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每次跟爸爸妈妈路过少年宫，我总会停下脚步，仔细聆听从大理石大厦二楼窗口传出的阵阵歌声，有一次还对爸爸妈妈说：“我长大了也要在这里唱歌”；11岁那年，我鼓足勇气来到少年宫报考“小伙伴合唱队”，在考官面前，虽然表现得很努力，但由于正处在变声期，效果很不理想，落选的结果对我打击很大。然而我并没有选择放弃,第二年又“卷土重来”，在同一个考官面前唱我最喜欢的民歌《茉莉花》，结果真的被录取了，并师从在两年当中考了我两次的少年宫兼职指导员、上海音乐学院附小校长吴国钧老师，在少年宫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勤学苦练。在少年宫合唱队合唱的日子里，在宫领导、吴指导鼓励和辅导下，我的专业水平一步步得到提高，早期艺术生涯也一次次得到了突破：从来访的意大利游客听了我的歌要与我合影开始，到在上海市首届童声歌唱大赛得到第一名，而后又在1984年夏天，作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独唱演员”赴日本长崎进行文化交流、受到日本观众热烈欢迎、被当地媒体誉为“中国的小百灵”……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每一个脚印又都烙着少年宫的印记、流着少年宫吴指导他们辛勤辅导的汗水。

    1985年冬日的一天，我参加完市少年宫合唱排练，匆忙骑着自行车回家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还下起了鹅毛大雪。由于天黑路滑，在马路的一个拐弯处，我从自行车上摔到地下，手脚发麻站不起来，被人送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情况很严重，膝盖骨折，需要住院治疗。躺在病床上我急得直哭，因为那时幼稚的我不怕开刀，也不怕疼痛，就是怕因此失去唱歌的机会！我问医生、问闻讯赶来的少年宫合唱指导吴国钧：“今后我还能唱歌吗？”当吴指导肯定地告诉我说“不会影响唱歌”时，我才破涕为笑。当时，“要成为一名一流歌唱家”的理想和信念在我的心中超过了一切，而这个理想、这个信念，除了我自幼爱唱爱跳的性格使然外，还来源于市少年宫指导老师们对我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说到赴日本长崎演出，我的感触特别深。1984年，随“小伙伴艺术团”到那里演出之余，还曾慕名探访过《蝴蝶夫人》原型“乔乔桑”在长崎的故土墓地。1994年，也就是在10年以后，在多达200名前去应试的亚裔女高音歌唱家中，我有幸被法国电影公司选中拍《蝴蝶夫人》，主演其中的女主角“乔乔桑”。后来影片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映，引起很大轰动，奠定了我在强手如林的女高音歌唱家中的地位。这整整10年，冥冥之中似乎把少年宫和我、我和歌唱事业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休戚相关、情浓于水，再也不能分开。

    回顾我在少年宫学习唱歌的那六个春夏秋冬，我想，在少年宫，在大理石大厦二楼的合唱室，在那排有点摇晃的木质站台上，面对着少年宫所有关心我的指导员和同学，我所学到的，又岂止是唱歌的技巧；我所学到的，还包括怎样在舞台上克服恐惧，战胜自我，以及怎样在生活中磨练斗志、学会做人。记得吴指导在听了我的试唱后兴奋地说，我的声音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具有天然美声技巧的特点，他一定要通过专业化的训练，把我培养成材。还记得当时我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怯场、非常非常的怯场！怎么办？吴指导他们就一边用言辞鼓励我，激发我的自信心，一边在排练中积极寻求对策，让我在合唱队组唱中更多地担任领唱、独唱的角色。令我终生难忘的是，第一次担任独唱的我害怕得几乎不行，连合唱站台也似乎比往常摇晃得更加厉害。但望着吴指导信任而又期盼的眼神，我终于坚持着唱完了独唱……可以说，这是我一生当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独唱”。它不仅扫除了我的怯场心理，而且还给了我做人的启示：坚持就能成功，而坚持本身，则是整个人的成长与成熟，包括自己的意志、毅力。现在，我寓居纽约曼哈顿，我所钟爱的歌唱事业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并在加拿大、法国、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巡回举行独唱音乐会。可是，不管在哪，我不仅唱西洋歌曲，还唱我们中国的歌曲。我的独唱音乐会最后安排演出的都是一组中国民歌，包括那首我已经唱了几百遍、几千遍、几万遍的《莱莉花》。音乐会在鲜花和掌声中结束以后，每次都有热情的观众拥向我，兴奋地告诉我他们明白我在“唱什么”，也热爱我“所唱”的。

    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我会重新回到生我，养我、育我的故乡上海，重新走进魂牵心系的市少年宫，重新站上大理石大厦二楼合唱室那排已经有点摇晃的木质站台，向更多更多一如我当年的“小歌唱家”、“小百灵鸟”、“小蝴蝶夫人”们一展歌喉，再让歌声随“茉莉花”的芬芳传出窗口……