劳斯，通常上演率最高的通常是他的交响诗系列，一周前的莫斯特与克利夫兰管弦乐团就曾在同一个厅内奏响了《英雄的生涯》。《家庭交响曲》并不为内地听众熟知，沪上最近一次演出这部作品大约是在2017年李云迪、艾伦·吉尔伯特与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的音乐会上。这部用传统四乐章写成的交响曲无间断地演奏了45分钟，并运用了父亲、母亲和儿子三个贯穿统一的主题，更像是一部介于单乐章交响诗与交响曲之间的作品。相对于理查·施特劳斯其他的交响诗怪诞不经的故事和音乐主题，这部《家庭交响曲》可以说很温和了。他完整地描绘了作曲家幸福的家庭生活，同时我们也可以听到曲中与《英雄的生涯》相似的片段。吕绍嘉这位挥棒过众多德国乐团的指挥，手中挥洒出的理查·施特劳斯味道十分纯正，为上海交响乐团赢得了在场所有观众的掌声。

　　今天的观众，不再仅对来自国外的名家名团趋之若鹜，也不再只守在那莫扎特、贝多芬的一亩三分地里。我们越来越渴望新人走到我们跟前，新作流入我们的耳朵。当上交与DG签约，频频登上琉森音乐节、逍遥音乐节，我们知道，写入历史的时刻正在到来。古典音乐的未来不在西方，而在东方，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