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19点30分，谭利华指挥上海爱乐乐团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演绎了三首充满家国情怀的音乐会。上半场以威尔第的《命运之力》序曲拉开整场音乐会的序幕，除此之外还有格里埃尔《降B大调圆号协奏曲》；下半场为普罗科菲耶夫《降B大调第五交响曲》。虽然三首作品的体裁各不相同但都是作曲家的经典之作，别具匠心的曲目安排，似乎营造了一个悲喜交加的意象世界。本场音乐会的三首作品似乎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个人与民族，爱与和平。暗含的线索就是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双重性，且都直接或间接与俄国相关。其中格里埃尔为圆号所做的协奏曲，给人一种期待和欣喜。

　　作曲家威尔第作为“意大利革命的音乐大师”，其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是众所周知的，这首作品是威尔第走访都灵期间，应俄国皇家剧院管理处之约创作的歌剧《命运之力》的序曲，讲述了阿尔瓦多和侯爵的女儿莱奥诺拉之间凄凉的爱情故事，表达了个人不可抗拒的悲惨命运。威尔第《命运之力》序曲以区别于贝多芬四音式命运动机的铜管齐奏，三音作为该序曲的命运动机在e小调上呈示，作曲家对于此动机的创作似乎是一种对于命运的昭然若揭，暗示了主人公莱奥诺拉内心的惊慌不安，这种不可逆转的命运力量不仅贯穿全曲，也为整部戏剧奠定了凄凉的感情基调。但其中也不乏优美而又抒情的曲调，由木管吹奏出柔和优美的旋律与弦乐轻奏下悠扬的曲调，充满了忧郁色彩又略带憧憬的欣喜，似乎诉说着阿尔瓦多和莱奥诺拉的爱情故事。但悲剧中矛盾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就像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有美好也必然存在不幸。在一段充满肃穆庄严的宗教气氛之后，以充满戏剧性张力的音乐语言显现命运的悲情底色，由此以悲剧表达了个人命运的不可抗力和音乐内在的精神力量。

　　如果说第一首《命运之力》序曲象征着悲，那么第二首可以说象征着喜，喜从何来？格里埃尔《降B大调圆号协奏曲》虽然是一首纯器乐作品，但通过对整个作品的聆听，笔者有了一种别样的情感体验，像是一对爱恋着的青年经历了离之痛——思之切——遇之喜。格里埃尔作为俄罗斯民族乐派后期的代表人物，这部圆号作品将他音乐创作的民族性展现的淋演尽致。该作品圆号的演奏者为上海爱乐乐团圆号首席郑嘉瀚。圆号作为铜管乐器声音嘹亮、圆润优美，也兼有木管柔美的音色，在他的演奏下圆号表现力丰富具有歌唱性，时而像歌谣给人温暖，时而又低沉暗哑，引人沉思。就作品带来的聆听体验而言，第一乐章快板，圆号时而像英雄般的号角不断的激越前进，时而如一股婉转延绵的暖流，就像爱恋中的青年在互诉衷肠，将刚柔并济的音色发挥的淋漓尽致。最后与乐队的协奏，重复性的出现就像回忆又像是告别；第二乐章是一个如歌般的行板，曲调抒情优美，音乐语言具有叙事性，和声的不断变化给乐曲带来了一种温暖的色彩。就像在宁静的夜晚眺望星空景使人充满幻想，宛如一首夜曲表达着少女对远方的思念；第三乐章圆号明亮且欢快，与乐队的协奏灵动而又活泼，竞相追逐像是在跳舞和欢呼，似乎象征着年轻恋人阔别已久的遇之喜。最后在热烈的情绪中以华彩独奏结束全曲。

　　如果将上半场看作对于个体命运的体现，那么下半场普罗科菲耶夫《降B大调第五交响曲》，是以“把它当作人类精神之伟大的交响曲来构思”的创作理念，对国家命运的深刻表达。普罗科菲耶夫作为苏联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音乐会上所呈现的这部作品是其在苏联时期创作的第一部交响曲，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的不可战胜的乐观主义精神。四个乐章通过主题、乐章间性格等充分对比，将作曲家细腻的情感和矛盾冲突刻画出来，给观众带来别样的视听享受。指挥家谭利华对于这部作品的演绎，对音乐内在结构张力的把握松驰有度，还注重整体结构的统一性，充分发挥作曲家丰富的色彩配器方面的优势。第一乐章行板，其歌唱性与宏伟性并具，刻画了坚定和从容不迫的“勇士”形象，充分表达了战争期间俄罗斯人民的形象特征；第二乐章以丰富的色彩配器手段，如管弦乐与打击乐的交替转换将小提琴、单簧管、圆号、小军鼓、小号、长号等引了出来，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缤纷绚丽，将普氏的幽默诙谐通过各种不同的形象，生动的演绎出来；第三乐章中抒情—叙事性的音乐语言充分体现作曲家极具现代性的创作思维。歌谣般的旋律似乎是对和平、安宁幸福生活的追求，之后更多了一份局促不安，其和声色彩也由光明向不和谐发生了暗哑的转变，暗示第四乐章开始的音乐情绪。华丽的快板乐章中，随着音乐的戏剧性发展，单簧管与小提琴的相继出现，转变了一开始低沉消极的音乐情绪，反而更加跳脱和活跃。最后音乐发展至高潮，曲调更加辉煌明亮，呈现出一片热闹和欢乐的胜利景象，似乎象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坚定以及对国家美好未来的憧憬和热情歌颂。

　　从作品时代来看，范围涉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有继承也有发展，浪漫与古典的风格相互交插，抒情性与民族性与时俱进。整场音乐会无论是歌剧序曲还是以圆号为主角的协奏曲，亦或是交响曲，似乎是以富于歌唱性和戏剧性的音乐语言，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关联，通过呼吁爱与和平，将革命与精神的光辉体现出来，共同营造了一个悲喜交加的意象世界。对题材、配器的选择与创作，不仅折射出作曲家的心理路程，也体现了指挥家别具匠心的安排和完美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